五月過完，六月來了。天氣一天比一天熱，熱得像蒸籠，熱得像要把人蒸熟、蒸透、蒸成乾。
田裡的麥子黃了，沉甸甸的穗子彎下了腰，風一吹，金黃色的麥浪翻滾著湧向遠方，發出沙沙的聲響，像無數人在低語。又是一年麥收季，又是一年最累的時候。林欣怡拿起了鐮刀，彎下了腰，一刀一刀地割，汗水滴在乾裂的土地上，瞬間就被蒸發掉了，連痕跡都留不下。
她不再像去年那樣笨拙了。她的手速快了，姿勢標準了，割完一壟的速度雖然還是比不上那些乾了一輩子的婦女，但至少不會被劉大鞭罵了。她的手掌上已經結了厚厚一層黃繭，握鐮刀的時候不再覺得疼，反而覺得那種粗糙的觸感讓她安心——至少證明她還活著，還在乾活，還在這個世上存在著。
她學會了在割麥的時候不想任何事情。不去想他，不去想家裡，不去想那些讓她害怕的、讓她心碎的、讓她睡不著覺的事情。她隻盯著眼前的麥稈，盯著一刀一壟，一刀一壟，把自己變成一個麻木的、隻會重複動作的機器。她的眼睛看著麥子，手握著鐮刀，腰彎著，腿站著，每一個關節都在工作，但腦子是空的。她把自己變成了一台割麥機，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感受，隻需要一刀一刀地割，割到太陽落山，割到收工的哨聲響起來，割到倒在床上就能睡著。
因為一旦停下來，腦子裡就會冒出那些不該想的東西。
她不想想他。她真的不想。她每天都在告訴自己：彆想了，彆想了，他跟你冇有關係了，你們已經結束了，不，你們甚至冇有開始過，你們什麼都冇有過。她把這些話翻來覆去地說給自己聽，像唸經一樣，唸了一遍又一遍。
但她控製不住。
吃飯的時候，她會想起去年她掰了一半的野菜糰子塞給他的樣子。他把野菜糰子接過去，冇有說謝謝，隻是看了她一眼，那一眼裡有光，亮亮的，像夏天的螢火蟲。打水的時候，她會想起他說“摔了冇人知道，你喊我”的聲音。那個“喊”字，他說得很重，像是怕她聽不見，又像是在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晚上躺在床上，她會想起那堵矮牆另一邊傳來的三聲敲牆聲——篤、篤、篤。那三聲響，輕得像貓踩在瓦片上，但她聽得清清楚楚，每一個音節都刻在耳朵裡，刻在骨頭裡，刻在靈魂裡，怎麼都抹不掉。
她把被子蒙在頭上，用力閉上眼睛，在心裡一遍一遍地對自己說：忘了，忘了，都忘了。忘了那個秋天，忘了那碗紅薯飯，忘了那本字典，忘了那根紅頭繩，忘了那堵牆，忘了那三聲響。可是忘不掉。
有些東西，越是用力忘，越是記得牢。它們像是刻在石頭上的字，你想用沙子把它磨平，磨掉的隻是石頭表麵的碎屑，字反而越來越深了。
鄧凱文也在割麥。
他在另一塊田裡，離她很遠，遠到看不清她的臉，隻能看見一個模糊的、彎著腰的身影。他知道那是她，因為他認識她的姿勢——她割麥的時候右肩比左肩低，因為右手力氣大，這個習慣從去年就有了。她的右肩低下去的時候，整個人往右邊傾斜，像一個被風吹歪的稻草人。
他隻看了一眼，就低下了頭。
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他怕自己看得太久了，會忍不住走過去。走過去乾什麼呢？他不知道。也許隻是想站在她身邊，哪怕不說話，哪怕什麼都不做，隻是站在那裡，感覺她在旁邊，感覺她存在，感覺這個世界還冇有那麼空。
他知道她不想讓他靠近。她推開他的時候，那種決絕的、不留餘地的、像砍斷一根繩子一樣的力度，他感覺到了。所以他就不靠近。
他把鐮刀握得更緊，一刀一刀地割麥，割得比誰都快，比誰都狠。鐮刀割過麥稈的聲音很脆，哢嚓哢嚓的，像骨頭斷裂的聲音。他喜歡這個聲音，因為這個聲音能蓋住腦子裡那些亂七八糟的念頭。
林欣怡坐在台下聽著，低著頭，手裡攥著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莖一圈一圈地繞在手指上，再鬆開，再繞。她聽著那些故事，心裡冇有什麼特彆的感受。不是她冇有同情心，而是她自己的苦難已經夠多了，多到她冇有多餘的力氣去感受彆人的苦難。
忽然，她被點了名。
“林知青，你是從城裡來的，你也來說說，你到了農村之後，受了什麼教育，有什麼感想？”孫乾部站在台上，手裡拿著一個筆記本，目光透過那副黑框眼鏡，直直地落在她身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過來了。幾百雙眼睛，像幾百盞探照燈，從四麵八方照過來，照得她無處可躲。林欣怡感到一陣眩暈，手心的汗把狗尾巴草的莖浸濕了，草莖變得又滑又軟，從指縫間滑了出去。她的腦子在那一瞬間變成了空白，什麼都冇有，隻有一片嗡嗡嗡的白噪音，像收音機調到空頻道時的聲音。
她站起來，腿在發抖，她儘量讓自己站得直一些，不讓人看出來。
“我……我學會了種田，學會了吃吃苦！”。
“就這些？”孫乾部不滿意，眉頭皺起來，在筆記本上寫了幾筆，“你要從思想深處挖一挖，你以前在城市裡過的是什麼生活？
林欣怡咬了咬嘴唇，手指絞著衣角，衣角已經被她絞得皺巴巴的了。她不能說城市生活不好，因為她想念城市，想念城裡的家，想念母親，想念那些書，想念那些乾淨的、冇有泥巴的街道。她不能說農村生活好，因為她的苦隻有她自己知道——那些累、那些疼、那些委屈、那些說不出口的思念，都在她心裡壓著，壓得她喘不過氣。
她站在那裡，嘴巴張了又合，合了又張，像一條被扔上岸的魚，拚命地張嘴，但發不出聲音。
“我……我會繼續努力改造自己。”她最後說了這麼一句。聲音很小，小到像是從地底下傳上來的。
孫乾部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停留的時間比平時長，像是在掂量什麼，又像是在標記什麼。他在筆記本上又寫了幾筆，然後揮了揮手，示意她坐下。
林欣怡坐下來的時候，腿軟得像兩根煮熟的麪條，膝蓋磕在板凳腿上，疼了一下，但她冇有感覺到。她的腦子裡還在嗡嗡響，眼前一片模糊，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坐下來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到散會的。
林欣怡沉默了！
她看著遠處那些正在散去的背影，那些灰撲撲的、佝僂的、疲憊的背
電報是送到大隊的，郵遞員騎著自行車，在村口按著鈴鐺喊“林欣怡，電報”。林欣怡正在地裡鋤草，聽見喊聲，扔下鋤頭就跑，跑得太快，腳下一絆，摔了一跤，膝蓋磕在石頭上，破了皮，她也冇覺得疼。她從地上爬起來，繼續跑，跑到村口，從郵遞員手裡接過那張薄薄的小紙條。
電報隻有短短幾個字：“父事已定，速回。”發報人是母親。
林欣怡拿著那張電報，手在發抖，抖得那張紙條在手裡嘩嘩響，像一片被風吹動的枯葉。“已定”是什麼意思？是好訊息，還是壞訊息？電報上什麼都冇說，隻有四個字，像四把錘子，一下一下地砸在她心上，砸得她胸口發悶，喘不過氣。
她站在原地，陽光曬在她身上，很熱，但她覺得冷。她把電報攥在手心裡，攥得緊緊的，那張薄薄的紙被她攥成了一團，紙的邊緣嵌進了掌心的紋路裡。
她去找周支書請假。周支書正坐在隊部裡喝茶，茶是粗茶葉泡的，顏色很深，茶葉梗浮在水麵上，像一根根枯樹枝。他看了電報，沉吟了一會兒，把電報湊到眼前看了兩遍，然後抬起頭看她。
“你要回去幾天？”
“我不知道。一週，或者十天。”林欣怡的聲音在發抖，她儘量控製，但控製不住。
“行，我給你批假。但你自己注意，彆耽誤太久，現在上麵查得嚴，缺勤太多不好說。
林欣怡點了點頭，轉身要走。
“林知青。”周支書叫住她。
她回過頭。
周支書看了她一眼，張了張嘴，又合上，最後隻說了一句：“路上小心。”
還是那四個字。但這一次，這四個字裡的分量，跟上次不一樣。上次隻是普通的叮囑，這一次，像是在說——你走了就彆回來了！
林欣怡走出隊部，站在太陽底下，陽光刺得她睜不開眼。她攥著那團電報，手心全是汗，紙被汗浸濕了，變得軟塌塌的，像一團濕透了的棉花。她不知道回去之後會麵對什麼，不知道父親的事是好是壞，不知道母親的身體怎麼樣，不知道妹妹有冇有長高。
但她知道，這次回去，可能不會再回來了！
不回來，她就不用再麵對鄧凱文了。她就不用每天在井邊、在田埂上、在夜裡翻來覆去地想他，想得心口疼了。
這個念頭冒出來的時候，她以為自己會鬆一口氣。會高興，會慶幸，會覺得自己終於解脫了。但她冇有。她隻覺得心口那個地方，空了一塊。不是疼，是空。像有什麼東西被人從胸腔裡挖走了，留下的不是傷口，而是一個洞，一個填不滿的、永遠空著的洞。風從那個洞裡穿過去，呼呼的，冷得她打哆嗦。
那天傍晚，林欣怡收拾好了行李。東西不多，一個帆布包就裝完了——兩件換洗的衣服，一雙布鞋，一小包紅糖，一本翻爛了的《唐詩三百首》，還有那本新華字典。她把字典從枕頭底下抽出來的時候，手頓了一下。她翻開扉頁，看著那行字——“林欣怡和鄧凱文”——那個“和”字是她自己加上去的，寫得很小，擠在兩個人名之間，像一座小小的橋。她盯著那個字看了很久，然後合上字典，塞進帆布包的最底層。
她坐在床邊，看著這間住了將近一年的土坯房。木板床，缺腿的桌子，糊著報紙的窗戶，牆角那個陶罐。她剛來的時候覺得這裡又破又臟，現在卻有些不捨。不是不捨得這間屋子，不是不捨得這個村子，不是不捨得這片黃土——是不捨得隔壁那個人。
她站起來，走到矮牆邊。矮牆不高，她踮起腳尖就能看見那邊。她踮起腳，看了一眼——院子裡空空蕩蕩，雞在牆根下刨食，晾衣繩上掛著兩件衣服，灶房的煙囪冒著煙。她看見鄧凱文從灶房裡走出來，手裡端著一個碗，碗裡是稀粥，他低頭喝了一口，抬起頭，目光正好撞上她的。
四目相對。
隔著那堵矮牆。
隔著兩米的距離。
隔著無法跨越的一切。
林欣怡趕緊蹲了下去，躲在矮牆後麵，心跳得咚咚響，像有人在裡麵敲鼓。她聽見自己的呼吸聲很重，很急，像剛跑完一場長跑。她蹲在牆根下，雙手抱著膝蓋，把臉埋在膝蓋裡，等心跳慢慢平複下來。
她猶豫了很久。她想過去跟他說句話，哪怕隻是一句“我走了”，哪怕隻是一句“保重”。但她又怕，怕自己一開口就會哭，怕自己一哭就會說出不該說的話，怕自己一說出口就再也走不了了。
最終，她冇有去敲他的門。
她寫了一封信。很短，隻有幾行字。她趴在桌上寫的時候，手一直在抖，字寫得歪歪扭扭的，比她教他寫字時他的字還難看。她寫了一遍，覺得不好，撕掉，又寫了一遍，還是不好，又撕掉。反反覆覆寫了四五遍，最後留下一張，字還是歪的，但她不想再寫了。
她把信紙摺好，塞進他家門縫裡。
然後她背起包，鎖了門，頭也不回地走了。
她走的時候，天快黑了。太陽已經落到了山後麵，天邊還剩最後一抹暗紅色的光，像一條細細的血痕，掛在天際線上。村子裡飄起了炊煙，灰白色的煙從各家各戶的煙囪裡升起來，在暮色中慢慢散開，像一層薄薄的紗。她走在土路上，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軟綿綿的，使不上勁。她不敢回頭，怕一回頭就走不了了。她的眼睛盯著前方的路，那條通往公社的土路，在暮色中灰濛濛的，像一條蛇，蜿蜒著消失在遠方。
她走到村口的老槐樹下，停下來，深吸了一口氣。老槐樹的葉子已經茂盛了，在暮色中黑黢黢的，像一把撐開的巨大的傘。風一吹，葉子嘩嘩地響，像是在說什麼，又像是在挽留。
“林欣怡！”
她渾身一震。
那個聲音，她太熟悉了。低沉，略帶沙啞，像是從胸腔裡悶出來的，每一個字都帶著一種壓抑的、剋製的情感。她聽過這個聲音無數遍——在田埂上，在井邊，在夜裡，在夢裡。她閉上眼睛都能聽見。
她猛地轉過身。
鄧凱文站在她身後不遠處，手裡拿著那封信，信紙被攥得皺巴巴的，信封已經撕開了，露出裡麵疊得方方正正的信紙。他喘著氣，胸口劇烈地起伏，像是跑過來的，又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氣才讓自己站在這裡。他的臉上冇有表情，但眼睛裡有一種她從來冇見過的光——不是憤怒，不是悲傷，是一種更複雜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像是絕望，又像是掙紮，像是想抓住什麼又知道抓不住。
兩個人隔著十幾步遠，對望著。
風從他們之間吹過去，帶著燒柴火的味道、炊煙的味道、以及夏天夜晚來臨前那種潮濕的、悶悶的氣息。老槐樹的葉子在頭頂沙沙地響，像是在給他們伴奏。
“你要走？”鄧凱文問。聲音啞得不像他的，像是一把被砂紙磨過的刀，粗糙，乾澀。
“嗯。”林欣怡說。她的聲音也很輕，輕到像是一片落葉被風吹到了地上。
“還回來嗎？”
林欣怡沉默了。她不想騙他，但她也不想說實話。她站在那裡，看著他的臉，看著他那張被夕陽染成暗紅色的臉，看著他那雙在黑瘦的臉上顯得格外明亮的眼睛，看著他那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看著他袖口脫出的線頭。她想把他的樣子刻進腦子裡，刻進骨頭裡，刻進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地方。
“我不知道。”她說。這是她能給的最誠實的答案。
鄧凱文看著她，目光一瞬不瞬地看著她，像是在辨認什麼，又像是在確認什麼。他的眼睛裡有光，那光在暮色中顯得格外亮，像兩顆即將熄滅的星在做最後的燃燒。他想把她現在的樣子記住——她的藍布褂子，她的齊肩短髮，她辮梢上那根已經褪色的紅頭繩，她瘦削的肩，她緊抿的嘴唇，她眼眶裡打轉但冇有掉下來的眼淚。
“那本字典，”他說，“你帶走了？”
“帶走了。”
“紅頭繩呢？”
“也帶走了。”
鄧凱文點了點頭，像是放心了什麼。他的嘴角動了一下，像是想笑，但最終冇有笑出來。他把目光從她臉上移開，看向遠處那片暗紅色的天空，看向那片即將被黑夜吞冇的天際線。
“那行。”他說。
他轉過身，走了兩步，又停下來。他冇有回頭，但他的背微微繃緊了，像是在用力。
“林欣怡。”
“嗯。”
“你教我的那些字，我都記得。”
他頓了一下。風從他的方向吹過來，把他的聲音吹得有些模糊，像是隔了一層薄薄的紗。
“你的名字，我也記得怎麼寫。”
林欣怡的眼淚一下子就湧了出來。她咬著嘴唇，不讓自己哭出聲。嘴唇咬破了，血的鹹味混著眼淚的澀味，一起湧進嘴裡。她用手背去擦眼淚，擦不乾淨，又擦了一下，還是擦不乾淨。眼淚越擦越多，越擦越凶，像決了堤的河，怎麼也堵不住。
鄧凱文冇有回頭。他背對著她，站得筆直，像一棵長在黃土坡上的樹，根紮得很深，風再大也吹不倒。但他的肩膀在微微顫抖，很輕，輕到幾乎看不出來。
“你要是再也不回來了，”他的聲音很低，低到像是隻說給自己聽的，“就把那本字典留好。那是……我送你的唯一一樣東西。”
說完，他大步流星地走了。
這一次，他真的走了。
他的腳步聲在土路上越來越遠，越來越輕，最後被風吹散了。他冇有回頭，一次都冇有。他的背影在暮色中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後消失在村路的拐角處，像一滴水融進了海裡，再也找不到了。
林欣怡站在老槐樹下，眼淚流了滿臉。她用手背擦了一下，擦不乾淨，又擦了一下，還是擦不乾淨。她索性不擦了，任眼淚流，任它們在臉上肆意橫行，流進脖子裡，流進領口裡，流進心裡。
她低頭，從帆布包裡掏出那本字典，翻開扉頁。天快黑了，光線很暗，但她看得清那行字——“林欣怡和鄧凱文”。那個“和”字，小小的，擠在兩個人名之間，像一座橋，像一根線，像一條看不見的、割不斷的臍帶。
她用手指在那個“和”字上輕輕摩挲，一下，兩下，三下。然後合上字典，抱在懷裡，抱得很緊很緊，緊到字典的硬角硌著胸口，疼了一下。
她轉身，走上了那條通往公社的土路。
月亮從雲層後麵露出頭來，很大，很圓，很亮。月光灑在土路上，把路照得像一條銀白色的河。她的影子投在地上，被月光拉得很長很長，像一個沉默的、孤獨的、正在遠去的驚歎號。
她走了。
夜風把村口老槐樹上的葉子吹得嘩嘩響，像是在說什麼，又像什麼都冇說。有幾片葉子被吹落下來，在風中打著旋兒，最後落在她留下的腳印上，把那些腳印蓋住了。
那封信被鄧凱文攥在手心裡，攥了一整夜。
他冇有回屋。他坐在自家院子裡，坐在那堵矮牆旁邊，把那封信展開，湊著月光看了很多遍。信上的每一個字他都認識，因為那些字是她教的。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讀，讀了一遍又一遍，讀到信紙被他的手指摸得起了毛邊，讀到那些字像是在發光，讀到他閉上眼睛也能看見。
“鄧凱文，我回城了。不知道還會不會回來。謝謝你這一年對我的照顧。那本字典我帶走了，紅頭繩也帶走了。對不起，我知道你有很多話想說，我也是。但有些話，說了也冇用。保重。”
他把信紙疊好，放進枕頭底下。
跟她納的那雙鞋墊放在一起。
跟那根剩下的紅繩放在一起。
跟那本寫滿字的作業本放在一起。
他躺下來，閉上眼睛。
腦海裡全是她的樣子。她唸詩的樣子，她教他識字的樣子，她把紅頭繩紮在辮子上的樣子，她站在老槐樹下流淚的樣子，她轉身離去的樣子。每一個樣子都像一幅畫，掛在他腦海的牆上，一幅接一幅，排了長長的一排，怎麼都取不下來。
他把被子拉到頭頂，咬著被角，不讓自己發出聲音。
被角被咬濕了，鹹鹹的，分不清是被角的味道還是彆的什麼味道。
隔壁院子，空了。
那間土坯房，門鎖著，窗戶關著，再也冇有煤油燈光透出來。那扇窗戶以前總是在晚上亮著，黃黃的、暖暖的光，從糊著報紙的縫隙裡漏出來，像一顆掉在地上的星星。現在那扇窗戶是黑的，黑洞洞的，像一隻閉上的眼睛。
他豎起耳朵聽，隻能聽見風聲和遠處的狗叫。
冇有翻書的聲音，冇有她唸詩的聲音，冇有那三下敲牆的聲音。
什麼都冇有。
鄧凱文睜著眼睛，在黑暗裡躺了一整夜。他的眼睛睜得很大，望著黑漆漆的屋頂，屋頂上的木梁在黑暗中像一道道傷疤。他不覺得困，不覺得累，隻覺得心裡那個洞越來越大了，大到能裝下整個黑夜。
天亮了，他起來，去上工。
他拿起鋤頭，彎下腰，一下一下地刨地，跟平時冇有任何區彆。他的動作很標準，很有力，每一鋤頭下去都刨得很深，像是要把這片土地刨穿。
但隻有他自己知道，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
心裡那個地方，空了一塊。
怎麼填都填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