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的案子像一張巨大的、腐爛的網，牽扯出二十條人命，橫跨了整整三年的黑暗時光。要將這張網徹底撕開，還原背後的真相，需要的不僅是勇氣，更是龐大的力量。
馬隊長雷厲風行，一聲令下，調集精幹警力，組建了專案小組，一場無聲的戰役在警局內部全麵鋪開。
第一組負責核實李默供述的每一個死者資訊，從塵封的失蹤人口檔案裡挖出被遺忘的名字；第二組馬不停蹄地奔赴各地，走訪死者生前的親友，從隻言片語中拚湊他們最後的生活軌跡；第三組在實驗室裡晝夜不休，用最先進的技術手段，將每一件“作品”上的指紋與DNA釘死在鐵證的十字架上；第四組順藤摸瓜，追查那些詭異顏料與作案工具的源頭，不放過任何一條細微的供應鏈線索；第五組死死盯著無數個監控螢幕，試圖從海量的視訊流中截獲兇手狡猾的身影；第六組與檢察院緊密對接，將散落的證據碎片編織成密不透風的證據鏈；第七組負責與媒體周旋，小心翼翼地引導著洶湧的輿情，避免社會恐慌；第八組則在後方默默支撐，確保前線的每一個人能有熱飯吃、有裝備用。
郭銘站在指揮中心的玻璃房外，靜靜地看著大廳裡燈火通明、人影穿梭的景象。無數的電話在接通，無數的腳步在奔忙，整個警隊像一台精密的機器，為了一個目標高速運轉。
一種極其複雜的情緒在他胸腔裡翻湧。
二十年前，他也曾是一個被遺忘在角落的孩子，無助、迷茫，在黑暗中獨自顫抖。
而二十年後，他站在這裡，看著這浩大的陣仗，看著無數同行為了正義而奔赴。
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命運的齒輪是如何咬合，才將那個瑟縮的少年推到了今天這個位置？
他不知道其中的緣由。
但他清晰地知道，也深刻地感受到——
那個需要躲在別人身後、祈求保護的小男孩已經死了。
現在的他，是盾牌，是利劍，是站在所有弱小之人身前的——保護者。
在案件審理方麵，市局特批由始終在一線工作的郭銘負責。
“李默的案子，涉及很多複雜的法律邊界。”郭銘站在白板前，神色肅穆，手中的鐳射筆在“李默”二字上停留，“第一個問題，也是最核心的問題——刑事責任能力的認定。”
他轉過身，目光掃過每一張年輕的麵孔：“根據目前的司法精神病鑒定報告，李默沒有精神病。他的智力正常，甚至偏高。這意味著，在法律上，他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他必須為自己的每一個行為，承擔全部的、嚴厲的法律後果。”
台下傳來一陣低低的議論聲。祁東舉起手，有些遲疑地問：“那……如果他真的有精神病呢？比如精神分裂？”
郭銘點了點頭，示意他問到了點子上：“那就需要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式。如果鑒定結果確認他在作案時不能辨認或控製自己的行為，那麼他將不負刑事責任，取而代之的，是強製醫療。”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格外沉重：“但這不代表他能逍遙法外。強製醫療可能是一輩子，隻是換了一種形式，把他關進精神病院，直到不再具有社會危害性。”
這時，林葉佳合上手中的心理側寫報告，補充道：“但李默的情況不同。他沒有精神分裂，沒有幻覺妄想。他的問題，是深層的人格障礙——典型的反社會人格障礙。這種人在法律上，一般認定為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清楚那是違法的。”
郭銘接過話頭，手指在白板上敲擊了兩下：“第二個問題，證據鏈。李默交代了二十個死者，但我們手裡目前隻有三個有完整證據鏈的案件。剩下的十七個，屍體在哪？兇器在哪？有沒有目擊證人？沒有這些，法庭上就是零。”
他看著那些年輕刑警，語重心長地說：“法律不看口供，隻看證據。沒有證據，就不能定罪。這是法律的基本原則，也是我們必須堅守的底線。不管兇手多可惡，不管我們心裡多確定是他乾的，隻要證據不夠，就不能判。我們就得靠證據。指紋、DNA、監控錄影、物證、人證。把這些零散的碎片，像拚圖一樣嚴絲合縫地拚起來，形成一個密不透風的證據鏈，讓他無話可說，讓法官無從辯駁。”
說完，他走下講台，拍了拍那個提問的年輕人的肩膀，聲音低沉卻有力：“記住，我們是警察，不是復仇者。我們要的是正義，不是泄憤。而正義，從來不是靠情緒，而是靠證據，一步步走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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