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尹酒，是個社會底層的牛馬打工人。唯一的優點就是長得還算漂亮，像個易碎沒用的花瓶。
九月的風裹著點燥意，我捏著那封印著普通二本校名的畢業證，跟著我爸走進工作的地方，帆布鞋磨著光潔的地磚，硌得慌。
工作是我爸託了三層關係才找來的，合同工，沒編製，說白了就是單位裡的一塊磚，哪兒臟哪兒累往哪兒搬。
他送我到門口，拍著我肩膀反覆說“勤快點，少說話”，我點頭應著，看著他鬢角的白頭髮，心裏堵得發酸，卻連一句“放心”都沒底氣說。
單位不大，水利底下的一個小單位，部長眼皮子抬得高，第一次見我問起畢業院校，我支支吾吾說完，她哦了一聲，眼神就淡了，再沒正眼瞧過我。
剩下的同事，要麼是有關係的，要麼是資歷老的，茶水杯泡著枸杞，電腦上掛著炒股介麵。
每天早上我蹲在茶水間的角落啃著冷掉的包子，聽著外麵同事說笑，說部長又帶誰誰誰去參加市局的會議了。
手裏的包子噎得我喉嚨疼，窗外的陽光亮得晃眼，我卻覺得自己像被扔在陰影裡的灰塵，在這方小小的辦公區裡，當牛做馬，卻連一點存在感都掙不到，悄無聲息地被邊緣化，連反抗的力氣都沒有。
我知道，這日子，還得熬，隻是我不知道，自己還能熬多久。
我有時候在想我可能是個很惡毒的人，我竟然有一些陰溝裡的老鼠一樣見不得光的想法，我想他們都能死掉……
到我下班的時候，公交車已經過了高峰期，我難得的安逸，坐在公交車最後一排，看著窗外車水馬龍，秋天的晚風吹在身上臉上，竟然讓我有點昏沉……
冷意是先於意識漫上來的，不是公交車上秋風吹著的涼，是浸了冬風的粗糲，裹著煤煙與塵土的味道，颳得臉頰發疼。
我抬手想揉，指尖觸到的卻不是棉質衛衣的領口，而是硬邦邦的粗布，磨得頸側生澀。
眼前的景象晃了晃，從寫字樓的玻璃幕牆碎成了灰撲撲的街麵，凹凸的土路，兩旁是矮矮的青磚房，挑著褪色的布幌，寫著我認得卻覺陌生的宋體字。
自行車叮鈴鈴地從身邊擦過，車軲轆碾過石子，發出咯吱的聲響，車夫拉著黃包車跑過，喊著聽不懂的本地腔調，遠處還有蒸汽火車的鳴笛，沉厚地撞在雲層裡。
腕間的電子錶還亮著，顯示著熟悉的日期，可抬頭望見的，是街邊電線杆上糊著的舊報紙，邊角卷翹，油墨暈開的地方，清晰印著“一九三一年，秋”。
風又起了，卷著地上的枯葉，也卷著遠處隱約的人聲。
我攥緊了口袋裏的手機，螢幕暗著，沒有訊號，指尖抵著冰涼的玻璃，才驚覺，那扇通往現代的門，在我猝不及防間，已然關上。
腳下的土地，是一九三一的秋，是山河飄搖的年月，而我，一個帶著現代記憶的過客，就這樣，站在了這方陌生的時空裏。
心裏的慌還沒散開，前方街口一陣嘈雜的動靜就撞進耳朵，那聲音太熟悉了，熟悉到讓我後頸發麻：
是我們張部長那副頤指氣使的嗬斥聲，是劉姐尖著嗓子抱怨的腔調，是王哥咋咋呼呼的嚷嚷，還有幾個同事互相推諉的敷衍話，揉在一起，和在單位裡每日的聒噪分毫不差。
我僵著身子探出頭，眼前的畫麵讓我渾身冰涼。
街口的空地上，站著的竟是我們單位所有人，一個不落。
張部長依舊踩著高跟鞋走在中間，沒了精緻妝容，裹著件灰布長衫，卻還皺著眉指揮旁人，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樣，和平時甩活計給我時一模一樣；
劉姐挽著個粗布包袱，正拉著女同事低聲嘀咕，眉眼間的嫌棄和嚼舌根時沒半點區別；
王哥扛著個木箱子，嘴裏叼著根乾煙桿，喊著別人搭把手，活脫脫還是單位裡指使我搬東西的樣子；
其他的一些阿姨也縮在一旁竊竊私語，事不關己的模樣，和平時把雜活推給我時如出一轍。
他們顯然也剛到這裏，個個臉上掛著惶然和焦躁，卻依舊改不了骨子裏的毛病，吵吵嚷嚷地計較著誰的東西多，誰該去探路，互相推諉，雞飛狗跳，和在單位裡搶功勞、甩黑鍋的光景，毫無二致。
沒人注意到躲在牆後的我，這群人眼裏，從來隻有彼此的高低，我這個平日裏被他們呼來喝去、邊緣到透明的小角色，本就入不了他們的眼。
風卷著枯葉打在我腳邊，遠處隱約傳來火車的鳴笛聲，沉厚又悶啞，像這亂世的一聲嘆息。
我看著街口依舊吵作一團的他們，心裏的惶恐瞬間裹上了一層絕望。
原以為穿越是逃離那個令人窒息的單位，逃離這群糟心的同事，可萬萬沒想到，跌進這山河飄搖的1931年，竟還是甩不掉這一整個單位的冤家。
這兵荒馬亂的前路，本就舉目無親，如今還要和這群人困在一處，想想都覺得喘不過氣。
此時，腦海中響起一道冰冷的機械音：
“係統任務觸發：七十二小時內，引起日本憲兵特高課課長霜見和也的注意，任務失敗將永久滯留此時空。”
我看著身上已是洗得發白的學生裝，斜挎的帆布包裡憑空多了本燙金封麵的《史記》。
正怔忡間，身後突然傳來熟悉的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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