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埃及的命運始終被陰霾籠罩。第一次中東戰爭的失利，讓埃及國內的政治與經濟狀況雪上加霜，通貨膨脹加劇，失業率飆升，廣大民眾食不果腹。
以法魯克國王為首的封建統治集團卻依舊腐朽奢靡，對內壓榨民眾，對外則屈從於英國的殖民控製，這讓民眾、士兵與下級軍官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廢除不平等的英埃條約、推翻封建王朝、實現國家真正獨立，成為埃及社會的共同呼聲。
在這場洶湧的民族解放浪潮中，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由軍官組織”悄然崛起，成為領導埃及革命的核心力量。這個成立於1945年的秘密組織，由在埃及軍事學院任教的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發起，聯合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爾、查卡裡亞·毛希丁等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思想的青年軍官建立，成員多為愛國的中下級軍官。
其宗旨明確而堅定：反對英國在埃及的殖民佔領，推翻法魯克封建王朝的**統治，讓埃及人真正管理自己的國家。
1948年5月，巴勒斯坦戰爭（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自由軍官組織抓住契機，在前線士兵中積極開展秘密活動，宣傳民族獨立思想，組織愛**官抵製腐朽指揮，其影響力在軍隊中迅速擴大。到1950年初，組織正式成立執行委員會，納賽爾以其卓越的組織能力與堅定的革命信念，當選為執行委員會主席，成為組織的核心領導者。
為了擴大革命影響，1950年下半年，自由軍官組織開始秘密出版《自由軍官之聲》報及各類宣傳小冊子，明確提出“建立愛**隊”“推行代議製zhengfu”等政治主張，並主動與國內其他進步黨派、愛國報社建立聯絡，形成了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截至1952年初，組織成員已發展到數百人，遍及埃及軍隊的步兵、裝甲兵、空軍等各個兵種，一張推翻封建王朝的大網悄然鋪開。
1952年1月6日，開羅軍官俱樂部管理委員會改選，自由軍官組織的代表以絕對多數當選。這一結果讓法魯克國王感到恐慌，他立即下令解散新當選的管委會，同時借軍隊人事調動之機，試圖將自由軍官組織的核心成員分散到各地，瓦解革命力量。國王的高壓舉措，徹底打破了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平衡，也促使自由軍官組織執行委員會下定決心——提前發動革命。
1952年7月22日夜，代號“解放”的革命行動正式啟動。按照預定計劃，參加革命的部隊兵分多路，首先對埃及軍隊的高階軍官展開秘密逮捕，迅速控製了軍隊的指揮體係；隨後，革命部隊分頭佔領了開羅及周邊的重要軍事據點、機場、橋梁與廣播電台，切斷了封建王朝的通訊與調動渠道。整個行動有條不紊，幾乎冇有遭遇激烈抵抗。
7月23日清晨，當開羅市民走出家門時，看到的已是遍佈街頭的革命士兵與飄揚的革命旗幟，廣播電台迴圈播放著革命委員會的宣言，宣告革命取得初步勝利。此時的法魯克國王困在亞曆山大的王宮之中，已成孤家寡人。
7月26日，在革命部隊的強大壓力下，法魯克國王被迫簽署退位宣告，帶著家人登上流亡國外的遊艇，結束了其腐朽的統治。儘管他未成年的兒子福阿德二世名義上繼位，但埃及的實際政權已完全落入自由軍官組織手中。
革命勝利後，自由軍官組織迅速組建新政權：由組織主席穆罕默德·納吉布擔任革命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納賽爾擔任秘書長，代行議會職權。9月7日，納吉布出任埃及首相，同時兼任陸軍大臣與航行大臣，新zhengfu隨即推出一係列改革舉措——9月9日頒佈的《土地改革法》尤為引人注目，該法案明確規定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擁有量不得超過200費丹（1費丹約合6.3畝），超出部分由zhengfu強製征購後分配給無地、少地農民，從根本上打擊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不久後，新zhengfu又宣佈廢除1923年憲法——這部憲法長期以來代表著地主資產階級與王室的利益，它的廢除標誌著法魯克王朝的殘餘勢力被徹底清除。
埃及革命的爆發，讓遠在倫敦的英國zhengfu陷入焦慮。作為曾經的殖民宗主國，英國在埃及擁有巨大的經濟與軍事利益，尤其是蘇伊士運河的通行權，直接關係到英國與遠東殖民地的聯絡。
美國介入埃及事務，必然會觸動英國的敏感神經。但在費爾多看來，昔日的“日不落帝國”早已不複當年榮光，二戰的消耗讓其國力大幅衰退，在中東的影響力日漸式微，根本不足以成為美國介入埃及事務的阻礙。
費爾多的戰略構想十分清晰：美國無需強求埃及完全導向自己，更不必將其打造成軍事基地——那樣隻會引發埃及民眾的反美情緒與蘇聯的警惕。美國的核心目標，是確保埃及在關鍵時刻“聽話”，尤其是在蘇伊士運河的通行權與中東地區的穩定問題上，與美國保持戰略協同。
這份關於介入埃及事務的戰略報告，已被費爾多整理完畢，靜靜等待著即將入主白宮的新主人——一個新的中東戰略，即將在美國的主導下展開。不過在這之前，要好好準備一番；並且已經同杜魯門打過招呼，一切都是為了美國利益。
對於靜等退休的杜魯門來說，冇有必要拒絕空軍總司令的提案；再說還是關乎美利堅國家戰略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