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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教授的右臂，是在第三次鍼灸之後徹底抬起來的。
那天早上他站在浴室鏡子前，習慣性地用左手去夠牙膏，夠到一半忽然停住了。他試著抬起右臂，那隻被肩周炎折磨了六年的手臂，一點一點地舉起來，舉過胸口，舉過肩膀，舉到與肩平齊的位置。
冇有疼。
他又往上舉了一點。還是冇有疼。
他愣在那裡，看著鏡子裡自己舉著右臂的姿勢，像一尊雕塑。
六年前，他的右臂開始出問題。一開始隻是偶爾酸脹，他冇當回事。後來變成持續的鈍痛，他還是冇當回事。再後來，手臂抬不過肩膀了，穿衣服要人幫忙，開車要忍著疼，他纔去看醫生。
理療，吃藥，注射，都試過。冇用。
最後醫生跟他說：你這個年紀，這種病，隻能等它自己慢慢好。也許五年，也許十年，也許永遠不會好。
他就這麼等了六年。
六年裡，他學會了用左手做幾乎所有事。吃飯，寫字，開車門，拿東西。他把那套習慣練得爐火純青，以至於他的學生們都以為他是個天生的左撇子。
現在，他的右臂好了。
他放下手臂，走出浴室，站在臥室窗前，望著窗外康涅狄格州深秋的景色，忽然想起三十年前第一次來美國時，在紐約看到的那座自由女神像。
那時候他覺得，這個世界上冇有什麼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隻要有錢，有技術，有製度，一切都能搞定。
三十年後的今天，他站在窗前，右臂能抬起來了。
而解決他問題的，不是錢，不是技術，不是製度，是一個從中國來的年輕人帶來的一個老頭，那個老頭連英語都不會說，每天就靠著一雙手和幾根針，在他肩膀上戳來戳去。
穆勒教授搖了搖頭，笑了一下。
那笑容很複雜。
上午九點，他準時出現在耶魯的辦公室裡。秘書琳達看到他進來，愣了一下。
“教授，您今天……有點不一樣。”
穆勒把公文包放在桌上，轉過身看著她。
“哪裡不一樣？”
琳達想了想，說：“您的肩膀，好像平了。”
穆勒活動了一下右肩，那隻手臂靈活得像年輕時一樣。
“琳達，你知道中國人有一句話嗎？”
琳達搖了搖頭。
穆勒說：“叫做‘妙手回春’。”
下午三點，田文接到了穆勒教授的電話。
電話那頭的老頭聲音洪亮，帶著德語口音的英語在話筒裡嗡嗡作響：
“田先生，今天晚上有空嗎？”
田文正在整理新一批的名單。他放下筆，說：
“有空，教授。”
穆勒說：“那好。晚上七點，來我家。有幾個老朋友想見見你。”
田文沉默了一秒。
“老朋友？”
穆勒說：“都是些和我一樣的老傢夥。一個搞材料的，一個搞晶片的，一個搞生物醫藥的。他們的身體都不如我。你那箇中醫老頭，能帶過來嗎？”
田文說：“能。但他英語不太好。”
穆勒說：“沒關係。我們有翻譯。”
他頓了頓，聲音低了一些：
“田先生，你不知道，我們這些人，年紀大了之後，最怕什麼。”
田文說：“什麼？”
穆勒說：“不是死。是疼。”
電話結束通話。
田文坐在那裡，看著窗外的曼哈頓，很久。
然後他拿起電話，撥通了萊拉的號碼。
“萊拉，今晚有空嗎？”
晚上七點，紐黑文。
穆勒教授的家坐落在一條安靜的街道上，是一棟殖民地風格的老房子，白色外牆，黑色百葉窗，門前有兩棵高大的橡樹，葉子已經黃透，在十一月的晚風中簌簌作響。
田文的車停在門口時，天色已經完全黑了。
他下車，從後備箱裡扶出那位老中醫，姓周，六十多歲，頭髮花白，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灰色中山裝，手裡提著一箇舊木箱。周老頭是程墨從國內幫忙找的，說是祖傳七代的中醫，在邊城那邊很有名，但因為英語不行，一直冇出過國。這次是程墨親自做工作，他才答應來美國待三個月。
田文冇有告訴他來美國是乾什麼的。隻說給人看病。
周老頭也冇問。
他隻是每天拿著那幾根針，在那些白人老頭身上戳來戳去。戳完之後，那些白人老頭就不疼了。
對於周老頭來說，這就夠了。
萊拉從副駕駛下來，穿著一件簡單的黑色羊毛大衣，頭髮披著，臉上化了淡妝。今天下午田文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她正在圖書館寫論文。聽到“今晚有空嗎”幾個字，她愣了一下，然後說：“有。”
她冇有問去哪兒，冇有問乾什麼。
隻是換了一身衣服，等在宿舍樓下。
此刻，她站在那棟老房子前麵，看著那些被風吹落的黃葉，忽然覺得，這個世界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
田文走到她身邊。
“緊張嗎？”
萊拉搖了搖頭。
“不緊張。隻是……”
田文說：“隻是什麼？”
萊拉說：“隻是有點奇怪。”
她看著他。
“您為什麼會帶我來這種地方？”
田文想了想。
“因為你學社會學的。這些人，都是你研究的那種人。”
萊拉愣了一下。
“什麼？”
田文說：“精英。老派的學術精英。掌握著資源、人脈、話語權的人。你不是想研究社會邊緣人群嗎？邊緣的另一邊，就是這些人。”
他頓了頓。
“你總得看看另一邊長什麼樣。”
萊拉看著他，眼睛裡有一種很難說清的東西。
然後她點了點頭。
門開了。
穆勒站在門後，穿著一件深藍色的羊絨衫，臉上帶著那種老派德國人特有的矜持的微笑。他看到田文，點了點頭。看到周老頭，微微欠身。看到萊拉，目光停了一秒。
“這位是？”
田文說：“我的助手，萊拉。哥大學生，社會學專業。”
穆勒的眼睛亮了一下。
“社會學？好。好。”
他側身，讓他們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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