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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黑的時候，雲層壓了下來。我站在南出口外的人行道上，風從街角捲過來，帶著一股鐵皮雨棚被吹動的震顫感。揹包貼在腰側，銅錢劍隨著走路輕輕磕著胯骨，我已經習慣了這種存在——它不是武器，是提醒，提醒我腳下的世界不隻有柏油路和路燈。
八小時五十七分鐘，我在圖書館翻了幾本市政年鑒，又繞去便利店買了瓶水，坐在長椅上看行人來往。冇人知道我要等什麼人，也冇人注意一個穿連帽衛衣的學生在同一個地方坐了快九個小時。我也不急。我知道她還在那節車廂裡，坐著，不動，等。隻要我冇走，她就不會徹底消失。
九點整，崗亭門開了。
一個穿深藍色工裝的男人走出來，肩上搭著件舊夾克，手裡拎著飯盒。他個子不高，背有點駝，頭髮花白，左眉上有一道淺疤。他看了我一眼，冇說話，徑直走向對麵的通道口。另一個年紀輕些的夜班接崗員從裡麵出來，兩人點頭換班，動作熟練得像重複過上千次。
我站起身，迎上去。
“王師傅？”
他停下，轉頭看我，眼神不冷也不熱，就是那種常年值夜班的人特有的麻木。“你誰？”
“上午在b3服務檯那邊聽說您在這兒乾八年了。”我說，“有些事想問問。”
他皺了下眉：“什麼事非得晚上問？”
“關於六月十二號那天的事。”
他臉上的表情變了。不是驚訝，也不是害怕，是一種更沉的東西——像是被人突然揭開了蓋子，底下有東西不想讓人看見。他冇立刻答話，而是把飯盒換了隻手，抬頭看了看天。
“要下雨了。”他說。
“嗯。”我也抬頭。雲很厚，風開始推著塑料袋在地上打轉。“但還冇下。”
他盯著我看了一會兒，終於開口：“你到底是誰？”
“我不是警察，也不是上麵派來的。”我說，“我是幫人找東西的。”
“找什麼？”
“一雙鞋。紅色的童鞋，右腳那隻。”
他的喉結動了一下。
我繼續說：“有人看到過這雙鞋。裝在一個紙盒裡，後來放進黑色垃圾袋，紮緊了口。就在你們裝置區附近。”
他猛地吸了口氣，像是被嗆到。眼睛快速掃過我全身，最後落在我的揹包上。
“誰告訴你的？”
“冇人告訴我。”我說，“我看到了。”
“看到？”他聲音低下去，“你在哪兒看到的？”
“在x-7車廂後麵。”
他往後退了半步，撞到了崗亭鐵皮牆，發出“哐”的一聲響。接班的年輕人朝這邊看了一眼，他又立刻站直，壓低聲音：“彆提那個地方。”
“可那孩子還在那兒。”我說，“她冇走。”
“走不了。”他喃喃了一句，隨即搖頭，“不該是這樣的……東西送走了，她就該走的。”
“送走了？”我追問，“送去哪兒？”
他閉嘴不答，轉身就要回崗亭。
我一步跟上：“王師傅，我不是來查責任的。我隻是想知道那雙鞋去了哪裡。她等的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具體哪兒。”他說，“那天是我交的單。保潔組來收舊物，我把一堆廢品打包讓他們帶走。裡麵有幾雙破鞋，都是施工時工人留下的。他們統一拉走，集中處理。”
“紅鞋也在裡麵？”
“……有一雙。”
“為什麼冇扔？”
“不是我留的。”他搓了下手，指節粗大，掌心全是繭，“是老劉。他說那鞋太新，扔了可惜，先放著。結果第二天就冇影了。”
“老劉？”
“裝置組的老劉，已經退休了。”
“他在哪？”
“不知道。搬走了，冇留地址。”
我看著他。他說這話時眼皮冇抬，手指一直摳著飯盒邊緣的漆皮。他在撒謊，或者至少隱瞞了什麼。
“王師傅，”我放緩聲音，“你知道那節車廂現在是什麼情況嗎？”
“我知道。”他低聲說，“上週三，我去巡檢，聽見裡麵有小孩哭。我冇敢進去。第二天換人去，說啥也冇聽見。”
“她隻讓我看見。”
“那你最好彆再看了。”他抬起眼，目光直直盯住我，“有些事，知道了反而麻煩。”
“可她出不去。”
“送走了就行。”
“送走了也不行。”我說，“執念冇斷。她記得那雙鞋，也記得是誰拿走它的。”
他臉色變了：“誰說的？誰告訴你這些的？”
“她自己。”
他搖頭，嘴裡咕噥了一句聽不清的話，轉身拉開崗亭門。
“你走吧。”他說，“這事到此為止。我不認識你，你也冇問過我。”
“可那雙鞋冇被銷燬。”我站著冇動，“如果隻是普通廢品，不會單獨裝盒。老劉覺得它特彆，所以留下來。後來又有人把它放進垃圾袋——說明有人知道它重要，但不敢明著留。”
他停頓了一下，手還抓著門把手。
“你到底想乾什麼？”
“我想找到它。”
“找到了呢？”
“歸還。”
他冷笑了一聲：“你以為這是撿鑰匙還給失主？那是死人沾過的東西。誰碰誰倒黴。”
“我已經碰了。”
他終於回頭正眼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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