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9日的皖東平原，春風裹著淮河下遊的濕氣，懶洋洋地拂過天長市的街巷。下午兩點剛過，白塔河新大橋下的蘆葦叢還在隨風輕晃，河麵上泛著細碎的金光，若是往常，這該是吳蘭英放鵝時最愜意的光景——可這天，平靜的河麵下，正藏著一樁足以讓整座小城陷入恐慌的驚天大案。
吳蘭英今年五十四歲，是附近白塔村的村民，自打老伴三年前走了，她就靠著家裡的十二隻白鵝過日子。每天下午，她都會拎著竹鞭，趕著鵝群沿著河邊的土路走兩裡地，到新大橋下的淺灘覓食。這地方水淺草嫩，鵝愛吃，她也能坐在河邊的石頭上歇會兒，和偶爾路過的釣友、工人聊兩句。
就在三天前，她趕鵝路過時，眼角餘光瞥見橋墩下漂著塊白色的東西，像團被水泡脹的塑料布。那天風大，河浪把那東西吹得忽遠忽近，她眯著眼看了半天，隻當是哪家扔的垃圾，罵了句“冇素質”，就趕著鵝走了。可4月9號這天不一樣，風小了，河麵上的東西看得格外清楚——不止一塊，竟有三四塊白色物體散在水麵上，順著水流慢慢往淺灘漂。
“難道是哪家把病死的小豬仔扔河裡了？”吳蘭英心裡犯嘀咕。她放下竹鞭，往河邊湊了兩步，渾濁的河水能映出她的影子，那些白色物體上似乎還裹著層塑料，邊角處隱約露著點深色的東西，不像是豬仔的皮毛。
這時，不遠處傳來鐵鍬碰撞地麵的聲音。她抬頭一看，是三個穿著藍色工裝的男人——是附近硫酸廠的維修工，還有兩個瓦工師傅，正在下遊幾十米處修排汙口。這幾個人她認識，偶爾會跟她借火抽菸，或是要口涼水喝。
“張師傅！李師傅！你們過來看看！”吳蘭英朝著他們喊，聲音裡帶著點自己都冇察覺的慌張。
正在擦汗的張師傅直起腰，朝著她這邊喊：“吳大姐，咋了？鵝跑了？”
“不是！你們看那河裡，漂的啥東西？我瞅著不對勁！”
三個工人放下手裡的活，扛著鐵鍬走了過來。領頭的張師傅是硫酸廠的老工人，五十多歲，麵板被化工原料熏得有些發黃。他順著吳蘭英指的方向看去，眉頭立刻皺了起來：“這不像是垃圾啊，裹得這麼嚴實……”
“我三天前就看著一塊，今天咋多了？彆是啥臟東西吧？”瓦工李師傅湊過來，他剛從外地來天長乾活，對這邊的情況不熟，好奇心重。
“要不下去看看？”張師傅把鐵鍬扛到肩上，“水淺，到不了膝蓋。”
吳蘭英站在岸邊，心裡有點發怵，可又想知道那到底是什麼。三個男人脫了鞋，捲起褲腿，踩著冰涼的河水往中間走。春日的河水還帶著冬天的餘寒，剛冇過腳踝，李師傅就打了個哆嗦：“這水咋這麼涼！”
走了七八步，就到了那團白色物體旁邊。張師傅舉起鐵鍬，小心翼翼地往塑料布底下伸——他本來想把那東西挑到岸邊，可鐵鍬剛碰到，就感覺底下不是軟乎乎的肉，反而有點硬邦邦的。他心裡咯噔一下，手上加了點勁，輕輕一挑。
“嘩啦”一聲，塑料布被挑開一個角，露出裡麵的東西。
先是李師傅叫了一聲，聲音都變調了：“我的媽！這是啥？！”
張師傅和另一個工人也僵住了——塑料布裡裹著的，是一截人的手臂！白森森的骨頭露在外麵，麵板已經被水泡得發白，最讓人頭皮發麻的是，那十根手指的指甲上，還塗著鮮豔的圖案，粉底白花，像是盛開的梅花，在渾濁的河水裡顯得格外刺眼。
“手！是人的手！”張師傅的鐵鍬“哐當”一聲掉在水裡，濺起一片水花。三個男人瞬間忘了河水的冰涼，轉身就往岸邊跑，褲腿上的水順著小腿往下滴，跑得急了，李師傅還摔了一跤，爬起來接著跑，連鐵鍬都忘了撿。
吳蘭英在岸邊看得清清楚楚，剛纔那一眼，讓她渾身的血都涼了。她扶著旁邊的柳樹，腿肚子直打顫，半天說不出話來。還是張師傅先緩過神，掏出手機，手指抖得按不準號碼：“快……快打110！殺人了！碎屍！”
下午兩點三十五分，天長市公安局指揮中心的電話響了。接電話的民警小周剛入職半年，聽到“白塔河新大橋下發現人手”時，手裡的筆都掉在了桌上。他不敢耽誤，立刻向上級彙報，幾分鐘後，責任區刑警隊的警車就拉著警笛，往白塔河方向趕去。
訊息也很快傳到了局長王建軍的辦公室。王建軍今年五十六歲，是個從基層摸爬滾打上來的老警察，臉上的皺紋裡都藏著案子。他剛從滁州開會回來，水杯還冇來得及端，聽到“碎屍”兩個字，立刻站了起來，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走！去現場！”
跟在他身後的刑警大隊教導員李軍，心裡也沉甸甸的。李軍是醫科大學法醫專業畢業，在公安係統乾了二十三年，勘驗過的屍體不下三千具，有交通事故的、有自殺的、有他殺的，可“碎屍”還是頭一回碰到。他一邊往勘察箱裡裝工具，一邊跟身邊的年輕民警說：“帶上防腐手套、捲尺、標本瓶，再把紫外線燈帶上，現場可能有血跡殘留。”
下午三點十分，第一批民警趕到白塔河新大橋。現場已經圍了不少村民，都是聽到動靜過來的，有人拿著手機拍照，有人在小聲議論，還有人嚇得臉色發白，躲在後麵不敢往前湊。民警立刻拉起警戒線，驅散圍觀人群，李軍則帶著兩個法醫助理，踩著之前工人留下的腳印，往河中間走去。
那幾截屍塊已經被工人挑到了淺灘上，用塑料布蓋著。李軍蹲下身，戴上雙層防腐手套，小心翼翼地掀開塑料布——一共兩截屍塊，一截是從肩膀到腰部的軀乾，另一截是從腰部到大腿的下肢，都冇有頭，也冇有四肢末端。屍體的麵板已經出現輕度**，呈現出淡綠色，腹部有明顯的切割痕跡，邊緣整齊，應該是被鋒利的刀具肢解的。
“李教，你看這個。”助理小王指著軀乾的手臂，“指甲上有圖案，像是美甲。”
李軍湊過去，用鑷子輕輕托起手臂。指甲上的圖案確實清晰，粉底色，白色的花形，花瓣邊緣有細微的描邊，看起來是在專業美甲店做的。“記下來，美甲圖案是重要特征，粉底白花，像是梅花，也可能是紫荊花，回去再仔細比對。”他一邊說，一邊用捲尺測量屍塊的長度：“軀乾長68厘米，下肢長52厘米，根據比例推算，死者身高應該在1米55左右。”
他又用手指按壓屍體的麵板：“麵板彈性尚可，**程度中等，屍僵已經緩解，結合河水溫度（12℃左右），死亡時間大概在六天前，也就是4月3號前後。”
“李教，你看這裡。”另一個助理小張指著屍體的腹部，“冇有內臟，應該是被凶手取走了，還有膝蓋以下的部分也不見了，可能被拋到彆的地方了。”
李軍點點頭，心裡有了判斷：“死者是女性，體態豐滿，年齡大概二十五歲左右，生前應該冇乾過重體力活——你看她的手掌，冇有老繭，手指細長，可能是從事服務行業或者白領工作的。”
這時，王建軍也走了過來，看到屍塊的樣子，眉頭皺得更緊了：“李軍，初步判斷是什麼情況？”
“王局，應該是兇殺後碎屍拋屍。凶手作案手法殘忍，還刻意肢解屍體、丟棄內臟，明顯是為了掩蓋身份，銷燬證據。”李軍站起身，“而且屍塊是被塑料餐布包裹的，這種餐布在超市裡很常見，凶手應該是提前準備好的，不是臨時起意。”
王建軍沉默了片刻，看著河麵上的警戒線，又看了看遠處圍觀的村民：“這案子性質太惡劣了，天長從來冇出過這麼殘忍的碎屍案。馬上成立專案組，我任組長，你任副組長，所有刑警隊的人都調過來，全力以赴，必須儘快找到屍源，抓住凶手！”
下午四點，專案組在白塔河新大橋下的臨時帳篷裡召開了第一次案情分析會。帳篷裡擠滿了人，煙霧繚繞，桌上攤著現場照片和地圖。王建軍坐在中間，手指敲著桌子：“現在案子的關鍵是兩個：一是確定死者身份，二是找到作案現場和凶手。大家都說說，下一步該怎麼查？”
李軍先開口：“死者指甲上的美甲圖案是重要線索，這種圖案不是大眾化的款式，應該能找到做美甲的店。另外，死者體態豐滿，年齡二十五歲左右，身高1米55，手掌無老繭，推測她的生活場所可能在城市裡，比如美容美髮店、美甲店、歌舞廳、茶社這些地方，這些地方的女性更注重美甲，也符合她的年齡和職業特征。”
“還有拋屍地點的問題。”刑偵支隊副隊長趙剛接著說，“白塔河新大橋位於天長市東北部，靠近江蘇邊界，凶手為什麼選擇在這裡拋屍？我覺得有兩種可能：一是凶手不是天長本地人，不熟悉這裡的環境，隨便找了個河邊拋屍；二是凶手故意選擇跨區域拋屍，為了混淆視線，讓我們以為作案現場在天長，其實不在。我更傾向於第二種，因為屍塊被包裹得很嚴實，拋屍地點也選在人相對少的淺灘，說明凶手是有預謀的。”
“那作案現場應該在哪裡？”年輕民警小周問。
“應該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趙剛指著地圖，“如果凶手住在荒郊野嶺，直接在附近拋屍就行了，冇必要跑這麼遠來天長。隻有在城市裡，冇有藏屍條件，纔會選擇長途拋屍。周邊的揚州、高郵、儀征都是大城市，距離天長也近，凶手很可能是從這些地方過來的。”
王建軍點點頭，把這些分析記在本子上：“好，那我們就分三路行動。第一路，由趙剛帶隊，在天長市區及周邊鄉鎮走訪摸排，重點查最近一週內，有冇有人看到可疑車輛或人員在白塔河附近拋東西，尤其是晚上；第二路，由李軍負責，繼續在白塔河打撈，尋找其他屍塊，特彆是頭顱，隻要找到頭顱，確定死者身份就容易多了；第三路，由張勇帶隊，去揚州、高郵、儀征這三個地方，一是查交通要道的監控，看最近一週內有冇有可疑車輛往返於這些地方和天長，二是走訪當地的美甲店、KTV、足療店，尋找符合死者特征的失蹤人員。另外，再通過電視台、報紙、網路釋出協查通報，對提供有效線索的人，獎勵一萬元。”
散會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五點多了，夕陽把白塔河的水麵染成了橘紅色，可帳篷裡的人誰也冇心思看風景。李軍帶著打撈隊，乘著衝鋒舟往河中心去，衝鋒舟的馬達聲打破了河麵的寧靜，網子沉入水中，撈上來的都是水草和淤泥，偶爾有幾條小魚，卻冇有一點屍塊的影子。
趙剛則帶著人，挨家挨戶走訪河邊的村民。住在大橋附近的王大爺說，4月2號晚上，他起夜的時候，聽到外麵有汽車的聲音，好像是停在了大橋上，冇過幾分鐘，又開走了，當時他冇在意，現在想想，可能就是凶手拋屍的車。可王大爺年紀大了，耳朵不好，冇聽清汽車的型號，也冇記住牌照。
另一邊，張勇帶隊趕到儀征，先去了當地的公安局，調取了4月1號到4月9號，儀征到天長的省道、高速卡口監控。監控畫麵裡的車來來往往，大多是貨車和私家車，要在這麼多車裡找到可疑車輛，無異於大海撈針。
時間一天天過去，案子卻冇什麼進展。打撈隊在白塔河撈了三天，隻撈到一個女士拎包，款式是前兩年流行的腋下包，黑色的PU皮，上麵有個銀色的金屬扣，已經被水泡得有些變形。包裡麵裝著一塊拳頭大的石頭，還有一張身份證——身份證上的女孩叫範曉婷，1988年出生，是天長市秦欄鎮人，照片上的女孩紮著馬尾，笑容很燦爛。
這個發現讓專案組興奮起來。一般來說，冇人會把身份證和石頭放在一起，還扔進河裡，這很可能是凶手故意丟棄的，想混淆視線，也可能是死者的包。張勇立刻帶著人，按照身份證上的地址，找到了範曉婷的家。
範曉婷的家在秦欄鎮的一個小衚衕裡，院子裡種著一棵桃樹，桃花開得正豔。開門的是範曉婷的母親，看到穿警服的人，臉色立刻變了：“警察同誌，是不是我家婷婷出事了？”
張勇趕緊安撫她：“大姐，你彆慌，我們就是想問一下，範曉婷最近在家嗎？”
“不在啊，她在南方上大學，上個月還打電話回來，說五一要回家呢。”範母一邊說，一邊往屋裡喊，“老範！警察同誌來了！”
範曉婷的父親範建國從屋裡走出來，手裡還拿著扳手，像是在修什麼東西。他聽說警察找女兒，趕緊掏出手機：“我給婷婷打個電話，她要是冇事，你們也放心。”
電話撥出去，響了兩聲，就被接通了。“爸，你咋這時候給我打電話？我正上課呢。”電話裡傳來範曉婷的聲音，清脆響亮。
範建國懸著的心一下子落了下來，對著電話說：“冇事，就是警察同誌找你有點事，你冇事就好。”
掛了電話，範建國纔跟張勇說：“警察同誌，婷婷冇事，她的包咋會在河裡呢？哦，對了！去年2月22號晚上，她在天長市區逛街，被兩個騎摩托車的搶了包，裡麵有身份證、錢包、手機，當時就報警了，可一直冇找著。”
張勇心裡一沉——這條線索又斷了。那個女士拎包，隻是被搶的贓物，和碎屍案沒關係。
就在打撈隊這邊冇進展的時候，趙剛那邊卻有了個意外收穫。4月10號傍晚，趙剛正在白塔河附近的村裡走訪，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突然攔住他，說有線索要反映。這個男人叫劉強，是附近硫酸廠的工人，就是那天和吳蘭英一起發現屍塊的張師傅的老鄉。
“警察同誌，我聽張師傅說你們在查拋屍的事，我想起個事。”劉強有些緊張，搓著手說，“我有個老鄉叫陸明，住在高郵湖畔的橋灣村，他前幾天跟我說，他有個親戚，4月2號晚上路過白塔河新大橋，看到有人從車上往下扔東西。”
趙剛眼睛一亮：“你說清楚點，陸明的親戚叫什麼？在哪裡住？看到什麼了？”
“陸明的親戚叫魏秀蘭，也是橋灣村的，在天長市區的服裝廠上班，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路過新大橋。”劉強回憶著，“陸明說，魏秀蘭看到一個人從汽車後備箱裡搬東西，好像要往河裡扔，看到她路過，就把東西抱在懷裡，靠著橋欄杆，動作鬼鬼祟祟的。”
這個線索太重要了！趙剛立刻帶著兩個民警，開車往高郵湖方向趕。橋灣村在天長市和高郵市的交界處，都是土路，晚上冇路燈，車子開得很慢，直到晚上八點多，纔到陸明家。
陸明聽說警察是來查拋屍案的，趕緊說：“我帶你們去找秀蘭姐，她今天晚上在家。”
魏秀蘭的家在村東頭，是個小平房，院子裡晾著剛洗的衣服。看到警察，魏秀蘭有些害怕，雙手攥著衣角，聲音很小：“警察同誌，你們找我有事？”
趙剛儘量讓自己的語氣溫和：“大姐，我們聽說4月2號晚上，你路過白塔河新大橋的時候，看到有人往河裡扔東西？你跟我們說說具體情況。”
提到那天晚上的事，魏秀蘭的臉色白了幾分：“是……是有這麼回事。那天我下班晚了，快七點五十的時候，騎到新大橋中間，看到橋北邊停著一輛白色的轎車，後備箱開著，一個男的正從裡麵搬東西，用塑料布包著，方方正正的，看著挺沉。他看到我過來，一下子就把東西抱在懷裡，背對著我，靠著橋欄杆，我當時就覺得不對勁。”
“你為什麼覺得不對勁？”趙剛問。
“我去年冬天，也是在這個橋上，被兩個男的搶了錢包，還被推到了河裡，差點淹死。”魏秀蘭的聲音帶著哭腔，“從那以後，我晚上走夜路就怕，看到陌生男的就緊張。那天我冇敢多看，趕緊往前騎，剛騎過大橋，就聽到身後‘撲通’一聲，像是有東西掉進水裡。我回頭看了一眼，藉著路燈，看到河麵上有一圈圈的波紋，嚇得我趕緊猛蹬自行車，到家的時候，腿都軟了，坐在椅子上緩了半天。”
“那你還記得那個男的長什麼樣嗎？車是什麼牌子的？有冇有牌照？”趙剛追問。
魏秀蘭搖了搖頭，眼裡滿是自責：“我當時太害怕了，冇敢看清楚。那個男的好像穿著深色的外套，身高大概一米七左右，車是白色的，具體什麼牌子不知道，牌照也冇看清。警察同誌，我是不是冇用啊，連這些都記不住……”
趙剛拍了拍她的肩膀：“大姐，你已經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了，能記住這些就不錯了。你再想想，有冇有其他細節？比如那個男的有冇有說話，或者車有冇有什麼特彆的地方？”
魏秀蘭皺著眉想了半天，還是搖了搖頭：“冇有了，我當時滿腦子都是趕緊回家，啥也冇注意。”
雖然冇問到更多細節，但這條線索至少確定了拋屍時間——4月2號晚上七點五十左右，拋屍車輛是白色轎車。趙剛立刻把這個訊息傳回專案組，王建軍下令，重點排查4月2號晚上，天長市及周邊地區的白色轎車，尤其是往返於揚州、高郵、儀征和天長之間的車輛。
時間到了4月12號，距離發現屍塊已經過去了三天，案子還是冇有突破性進展。李軍的打撈隊依舊在白塔河裡打撈，每天都要撈上幾十袋淤泥，可除了水草和垃圾，什麼都冇有；趙剛的走訪隊排查了上百輛白色轎車，都冇有發現可疑車輛；張勇在儀征、揚州、高郵的美甲店排查，也冇找到和死者指甲圖案相符的記錄。
專案組的每個人都頂著巨大的壓力，王建軍每天隻睡三四個小時，眼睛裡佈滿了血絲；李軍因為長時間在河邊待著，得了風寒，咳嗽著還在堅持；年輕民警小周因為連續加班，在辦公室裡暈了過去，醒了之後喝了杯葡萄糖，又接著乾活。
就在大家快要撐不住的時候，張勇那邊傳來了好訊息。4月12號下午，張勇帶著人在儀征市步行街的一家美甲店排查時，店主劉芳突然指著照片上死者的指甲，肯定地說：“這個圖案我認識！是我做的！”
張勇一下子站了起來：“劉老闆，你確定？你什麼時候做的？”
劉芳今年三十四歲，做美甲已經八年了，對自己做過的款式記得很清楚。她指著照片上的指甲：“這個不是梅花，是紫荊花，香港的區花，我上個月還做過這個款式。大概十天前，也就是4月2號左右，有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帶著一個年輕女孩來做美甲，那個女孩選的就是這個款式，粉底白花，紫荊花，我記得特彆清楚。”
“你還記得那個女孩長什麼樣嗎？”張勇趕緊問。
“記得！那個女孩二十多歲，身高大概一米五五左右，體態有點豐滿，戴個眼鏡，長髮披肩，下嘴唇上還有個小小的美人痣。”劉芳回憶著，“她說話挺溫柔的，還跟我說，她喜歡紫荊花，因為她小時候在香港待過一段時間。那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像是她的姐姐，一直在旁邊催，說‘快點快點，彆耽誤事’，做完美甲，是那個女人付的錢，一共八十塊。”
“她們有冇有說要去哪裡？或者有冇有提到自己的名字？”
“冇有，那個女孩冇怎麼說話，都是那個女人在說。我當時還跟那個女孩說，這個款式很顯白，她笑了笑，冇說話。”劉芳想了想，又補充道，“對了，那個女人好像提到了‘揚州’，說‘回揚州還要開兩個小時的車’。”
這個訊息讓張勇興奮得差點跳起來——死者可能是揚州人，而且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有關係！他立刻把這個訊息傳回專案組，王建軍下令，所有在周邊市縣排查的民警，都集中到揚州，重點排查KTV、足療店、洗浴中心等休閒娛樂場所，尋找符合特征的年輕女孩。
揚州是江蘇省的地級市，比天長大得多，休閒場所也多。張勇帶著二十多個民警，分成五個小組，對揚州的每一家KTV、足療店都進行了地毯式排查。4月13號上午，在揚州市廣陵區的一家舞廳排查時，舞女莉莉看著死者的照片，突然說：“這個女孩我認識！她叫星兒，經常來我們舞廳玩，大概十天前就冇見過她了。”
張勇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莉莉，你確定是她嗎？她有冇有做過美甲？紫荊花圖案的？”
“確定！她下嘴唇有個美人痣，我記得特彆清楚。她上個月還做了美甲，就是粉底白花的，她說叫紫荊花。”莉莉說，“星兒好像是個大學生，晚上來舞廳兼職，賺點零花錢。4月1號那天，她還跟我借錢，說要給她媽媽買生日禮物，之後就冇見過她了，我給她打電話，也冇人接。”
張勇立刻要了星兒的電話號碼，撥了過去，電話響了很久，冇人接。他又問莉莉：“星兒有冇有QQ？她平時喜歡上網嗎？”
“有！她經常在舞廳的電腦上聊QQ，網名叫‘紅梅花’。”莉莉說著，開啟了舞廳的電腦，登入了自己的QQ，找到星兒的頭像，“就是這個，你看。”
張勇看著電腦上的QQ頭像，是一個女孩的自拍，下嘴唇有個美人痣，和劉芳描述的一模一樣。他立刻讓技術人員查星兒的QQ登入狀態，結果顯示“線上”。
“難道是凶手登入了她的QQ，想迷惑我們？”張勇心裡嘀咕。他想起莉莉說星兒是大學生，於是問：“你知道星兒是哪個大學的嗎？”
莉莉搖了搖頭：“不知道，她冇說過，隻說自己是大學生。”
張勇趕緊聯絡揚州的各個高校，讓他們幫忙排查有冇有叫“星兒”、下嘴唇有美人痣、做過紫荊花美甲的女學生。同時，他找到了星兒的一個同學甜甜，甜甜是星兒在舞廳認識的，也是大學生。
“甜甜，你能跟星兒視訊聊天嗎？我們想確認一下她是不是安全。”張勇說。
甜甜點了點頭，開啟自己的QQ，給星兒發了視訊請求。幾秒鐘後，視訊接通了，螢幕裡出現了一個女孩，下嘴唇有美人痣，正是星兒！
“甜甜，你找我有事嗎？”星兒的聲音從電腦裡傳出來，看起來很正常。
甜甜看了看張勇，小聲問：“星兒，你最近去哪了？莉莉說好久冇見你了。”
“我回老家了，我媽媽生病了，我回來照顧她，過幾天就回揚州。”星兒笑著說，“怎麼了？出什麼事了嗎？”
張勇在旁邊看著，心裡涼了半截——星兒冇事，這條線索又斷了。
接下來的幾天，民警又排查了揚州、儀征、高郵的兩百多個符合年齡段的女青年，有的不在本地，有的有明確的不在場證明，有的根本冇做過美甲，全都排除了嫌疑。案子再次陷入了僵局。
4月13號下午，就在專案組一籌莫展的時候，揚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的一個電話，給案子帶來了轉機。
電話裡說，揚州某大學中文係大三學生陳永芳，已經失蹤十天了。她的父母在山東安丘老家，4月3號是陳永芳母親的生日，陳永芳之前給家裡打電話，說生日當天會再打電話，可到了4月3號，父母冇接到電話，給她打手機，一直關機。父母趕緊聯絡學校，老師和同學都說，4月1號下午之後，就冇見過陳永芳了。
更可疑的是，陳永芳在宿舍的抽屜裡，還放著2000塊人民幣和1000塊港幣，她的牙刷、毛巾、換洗衣物也都在，看起來不像是出門的樣子。
張勇立刻帶著人趕到揚州某大學。陳永芳的宿舍在三樓，室友小敏看到警察，眼圈立刻紅了：“永芳是個特彆乖的女孩，平時除了上課，就是在宿舍看書，很少出去玩。4月1號下午兩點多，她還在宿舍跟我們說，要去圖書館查資料，之後就冇回來。我們以為她去同學家了，直到4月3號，她媽媽打電話來，我們才知道她失蹤了。”
“她有冇有做過美甲？”張勇問。
“做過！”小敏肯定地說，“大概半個月前，她跟我們說要做美甲，還說要做紫荊花圖案的，因為她喜歡香港。我們還笑她，說大學生做這麼鮮豔的美甲，她還不好意思了。她下嘴唇上還有個小小的美人痣，特彆明顯。”
張勇的心猛地一跳——體態豐滿、身高1米55左右、二十多歲、紫荊花美甲、下嘴唇美人痣，這些特征和死者完全吻合！
他立刻讓小敏帶他去陳永芳的床位。陳永芳的床位在靠窗的位置，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枕頭旁邊放著一本《紅樓夢》，抽屜裡的2000塊錢和1000塊港幣用信封包著，放在最裡麵。張勇讓技術人員對床鋪進行勘查，在床單上發現了幾根長髮，還有一點淡淡的血跡，可能是陳永芳不小心劃破手留下的。
同時，陳永芳的父親陳建國也從山東趕到了揚州。張勇向他說明情況後，采集了他的血樣，送到揚州市公安局法醫中心，和死者的DNA進行比對。
可問題來了——當時的DNA比對技術，要確定父女關係，需要同時有父親和母親的DNA樣本，隻靠父親的樣本，無法準確判斷。張勇立刻安排人，去山東安丘陳永芳的老家，采集她母親的血樣。
另一邊，技術人員對床單上的血跡進行了DNA檢測，結果顯示，血跡的DNA和死者的DNA完全吻合！
4月14號上午，從山東傳來訊息，陳永芳母親的血樣采集完成，送到法醫中心後，和死者的DNA進行比對，確認死者就是陳永芳！
屍源終於確定了！專案組的每個人都鬆了一口氣，可緊接著，新的問題來了——誰殺了陳永芳？為什麼要殺她？
確定屍源後，專案組把工作重點放在了排查陳永芳的社會關係上。陳永芳是山東人，在揚州上大學，社交圈不算廣，主要是同學、老師，還有一些網友。民警調取了陳永芳的QQ聊天記錄、通話記錄、簡訊記錄，一共篩選出多條資訊，經過逐一排查，最後鎖定了7個和她有密切聯絡的人。
前三個很快被排除了：第一個是陳永芳的高中同學，4月1號當天在山東老家，有不在場證明；第二個是她的專業課老師，當天在學校上課，有學生和同事作證；第三個是她的網友，兩人隻線上上聊過天，從來冇見過麵。
排查到第四個人時，民警發現了不對勁。這個人的網名叫“瘦西湖”，和陳永芳的QQ聊天記錄很頻繁，尤其是在4月1號下午。
“你們看這個。”技術人員指著聊天記錄，“4月1號下午2點41分，‘瘦西湖’給陳永芳發訊息：‘在嗎？出來玩啊，我帶你去個好地方。’陳永芳回覆：‘去哪？我還要去圖書館。’‘瘦西湖’又說：‘彆去圖書館了，出來放鬆一下，我在你們學校南門等你。’之後陳永芳就冇回覆了，結合她室友說的‘4月1號下午兩點多去圖書館’，她很可能是去見‘瘦西湖’了。”
更可疑的是，“瘦西湖”的上網地點很奇怪——4月1號之前，他的QQ登入IP都是揚州市邗江區的一個家庭地址，可4月1號之後，登入IP變成了揚州的幾家網咖，而且他還多次瀏覽天長市政府網站，檢視關於碎屍案的新聞。
“這個人肯定有問題！”王建軍拍著桌子，“立刻查‘瘦西湖’的真實身份！”
技術人員通過QQ號，很快查到了“瘦西湖”的真實資訊——顧兆安，1967年12月26號出生，大學專科文化，原揚州某國企會計，2004年企業改製後下崗，現獨居在揚州市邗江區某小區。
民警立刻對顧兆安展開調查，發現他有一輛白色桑塔納轎車，車牌號為蘇KG0962——和之前魏秀蘭看到的“白色轎車”吻合！
更重要的是，監控顯示，4月1號下午3點57分，顧兆安的白色桑塔納轎車，出現在揚州某大學南門，停留了大概十分鐘後，載著一個女孩離開了——那個女孩的穿著、髮型，和陳永芳的描述一致！
4月2號下午，這輛白色桑塔納轎車從揚州出發，沿著省道開往天長，下午六點左右到達白塔河新大橋附近，停留了二十分鐘後，又返回揚州；4月5號，這輛車再次從揚州開往天長，當天晚上返回。
所有證據都指向了顧兆安！
4月14號下午4點14分，安徽、江蘇兩地民警聯合行動，荷槍實彈，包圍了顧兆安居住的小區。顧兆安住在三樓，民警敲了半天門，裡麵才傳來聲音：“誰啊？”
“我們是警察，開門！”
門開了，顧兆安穿著灰色的睡衣，頭髮亂糟糟的，看到門口的民警，臉上冇有絲毫慌張，反而平靜地說：“我知道你們要來。”
民警上前，給他戴上手銬，顧兆安冇有反抗，隻是輕聲說：“不用這樣，不必這樣。”
審訊室裡，顧兆安一開始拒不承認，說自己不認識陳永芳，4月1號也冇去過揚州某大學。可當民警拿出QQ聊天記錄、監控錄影、轎車軌跡、DNA檢測報告時，他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了，低著頭，說出了作案的經過。
顧兆安出生在江蘇省興化市的一個農村家庭，家裡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妹妹。他從小學習就好，是村裡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1988年從四川石油財經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揚州某國企做會計，工作穩定，工資待遇也好，是村裡人眼裡的“出息人”。
2003年，為了上下班方便，顧兆安花10萬塊錢買了一輛白色桑塔納轎車，那時候的他，日子過得很滋潤，有老婆，有兒子，工作順利。可2004年，企業改製，顧兆安下了崗，每個月隻能領1500塊錢的生活費。老婆嫌他冇本事，賺不到錢，跟他離了婚，兒子跟著老婆過，隻有週末纔會回來看他。
下崗後的顧兆安，一下子冇了生活的方向。他每天在家喝酒、看電視、上網，偶爾會在QQ上找女網友聊天，約著去小旅館開房，每次給對方20塊錢。他覺得這樣的日子很頹廢，可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2007年4月1號下午，顧兆安在家上網，QQ掛在那裡，自己在網上下圍棋。突然，一個網名叫“紅梅花”的女孩加他好友，備註是“揚州大學生”。顧兆安通過了好友請求，女孩主動跟他聊天，說自己很無聊，想找個人說話。
聊了幾句，顧兆安就提出要帶她出去玩，女孩問：“玩什麼？”
顧兆安冇繞彎子，直接說：“睡覺。”
他以為女孩會拒絕，冇想到女孩一口答應了。顧兆安有點不放心，又問：“今天是愚人節，你不會騙我吧？”
女孩為了證明自己是認真的，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發給了他，還說可以在揚州某大學南門見麵。
顧兆安又驚又喜，趕緊開車往大學南門趕。下午3點50分，他到達約定地點，在附近的電話亭給女孩打了個電話。幾分鐘後，一個女孩笑著朝他走過來——正是陳永芳。
陳永芳那天穿著粉色的外套，戴個眼鏡，長髮披肩，手指上的紫荊花美甲很顯眼，下嘴唇的美人痣也很突出。顧兆安看了一眼，就覺得滿意，把她帶上車，開回了自己家。
顧兆安的家是個兩室一廳，閣樓裡放著一張床，他把陳永芳帶到閣樓上，發生了性關係。完事之後，兩人下樓，陳永芳冇事乾，就拿起顧兆安放在客廳桌上的手機，翻看起來。
顧兆安一下子就火了：“你為什麼翻我的手機？”
陳永芳也不示弱：“看看怎麼了？你手機裡有什麼秘密？”
兩人吵了起來，陳永芳說：“你等著，我要找人收拾你！”說著，就從廚房抄起一把菜刀，對著顧兆安比劃。
顧兆安被激怒了，他從鞋櫃旁邊拎起一個啞鈴，朝著陳永芳的頭砸了過去。陳永芳冇來得及躲閃，被砸中了太陽穴，當場倒在地上，冇了呼吸。
殺了人的顧兆安，一開始很害怕，可很快就冷靜下來。他把陳永芳的屍體拖到衛生間，開啟水龍頭，沖洗地上的血跡，又把帶血的衣服換下來，裝進塑料袋裡。做完這一切，他像冇事人一樣，開車去前妻家，接兒子去學校。
晚上，陳永芳的室友給她打電話，顧兆安用陳永芳的手機回了簡訊：“我在儀征，要去外地用鐳射治療近視眼，你們明天幫我跟老師請幾天假。”室友們冇懷疑，就幫她請了假。
接下來的幾天，顧兆安開始毀屍滅跡。他在衛生間裡，用菜刀把陳永芳的屍體肢解成幾截，用塑料餐布和方便袋包好，放在後備箱裡。4月2號下午，他開著車來到天長市白塔河新大橋，趁著冇人，把屍塊扔到了河裡，然後開車返回揚州。
之後的幾天，顧兆安一直活在恐懼中，每天晚上都做噩夢，夢見陳永芳來找他。他不敢在家上網，怕被警察查到，就去網咖，還經常瀏覽天長市政府網站，想知道案子的進展。直到被警察抓住，他才覺得鬆了一口氣：“終於不用再害怕了。”
在看守所裡，顧兆安悔恨交加，對管教民警說：“我對不起陳永芳，她那麼年輕，還有大好的年華；我也對不起我的兒子，我讓他抬不起頭；我更對不起我的父母，他們辛辛苦苦把我養大，我卻做了這種事。我後悔，可是已經晚了。”
2008年2月18號，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顧兆安故意殺人案。法庭上，顧兆安穿著囚服，低著頭，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當法官宣判“被告人顧兆安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時，顧兆安的身體抖了一下，當場提出上訴。
2008年6月16號，安徽省高階人民法院駁回了顧兆安的上訴，維持原判，並報請最高人民法院覈準。
2008年12月18號中午，天長市看守所的大門開啟，顧兆安被押上了刑車。臨行前，他要求見兒子一麵，可因為兒子年紀太小，家人冇同意。刑車上，顧兆安看著窗外的天空，嘴裡不停地唸叨：“對不起……對不起……”
中午十二點半，死刑執行完畢。顧兆安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價，可陳永芳的生命，卻永遠停在了2007年4月1號，那個春風和煦的下午。
白塔河的水依舊在流，新大橋下的蘆葦每年春天都會發芽，隻是再也冇有人會忘記，2007年的春天，這裡曾發生過一起震驚皖東的碎屍案，也冇有人會忘記，那個叫陳永芳的女大學生，她本應該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卻因為一場荒唐的相遇，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個案子也給所有人敲響了警鐘：網路交友需謹慎，一時的衝動，可能會毀掉兩個家庭，留下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