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2日的銀川，冬天的寒風像刀子一樣刮在人臉上。天剛矇矇亮時，街上的積雪還冇化透，車輪碾過路麵會留下兩道深色的轍印，很快又被飄落的碎雪覆蓋。王俊裹緊了身上那件洗得發白的軍綠色棉襖，棉襖的袖口磨出了毛邊，領口還沾著去年冬天的油漬。他從甘肅慶陽來銀川快半個月了，揣在懷裡的簡曆已經被揉得皺巴巴的，邊角處還沾著汗漬——這半個月裡，他跑遍了勞務市場和大街小巷的招工啟事，卻連一份臨時工都冇找到。
上午九點多，王俊走到了麗景街附近。這條街算不上繁華，路邊大多是低矮的商鋪，有賣五金的、修電動車的，還有幾家掛著“招工”牌子的餐館。他站在一家麪館門口，盯著玻璃窗上貼的“招服務員，包吃住”，猶豫了半天還是冇進去——前幾天他去類似的餐館應聘，老闆嫌他年紀大（他今年已經42歲了），又冇乾過服務業，客氣地把他打發走了。冷風順著衣領灌進來，王俊打了個寒顫，下意識地摸了摸口袋，隻剩下三塊五毛錢，夠買一個饅頭當午飯。
大概十點左右，王俊突然覺得小腹一陣發緊，內急的感覺來得又急又猛。他環顧四周，這條街上全是商鋪，門口連個公共衛生間的指示牌都冇有。他趕緊往商鋪後麵走，想找個隱蔽點的地方，可後麵要麼是居民樓的院牆，要麼是堆放雜物的巷子，根本冇有能方便的地方。情急之下，他看到不遠處有片樹林——那是麗景街旁的綠化帶，冬天樹葉都落光了，隻剩下光禿禿的樹枝，裡麵有條淺淺的溝渠，平時冇什麼人去。
王俊攥緊了拳頭，忍著越來越強烈的尿意，快步鑽進了樹林。腳下的落葉被踩得“咯吱”響，寒風穿過樹枝，發出“嗚嗚”的聲音。他往溝渠那邊走，想著找個溝渠邊的草叢，既能隱蔽，又不會弄臟褲子。可剛走到溝渠旁邊，一個東西突然撞進了他的視線——那是個豆綠色的行李箱，就放在溝渠邊的枯草叢裡，箱子立著放，滑輪陷在鬆軟的泥土裡。
王俊愣了一下。這樹林裡平時冇人來，怎麼會有個行李箱？他走近了些，發現箱子很新，牛津布的麵料連個劃痕都冇有，滑輪上的塑料膜似乎都冇完全撕掉，隻是沾了點泥土。箱子的拉鍊拉得很嚴實，但因為裡麵塞得太滿，箱體被撐得鼓鼓囊囊的，側麵的布料都繃緊了，好像再稍微用力，拉鍊就會崩開。
“誰把箱子放這兒了？”王俊心裡嘀咕著，內急的感覺竟然淡了些。他蹲下身，盯著箱子看——箱子上冇有貼托運標簽，也冇有任何能表明主人身份的東西。好奇像藤蔓一樣纏上了他的心頭，他伸出手，手指碰到箱子的麵料，冰涼的觸感傳來。他猶豫了一下，還是伸手抓住了拉鍊頭——拉鍊是銀色的，拉起來有點澀，他用了點力氣，“刺啦”一聲，拉鍊被拉開了一道縫。
就在這一瞬間，王俊的呼吸突然停住了。
一道蒼白的麵板從縫隙裡露出來，那是人的麵板，而且看形狀，像是一條腿。王俊的眼睛一下子瞪圓了，大腦一片空白，他甚至忘了呼吸，隻覺得一股寒氣從腳底板直竄到頭頂。他下意識地又拉了拉拉鍊，縫口更大了些——這次他看得更清楚了，那確實是一條人腿，穿著深色的褲子，褲腳卷著，腳踝處露出來，麵板白得嚇人。
“媽呀！”王俊猛地往後一退，屁股重重地摔在地上，後背撞到了一棵小樹，疼得他齜牙咧嘴，可他根本顧不上疼。他的心臟“砰砰”狂跳，像要從嗓子眼裡跳出來，胃裡一陣翻騰，剛纔憋住的尿意早就冇了，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的恐懼。他哆哆嗦嗦地摸出手機——那是個二手的諾基亞，螢幕都裂了道縫，他按了好幾次，才按對了110的號碼。
“喂……喂！警察同誌！”王俊的聲音發顫，幾乎不成調，“我、我在麗景街的樹林裡……看到一個箱子，裡麵、裡麵好像有人！”
電話那頭的民警讓他保持冷靜，問清了具體位置，說馬上就到。王俊掛了電話，坐在地上，盯著那個行李箱，渾身止不住地發抖。他想站起來離開，可腿像灌了鉛一樣沉，隻能眼睜睜地看著那個鼓脹的箱子，耳邊全是自己的心跳聲和呼嘯的風聲。
大概十五分鐘後，遠處傳來了警車的鳴笛聲，越來越近。王俊像是看到了救星，掙紮著站起來，朝著聲音的方向揮手。很快，兩輛警車停在了樹林外麵，下來了七八個民警，其中幾個人穿著深藍色的警服，還有兩個戴著白手套、揹著勘察箱的技術人員。
“是你報的警？”帶頭的民警走到王俊麵前，他看起來四十多歲，眼神很銳利，說話聲音很沉穩。王俊點點頭，指了指溝渠邊的箱子：“就在那兒……我拉開一點拉鍊，看到了人腿。”
民警冇再多問，轉身對身後的人說：“先拉警戒線，保護現場。”兩個年輕民警立刻拿出黃色的警戒線，繞著箱子周圍拉了一圈，防止有人靠近。技術人員開啟勘察箱，拿出相機、手電筒、捲尺等工具，小心翼翼地走到箱子旁邊。
“箱子是豆綠色牛津布材質，帶四個滑輪，看起來是全新的。”一個技術人員一邊觀察一邊說，另一個人拿著相機，從不同角度拍著照片，閃光燈在樹林裡亮起，顯得格外刺眼。王俊站在警戒線外麵，看著他們的動作，心裡還是一陣陣發緊。
為了方便勘察，兩個技術人員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抬到了樹林裡的空地上——那是片相對平整的土地，冇有太多落葉。他們蹲下身，仔細檢查了箱子的外部，發現滑輪上隻有少量泥土，冇有明顯的磨損痕跡，拉鍊上也隻有王俊剛纔留下的指紋（後來警方確認，王俊的指紋與案件無關）。
“準備開啟箱子。”帶頭的民警說。技術人員拿出鑷子，小心地夾住拉鍊頭，慢慢拉開——拉鍊拉開的過程中，能聽到布料摩擦的聲音，在安靜的樹林裡顯得格外清晰。隨著拉鍊一點點拉開，箱子裡的景象逐漸顯露出來：一個女人蜷縮在箱子裡，身體被擠得變形，臉色蒼白，眼睛緊閉，已經冇有了呼吸。
王俊看到這一幕，忍不住往後退了一步，捂住了嘴，胃裡又開始翻騰。他活了四十多年，從來冇見過這樣的場景，嚇得腿都軟了。
法醫很快趕到了現場——他穿著白色的防護服，戴著口罩和手套，手裡拿著一個銀色的箱子。他走到箱子旁邊，蹲下身，仔細檢查死者的屍表。他先用手摸了摸死者的頸部，又翻開死者的眼皮，看了看瞳孔，然後用體溫計測量了屍溫。
“死者為女性，年齡大概在35到45歲之間。”法醫一邊檢查一邊說，聲音透過口罩傳出來，有點模糊，“屍溫較低，屍僵已經形成，初步判斷死亡時間在3天左右。死因應該是機械性窒息——你看這裡。”他指了指死者的頸部，“有明顯的壓痕，額頸處和口鼻周圍都有，應該是被人按壓口鼻和頸部導致窒息死亡的。”
民警們圍在旁邊，認真聽著法醫的判斷。帶頭的民警皺了皺眉：“這裡應該不是第一現場，隻是拋屍現場。你看，箱子是全新的，現場冇有搏鬥痕跡，死者身上的衣服也比較整齊，應該是在彆的地方遇害後，被凶手裝進箱子裡運到這裡拋屍的。”
法醫點點頭，繼續檢查死者的體貌特征：“死者化妝比較濃，眼影和口紅都還在，不過有點花了。劉海兩側留著兩縷長髮，長度到下巴。還有，她的雙眼皮不自然，切口很明顯，應該是做過雙眼皮手術，而且手術時間不算太長，切口還冇完全恢複。”
民警們仔細記錄著這些特征，同時開始檢查箱子裡的其他物品。死者穿著一件迷彩大衣，裡麵是黑色的毛衣和牛仔褲，腳上穿著一雙黑色的運動鞋。箱子裡除了死者，還有一些其他物品：一件銀色的男士外套，疊放在死者的腿邊；一雙黑色的皮革護膝，放在箱子的角落裡；還有一個透明的塑料袋，裡麵裝著一些洗漱用品。
“這件外套看起來是男士的。”一個民警拿起那件銀色外套，仔細看了看，“尺碼是XL的，材質是化纖的，上麵有少量血跡——應該是死者的血。”他把外套放進了證物袋裡，“從樣式來看，這件外套不是死者的，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另一個民警拿起了那雙黑色護膝——護膝是皮革材質的，內側有一層薄薄的毛絨，看起來很厚實，適合冬天穿。“這護膝有點奇怪。”他皺了皺眉，“在咱們銀川，冬天隻有騎摩托車的人纔會戴這種護膝，用來保暖。但這護膝冇有明顯的品牌標識，也看不出來是男士還是女士的——你看，尺碼是均碼的，男女都能穿。”
民警們討論起來：“這護膝有可能是死者的隨身物品，凶手拋屍的時候一起放進箱子裡了；也有可能是凶手的，拋屍時不小心遺留在箱子裡的。”但不管是哪種可能，他們都需要先確定護膝的來源。後來警方調查發現，這款護膝產自河北，因為價格便宜（市場價大概30塊錢一雙）、保暖性好，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銷售，銷量很大，要想通過護膝追蹤到凶手，難度很大，幾乎是大海撈針。
接下來，民警們的目光落在了死者的耳朵上——死者的右耳戴著一隻金色的耳釘，耳釘的形狀是“K”字形，看起來不是純金的，應該是鍍金的，上麵有一些細小的劃痕。但奇怪的是，死者的左耳也有耳洞，卻冇有戴耳釘。
“怎麼隻有一隻耳釘？”一個民警疑惑地說，“會不會是掉在箱子裡了？”他們小心翼翼地檢查了箱子裡的每一個角落，包括死者的衣服口袋、箱子的縫隙裡，甚至把死者的衣服都輕輕翻了一遍，可還是冇找到另一隻耳釘。
“難道是掉在第一現場了？或者是凶手拿走了？”帶頭的民警皺了皺眉，這個疑問暫時冇有答案。
隨後，民警們開啟了那個透明的塑料袋，裡麵裝著一套洗漱用品：一支白色的牙刷、一管小包裝的牙膏（大概隻用了一半）、一把塑料梳子，還有一塊小香皂。這些洗漱用品的包裝都很簡單，看起來不是家用的大包裝，反而像是小旅館裡提供的一次性洗漱用品——牙刷的刷毛有點彎曲，上麵還殘留著一點牙膏，梳子的齒縫裡夾著幾根長髮（後來確認是死者的）。
“這些洗漱用品是死者的嗎？還是彆人丟棄在這裡，剛好被凶手一起裝進箱子裡的？”一個民警提出了疑問。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警方很快將洗漱用品送到了實驗室進行DNA檢測——結果顯示，牙刷上檢測出了死者的DNA，梳子上的頭髮也與死者的DNA一致。
“這說明，這些洗漱用品是死者用過的。”帶頭的民警說，“死者應該是在銀川的某個小旅館住過，這些洗漱用品是旅館提供的，她用過後放在了身邊，結果被凶手一起裝進了箱子。”這個發現讓警方看到了一絲希望——如果能找到死者住過的旅館，或許就能找到第一現場，甚至鎖定凶手。
但眼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凶手是怎麼把這個裝滿屍體的箱子運到這裡的？
這個行李箱不算小，長大概70厘米，寬約50厘米，加上死者的體重，總重量大概有60公斤。這麼重的箱子，凶手一個人搬運肯定很吃力，而且這裡是樹林，周圍冇有公路，汽車開不進來，凶手是怎麼把箱子運到這裡的？
民警們開始在現場周圍仔細搜尋，希望能找到凶手留下的痕跡。在距離箱子五六米遠的地方，一個年輕民警發現了一組車輪印——那是自行車的車輪印，印在鬆軟的泥土上，因為冬天泥土有點凍硬，所以印子不算太深，但能清楚地看到輪胎的花紋（橫紋花紋）。車輪印的旁邊，還有一組清晰的足跡，尺碼大概是42碼，鞋底的花紋是格子狀的，上麵沾了些泥土。
“這會不會是凶手留下的？”年輕民警興奮地說，“凶手會不會是騎自行車把箱子運到這裡的？”
為了驗證這個猜測，警方決定做一個偵查實驗。他們找來了一個和現場發現的行李箱一模一樣的新箱子，又找了一個體重60公斤的誌願者（和死者的體重差不多），讓誌願者躺在箱子裡，模擬死者的狀態。然後，他們找了一輛普通的自行車，讓另一個誌願者騎著自行車，把箱子固定在自行車的後車架上，沿著現場的路線騎行——也就是從樹林外麵的小路騎進樹林，到拋屍地點附近。
“重點觀察車輪印的寬度和深度。”帶頭的民警說。實驗開始後，誌願者騎著載有箱子的自行車，慢慢騎過樹林裡的泥土路，車輪在地上留下了清晰的印子。民警們用捲尺仔細測量了這組車輪印：寬度約40毫米，深度約35毫米。
然後，他們又讓誌願者騎著空自行車，沿著同樣的路線騎行，測量空車留下的車輪印：寬度約30毫米，深度約20毫米。
“現場發現的車輪印，寬度是30毫米，深度是20毫米，和空車留下的車輪印一致。”一個民警對比了資料後說，“這說明，現場的車輪印是在冇有負重的情況下形成的，也就是說，凶手不是騎自行車把箱子運到這裡的。”
這個結論讓民警們有點失望——原本以為能找到拋屍方式的線索，結果又斷了。
整個現場勘察下來，警方掌握的線索其實並不多：一具身份不明的女屍，一件男士銀色外套，一雙黑色護膝，一隻K字形金色耳釘，一套小旅館的一次性洗漱用品，還有一組無關的自行車輪印。死者的身份無法確定，第一現場的位置不知道，凶手的拋屍方式也不明確——這起無名拋屍案，一開始就陷入了困境。
案發的訊息很快就傳開了。麗景街附近的居民們都在議論這件事，有人說“銀川出現了連環殺手”，有人說“死者是個大學生，被人綁架後殺害的”，還有人說“拋屍的地方經常鬨鬼，現在更不敢去了”。這些謠言越傳越邪乎，甚至有人把這件事和幾年前的其他案件聯絡起來，搞得人心惶惶。
網路上的傳言更是離譜。有網友在微博和論壇上發帖，編造了“凶手是個變態，已經殺了三個人”“警方已經鎖定嫌疑人，但不敢公佈”等不實資訊，這些帖子被大量轉發，閱讀量很快就超過了10萬。
警方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不能再被動應對了，必須主動引導輿論。”局裡召開了緊急會議，局長說，“一方麵要澄清謠言，避免引起恐慌；另一方麵要釋出協查通告，動員群眾提供線索——咱們現在最缺的就是死者的身份資訊，隻要確定了死者是誰，案子就好辦多了。”
於是，警方決定通過官方渠道釋出案件資訊。他們先是在銀川市公安局的警務微博上釋出了協查通告，裡麵詳細描述了死者的體貌特征（35-45歲女性，雙眼皮手術痕跡，右耳戴K字形金色耳釘，穿迷彩大衣和黑色牛仔褲），以及現場發現的關鍵物證（男士銀色外套、黑色護膝、小旅館一次性洗漱用品），並留下了舉報電話，呼籲市民提供線索。
隨後，他們又在微信公眾號、本地論壇等平台釋出了同樣的協查通告，還在麗景街附近的社羣、商鋪、菜市場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張貼了紙質通告。通告裡明確寫著“請勿傳播不實資訊，不信謠、不傳謠”，同時承諾“對提供有效線索的市民，將給予適當獎勵”。
協查通告釋出後，很快就引起了廣泛關注。銀川市公安局的警務微博上，這條通告的轉髮量很快就超過了5000次，評論量也有3000多條。很多市民在評論裡留言，有的說“會留意身邊的可疑人員”，有的說“如果看到符合特征的人，會立刻報警”，還有的市民提供了一些線索——比如有人說“前幾天在北門汽車站看到過一個戴K字形耳釘的女人”，有人說“自己店裡賣過同款黑色護膝”。
民警們專門成立了線索篩選小組，負責整理和覈實這些線索。他們坐在警局的辦公室裡，對著電腦，一條一條地看市民提供的線索，把可疑的線索標記出來，然後分派給各個偵查小組去覈實。
短短兩天時間裡，警方就收到了數十條線索，其中一條來自通訊公司的肖師傅，引起了他們的重視。
肖師傅今年50歲，是銀川一家通訊公司的維修員，負責麗景街附近的通訊裝置維修。案發後的第二天，他看到了警方釋出的協查通告，尤其是看到通告裡描述的“拋屍地點在麗景街綠化帶”時，突然想起了幾天前的一件事。
“我那天加班到晚上10點，騎車回家的時候，剛好經過麗景街的綠化帶。”肖師傅在電話裡對民警說，“當時天很黑，路上冇什麼人，我看到綠化帶旁邊停著一輛黑色的轎車，車牌號開頭是寧A（銀川的車牌號），後麵的數字我冇看清。那輛車的右後門是開著的，地上趴著一個女人，一動不動的，我當時就覺得有點不對勁。”
民警聽到這裡，立刻來了精神：“你還記得具體是哪一天嗎？那個女人穿什麼衣服？”
“應該是12月19號晚上吧——我那天加完班，看了一眼手機，是10點05分。”肖師傅回憶說，“那個女人穿的衣服有點暗，好像是深色的，具體是什麼顏色我記不清了，因為當時光線太暗。我本來想停下來看看她是不是出事了，但又怕惹麻煩，就拍了張照片，然後趕緊騎車走了。”
“照片還在嗎？能不能給我們看一下？”民警問。
“在，在我手機裡。”肖師傅說。
當天下午，民警就趕到了肖師傅的工作單位。肖師傅拿出手機，開啟了那張照片——照片確實是在晚上拍的，光線很暗，畫麵有點模糊，但能看到一輛黑色轎車停在路邊，右後門開著，地上有一個模糊的人影，看起來像是一個女人趴在地上。
民警們仔細研究了這張照片，發現肖師傅所說的地點，距離拋屍現場隻有不到500米，而且時間（12月19號）也與法醫推斷的“死亡時間3天左右”（案發是12月22號，倒推3天就是12月19號左右）基本吻合。
“這輛車很可疑。”帶頭的民警說，“趕緊查車牌號，找到車主。”
警方通過交通監控係統，很快查到了那輛黑色轎車的車牌號——寧A?XXXX（為保護**，此處隱去後四位），車主是銀川本地的黃先生。當天晚上，民警就聯絡上了黃先生，讓他到警局配合調查。
黃先生接到電話時很驚訝：“警察同誌，我冇做什麼壞事啊，怎麼要我去警局？”
到了警局後，黃先生看到那張照片，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哎呀，這是個誤會！”他趕緊解釋，“那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去和朋友聚會，她喝了不少酒，我開車送她回家，經過麗景街的時候，她突然說要吐，我就把車停在路邊，讓她下車吐。她趴在地上吐了一會兒，緩了幾分鐘就上車了，我們之後就回家了，冇彆的事啊！”
民警們當然不會隻聽黃先生的一麵之詞，他們立刻覈實了他的說法：首先，找到了黃先生當晚聚會的朋友，他們證實黃先生和他女朋友確實參加了聚會，而且他女朋友喝了很多酒；其次，找到了黃先生女朋友的家人，他們說當晚黃先生確實把女朋友送回了家，而且女朋友第二天還去醫院檢查了，因為醉酒引起了腸胃不適；最後，警方檢視了黃先生家附近的監控，確認他當晚送女朋友回家後，就再也冇出過門。
“看來這確實是個巧合。”民警們有點失望，但還是排除了黃先生與案件的關聯。
截至12月25號（案發後的第三天），警方已經排查了五十多個嫌疑物件，包括肖師傅提供的黃先生、幾個提供線索的市民提到的“可疑人員”，還有一些與現場物證相關的人員（比如賣同款護膝的商家），但都冇有找到有用的線索，死者的身份依然是個謎。案件似乎陷入了死衚衕，民警們的臉上都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就在大家一籌莫展的時候，轉機出現了。12月25號下午，銀川市公安局的舉報電話響了，打來電話的是一家列印店的老闆王師傅。
“警察同誌，我看到你們釋出的協查通告了，”王師傅的聲音有點激動，“我覺得你們說的那個死者，可能是我店裡的一個顧客！”
民警們立刻精神起來：“您詳細說說，那個顧客是什麼樣的？”
王師傅的列印店開在銀川老城區的一條巷子裡，店麵不大，隻有十幾平米，門口掛著“老王快印圖文”的紅色招牌，已經開了十幾年了，附近的居民都認識他。王師傅說，大概在12月17號上午，店裡來了一個女顧客，這個顧客之前也來過兩次，都是來做名片和印章的。
“她第一次來是12月10號，說要開個旅館，需要做名片，上麵要印她的名字和聯絡方式，還有旅館的地址（當時她還冇確定地址，隻寫了‘銀川市北門附近’）。”王師傅回憶說，“第二次是12月12號，她來改名片的內容，把聯絡方式改了一個。第三次就是17號上午，她來做印章，說旅館快開了，需要印章用來登記。”
讓王師傅印象深刻的是，這個女顧客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來店裡，都戴著一副黑色的大框墨鏡，即使在室內也不摘。“我當時就覺得奇怪，室內光線又不亮，戴墨鏡乾嘛？”王師傅說，“我問過她一次，她說眼睛不舒服，怕光。後來我趁她低頭看名片樣本的時候，從側麵看了一眼，發現她的眼睛上麵有兩道很明顯的印子，像是剛做過雙眼皮手術，切口還冇長好，可能是怕彆人看到，所以才戴墨鏡遮著。”
民警們聽到這裡，心裡一動——協查通告裡提到，死者做過雙眼皮手術，這和王師傅說的情況吻合。
“還有，”王師傅繼續說，“這個女顧客的右耳戴著一隻金色的耳釘，形狀像是個‘K’字，左耳冇戴。我當時還問她，怎麼隻戴一隻耳釘，她說另一隻掉了，找不到了。這和你們通告裡說的‘右耳戴K字形金色耳釘’也一樣！”
“還有彆的特征嗎？比如她穿什麼衣服？”民警趕緊問。
“她第三次來的時候，穿的是一件迷彩大衣，腿上還套著一對黑色的護膝。”王師傅說，“我當時還跟她開玩笑，說‘現在天這麼冷，戴護膝騎車暖和’，她笑了笑，冇說話。你們通告裡說死者穿迷彩大衣，還有黑色護膝，這不就是同一個人嗎？”
王師傅的話讓民警們興奮不已——這幾個特征（雙眼皮手術痕跡、K字形金色耳釘、迷彩大衣、黑色護膝）完全符合死者的體貌特征和現場物證，這個女顧客很可能就是死者！
“您能確定她是12月17號上午來的嗎？她離開的時候是什麼情況？”民警問。
“確定，17號上午10點左右來的，10點15分左右離開的。”王師傅說，“她離開的時候，拎著一個塑料袋，裡麵裝的是我給她做的印章半成品——因為印章需要晾乾，我讓她下午3點來取，她答應了。可到了下午4點多，她還冇來，我就給她打電話，結果打不通；我之前加過她的微信，就給她發微信，過了幾分鐘，她微信回了一條語音，但不是她的聲音，是個男人的聲音，說‘好的，馬上過去’。可我等了半天，也冇人來取印章，直到現在，那個印章還在我店裡呢！”
“男人的聲音？”民警們立刻注意到了這個細節，“您還記得那個聲音是什麼樣的嗎？比如年齡、口音？”
“聲音有點低沉，聽起來大概三十多歲，有本地口音，但又不是純銀川口音，像是周邊旗縣的。”王師傅回憶說，“當時我還覺得奇怪，怎麼是個男人回覆，現在想想，可能那個男人就是凶手！”
掛了王師傅的電話後，民警們立刻趕到了他的列印店。王師傅拿出了那個女顧客的名片樣本和冇取走的印章——印章上刻著“銀川市XX旅館（暫定名）”，還有一個名字：賈玉芳。
“這是她當時提供的名字，說印章上要刻這個。”王師傅說。
民警們還調取了列印店的監控錄影——列印店的監控安裝在櫃檯上方，能清楚拍到店內的情況。12月17號上午10點03分，一個女人走進了列印店，她戴著黑色大框墨鏡，穿迷彩大衣，腿上套著黑色護膝，手裡拎著一個塑料袋，正是王師傅說的那個女顧客。監控裡能看到她和王師傅交流的畫麵，雖然聽不到聲音，但能看到她指著名片樣本，似乎在確認內容。10點15分，她拿著塑料袋離開了列印店，走出了監控範圍。
“這個女人肯定就是死者！”帶頭的民警看著監控，肯定地說，“現在，我們終於有了死者的名字——賈玉芳！接下來，就是確定她的身份，找到她的家人，還有那個回覆微信的男人！”
警方根據王師傅提供的“賈玉芳”這個名字，以及“要開旅館”“可能來自周邊旗縣”的線索，開始在全國戶籍係統裡進行排查。他們篩選出了所有名叫“賈玉芳”、年齡在35-45歲之間、來自寧夏周邊地區（比如內蒙古鄂爾多斯、烏海，甘肅慶陽、平涼等）的人員，一共找到了12個符合條件的“賈玉芳”。
民警們逐一覈實這12個人的資訊，排除了11個——其中有5個已經去世，3個年齡不符（實際年齡超過50歲），2個一直在本地生活，冇有來銀川的記錄，1個是男性（重名）。最後剩下的一個，來自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今年38歲，離婚，之前在鄂托克旗開了一家小賣部，半年前把小賣部轉讓了，之後去向不明。
“這個賈玉芳的情況，和王師傅說的‘要開旅館’很吻合——轉讓小賣部，可能就是為了湊錢開旅館。”民警們覺得這個賈玉芳的嫌疑最大。他們立刻聯絡了鄂托克旗公安局，請求協助調查。
鄂托克旗公安局很快回覆：這個賈玉芳確實在半年前轉讓了小賣部，她的父母還在鄂托克旗生活。12月15號那天，賈玉芳跟父母說要去銀川采購旅館用品，之後就再也冇聯絡過家人，她的父母還以為她在銀川忙，冇太在意，直到警方聯絡他們，才知道女兒可能出事了。
12月26號上午，銀川警方的偵查人員驅車前往鄂托克旗——兩地相距800多公裡，冬天的高速路有點滑，他們開了10個多小時，纔到達鄂托克旗。在當地警方的陪同下，他們找到了賈玉芳的父母。
賈玉芳的父母都是農民，年紀快70了，身體不太好。當民警告訴他們“賈玉芳可能遇害”的訊息時，老兩口一下子就懵了，賈玉芳的母親當場就哭暈過去，被民警及時送到了附近的醫院。醒來後，她拉著民警的手，哽嚥著說：“我女兒怎麼會出事啊……她去銀川開旅館，是想讓我們過上好日子啊……”
民警們心裡也不好受，隻能安慰老兩口，然後采集了他們的DNA樣本——需要通過DNA比對，確認死者就是賈玉芳。
12月27號，DNA比對結果出來了：死者的DNA與賈玉芳父母的DNA完全吻合！警方終於確定，死者就是來自內蒙古鄂托克旗的賈玉芳！
根據賈玉芳父母的回憶，賈玉芳離婚後，一個人開小賣部，很辛苦，但很能乾，攢了一些錢。半年前，她跟父母說“銀川遊客多，開小旅館能賺錢”，就把小賣部轉讓了，湊了十幾萬，準備去銀川開旅館。她之前已經去銀川考察過好幾次，每次都是住小旅館，因為小旅館便宜，而且離批發市場近（方便采購旅館用品）。12月15號那天，她揹著一個大揹包，裡麵裝著換洗衣服和采購清單，跟父母說“這次去銀川要采購床品、洗漱用品這些，大概一週回來”，之後就再也冇打過電話——父母以為她忙，冇敢打擾她，冇想到竟然出了這樣的事。
“她之前去銀川，有冇有跟你們提過什麼人？比如朋友、合作夥伴之類的？”民警問。
賈玉芳的母親想了想，搖了搖頭：“她冇怎麼提過，隻說認識了一個‘李哥’，有時候會跟她一起討論開旅館的事。我們問她‘李哥’是誰，她也冇多說，隻說是在廣場舞上認識的。”
“李哥？”民警心裡記下了這個名字，“還有彆的嗎？”
“冇有了……她性格比較要強，什麼事都自己扛，很少跟我們說她的事。”賈玉芳的父親歎了口氣，眼裡滿是心疼。
確定了死者是賈玉芳後，警方的調查方向更加明確了：首先，找到賈玉芳在銀川住過的小旅館（根據現場的一次性洗漱用品，她肯定住過小旅館），那裡很可能就是第一現場；其次，找到那個“李哥”，他很可能就是王師傅提到的“回覆微信的男人”，也是本案的關鍵嫌疑人。
警方決定以兩個地點為中心，排查周邊的小旅館：一個是賈玉芳去過的列印店（老城區的巷子），另一個是拋屍現場（麗景街綠化帶）。他們分成了十幾個小組，每個小組負責排查一個區域，一家一家地走訪小旅館，檢視住宿登記，調取監控錄影。
銀川的小旅館很多，尤其是在北門汽車站、火車站附近，幾乎每條巷子裡都有幾家。民警們每天從早上8點忙到晚上10點，一家一家地跑，有時候遇到不配合的旅館老闆，還要耐心解釋半天。
功夫不負有心人，12月28號下午，一個偵查小組在北門汽車站附近的“如家小旅館”（並非連鎖酒店，隻是名字相似）有了發現。這家旅館的老闆姓劉，50多歲，看到民警出示的賈玉芳的照片（根據監控截圖和家人描述製作的）後，立刻說：“我見過這個女人！大概在12月15號下午，她和一個男人一起來住過店！”
民警們立刻來了精神：“您能詳細說說嗎？他們住了幾天？那個男人是什麼樣的？”
“15號下午4點多來的，住到17號下午。”劉老闆回憶說，“那個女人戴著墨鏡，穿迷彩大衣，腿上套著護膝，跟照片上一樣。跟她一起來的男人大概30多歲，中等身材，穿一件灰色的外套，留著短髮，說話有點鄂托克旗的口音。他們要了一個單間，登記的時候，是那個男人用身份證登記的，名字好像叫‘李義光’。”
“李義光？”民警們心裡一動——賈玉芳的母親提到的“李哥”，會不會就是這個李義光？
“您這裡有監控嗎？能調給我們看看嗎？”民警問。
“有，大廳和二樓走廊都有監控。”劉老闆說。
民警們立刻調取了旅館的監控錄影，畫麵雖然不算清晰，但能清楚看到賈玉芳和李義光的身影：
12月15號下午16點19分，賈玉芳走進旅館大廳，劉老闆在櫃檯後麵。賈玉芳走到櫃檯前，問：“有冇有單間？多少錢一晚？”劉老闆說：“80塊，有熱水，能看電視。”賈玉芳砍了砍價：“70塊行不？我住兩天。”劉老闆答應了。就在這時，李義光走進了大廳，他手裡夾著一根菸（後來警方確認是紅塔山香菸），走到櫃檯前，對劉老闆說：“登記一間房。”然後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證，劉老闆登記的時候，賈玉芳站在旁邊，看了看手機，偶爾和李義光說幾句話，看起來很親密。
登記完後，劉老闆帶著他們去看房間——先看了5號房（窗戶壞了，漏風），又看了6號房（熱水不太熱），最後看了7號房（在二樓走廊儘頭，比較安靜，窗戶完好，熱水也正常）。賈玉芳和李義光商量了一下，決定住7號房。劉老闆把鑰匙交給他們，他們就拿著行李上了樓。
12月16號早上7點多，李義光一個人下樓，在旅館附近的早餐攤買了豆漿和油條，拎著塑料袋回到了7號房。上午10點左右，李義光又下樓了一次，去附近的超市買了幾瓶啤酒和一些零食，然後回到房間，之後就再也冇出過門。賈玉芳一整天都冇出門，應該是在房間裡整理采購清單。
12月17號早上8點08分，賈玉芳揹著一個小揹包，戴著墨鏡，腿上套著護膝，從7號房出來，下樓時碰到了劉老闆，她笑著說：“劉老闆，我出去辦點事，中午回來。”劉老闆說：“好，鑰匙帶好。”賈玉芳點點頭，走出了旅館——根據列印店的監控，她這是去王師傅的列印店做印章。
12月17號下午14點05分，賈玉芳回到了旅館，手裡拎著一個塑料袋（裡麵是列印店的印章半成品）。她上樓時又碰到了劉老闆，劉老闆問：“事辦完了？”賈玉芳說：“嗯，還有點東西冇弄好，下午再去取。”然後就走進了7號房。
從17號下午14點05分之後，監控裡就再也冇看到賈玉芳出來過。
而李義光的行蹤則更加可疑：
17號下午14點05分賈玉芳回到房間後，李義光一直冇出門。直到16點25分，李義光才從7號房出來——他的頭髮有點亂，臉色蒼白，眼神躲閃，身上穿的不是之前的灰色外套，而是賈玉芳的迷彩大衣（大衣明顯不合身，袖子太長，他捲了起來）。他走到樓梯口，又突然回頭，盯著7號房的門看了幾秒鐘，然後才下樓。
走到大廳門口時，他口袋裡掉了一個東西——監控顯示，那是一個紅色的打火機，上麵印著“鄂托克旗XXKTV”的字樣。他趕緊彎腰撿起來，然後突然又轉身跑回二樓，開啟7號房的門，快速看了一眼裡麵，然後關上門，用鑰匙鎖好，又拉了拉門把手，確認鎖好後，纔再次下樓。
劉老闆當時在櫃檯後麵看電視，看到他這副慌張的樣子，覺得有點奇怪，問：“小夥子，怎麼了？忘東西了？”李義光冇說話，隻是搖了搖頭，快步走出了旅館。
17號下午17點30分，李義光又回到了旅館——他手裡拉著一個豆綠色的行李箱，和現場發現的行李箱一模一樣！行李箱的輪子在走廊裡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聽起來很重。他拎著行李箱上了二樓，走進了7號房。劉老闆問他：“需要幫忙嗎？”他頭也不回地說：“不用！”語氣很生硬，帶著一絲不耐煩。
之後的幾個小時裡，旅館裡冇什麼異常，監控裡也冇看到李義光出來。直到22點21分，李義光再次從7號房出來——這次他穿著之前的灰色外套，手裡抱著那個豆綠色的行李箱，箱子看起來很重，他走得很慢，額頭冒著汗（即使是冬天，也能看到他額頭的汗珠）。他走到樓梯口，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抱下樓，下樓時差點摔倒，劉老闆想上前扶他，他卻猛地躲開了，然後快步走出旅館，朝著麗景街的方向走去——那正是拋屍現場的方向！
“就是他！”民警們看著監控，興奮地說，“李義光肯定就是凶手！他在7號房殺害了賈玉芳，然後出去買了行李箱，把屍體裝進去，晚上運到麗景街拋屍！”
警方立刻對7號房進行了勘察——他們開啟房門，房間裡很整潔，床單鋪得很平，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桌子上放著兩個空啤酒瓶（正是李義光16號買的那種）、一個外賣盒子（裡麵是剩下的炒麪，後來確認是李義光17號中午點的外賣），垃圾桶裡有幾個菸蒂（紅塔山香菸，和李義光之前抽的一致）和一些紙巾。
民警們戴著白手套，仔細檢查了房間的每一個角落：床單上冇有明顯的血跡，但用紫外線燈照射後，發現床單的角落有少量潛血（後來確認是賈玉芳的血，應該是李義光清理過現場，但冇清理乾淨）；啤酒瓶和外賣盒子上隻有李義光的指紋；垃圾桶裡的菸蒂也隻有李義光的DNA；衛生間裡很乾淨，毛巾和牙刷都在，但隻有李義光的使用痕跡，冇有賈玉芳的——很明顯，李義光在離開前，仔細清理了房間，試圖銷燬證據。
“7號房就是第一現場！”法醫確認，“雖然現場被清理過，但從床單上的潛血和賈玉芳的死亡原因來看，她應該是在這個房間裡被李義光殺害的。”
確定了李義光的犯罪嫌疑後，警方立刻展開了抓捕行動。他們通過戶籍係統查到，李義光也是內蒙古鄂托克旗人，今年34歲，無業，2010年因為盜竊被鄂托克旗公安局拘留過15天。他們還查到，李義光在12月17號晚上拋屍後，冇有回鄂托克旗，而是去了吳忠市（寧夏的一個地級市，距離銀川約60公裡）。
就在警方準備動身去吳忠抓捕李義光的時候，12月29號上午，吳忠市公安局打來電話：李義光主動到吳忠市公安局自首了！
民警們又驚又喜——冇想到李義光會主動自首。他們立刻驅車前往吳忠，見到了李義光。
李義光穿著一件黑色的外套，頭髮淩亂，臉上長滿了胡茬，眼神躲閃，看起來很憔悴。麵對民警的詢問，他很快交代了自己殺害賈玉芳的經過。
李義光和賈玉芳是在2014年6月認識的——當時李義光在鄂托克旗待業，每天晚上都會去廣場跳廣場舞，賈玉芳也經常去跳。兩人聊了幾次，很快就熟悉了。賈玉芳說自己開小賣部，生意還不錯，李義光則騙她說自己“做小生意，能賺錢”，其實他根本冇有工作，靠打零工和向家人要錢生活。
兩人認識冇多久，就確定了戀愛關係，李義光還搬到了賈玉芳的家裡住。相處了一段時間後，賈玉芳跟李義光說，她想關掉小賣部，去銀川開一家小旅館，因為“銀川的遊客多，開旅館比開小賣部賺錢”。李義光一開始有點猶豫，但看到賈玉芳很有信心，而且他也想找個“正經事”做，就答應了，還說“我支援你，錢不夠的話我來想辦法”。
其實李義光根本冇有積蓄，他所謂的“想辦法”，就是回家騙父母——他跟父母說“自己要和朋友合夥開餐館，需要10萬塊錢”，父母信以為真，把攢了一輩子的9萬6塊錢給了他。李義光把這筆錢給了賈玉芳，說“這是我攢的，你先用著，不夠再說”。賈玉芳很感動，說“等旅館開起來，賺了錢就還你”，但兩人冇有寫借條。
2014年12月15號，賈玉芳要去銀川采購旅館用品，李義光說“我跟你一起去，幫你看看，順便熟悉一下銀川的環境”——其實他是怕賈玉芳騙他的錢，想盯著她，確保她真的是去開旅館，而不是把錢捲走。
15號下午，兩人一起坐大巴從鄂托克旗到了銀川，然後在北門汽車站附近的“如家小旅館”住了下來，登記的是李義光的身份證。16號一整天，賈玉芳都在房間裡整理采購清單，李義光則在房間裡喝啤酒、看電視，偶爾出去買東西。
17號早上，賈玉芳去列印店做印章，李義光一個人在房間裡，又喝了幾瓶啤酒。下午2點左右，賈玉芳回到房間，看到李義光又在喝酒，頓時就生氣了：“我跟你說過多少次，這次來銀川是辦正事，你怎麼整天就知道喝酒？旅館還冇開起來，你就這個樣子，以後怎麼辦？”
李義光喝了酒，情緒也很激動：“我喝酒怎麼了？我在家待著也冇礙著你！你整天出去，誰知道你是不是在騙我？那9萬6是我爸媽的養老錢，你要是敢騙我，我饒不了你！”
賈玉芳更生氣了：“我騙你什麼了？我開旅館是為了我們兩個人好，你怎麼能這麼想我？這錢是我借你的，又不是不還你，等旅館開起來，賺了錢我就還你！”
“還我？你什麼時候還？”李義光站起身，走到賈玉芳麵前，“你要是不還我，我就去找你爸媽要！”
賈玉芳也急了，脫口而出：“你敢去找我爸媽？你再逼我，我就告你強姦！”
這句話徹底激怒了李義光——他以為賈玉芳是在故意威脅他，想賴掉那筆錢。他當時喝了酒，失去了理智，一把抓住賈玉芳的胳膊，把她按在了床上。賈玉芳掙紮著反抗，用手抓李義光的胳膊，還大喊大叫。李義光怕被彆人聽到，趕緊用手捂住賈玉芳的口鼻，另一隻手按住她的頸部。賈玉芳掙紮了幾分鐘，就不動了。
李義光鬆開手，發現賈玉芳已經冇有了呼吸，頓時就慌了——他坐在床邊，愣了半天，才反應過來自己殺了人。他想逃跑，但又怕被警方抓到，於是就想把屍體處理掉。
他看到賈玉芳的迷彩大衣放在椅子上，就把自己沾了血的灰色外套脫下來，換上了迷彩大衣（因為他的外套上有賈玉芳的血，怕被人發現）。然後，他拿著錢包，匆匆離開了旅館，在附近的超市買了一個豆綠色的行李箱（花了200塊錢），又回到了7號房。
回到房間後，他把賈玉芳的屍體裝進了行李箱——因為屍體已經僵硬，他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屍體塞進去，還把自己的灰色外套、賈玉芳的黑色護膝（他記得賈玉芳平時經常戴，覺得應該一起處理掉）、還有賈玉芳用過的一次性洗漱用品（怕留下線索）一起放進了箱子裡。
晚上10點多，他抱著行李箱離開了旅館，沿著麗景街走，想找個隱蔽的地方拋屍。走到麗景街的綠化帶時，他看到裡麵冇人，就把箱子扔在了溝渠邊，然後趕緊離開了。
拋屍後，李義光不敢回鄂托克旗，也不敢留在銀川，就打車去了吳忠。他在吳忠的一家網咖裡待了兩天，每天都在想自己的所作所為，越想越害怕，覺得自己躲不過去，於是就在12月29號上午，主動去吳忠市公安局自首了。
李義光自首後，警方根據他的交代，覈實了所有細節：他買行李箱的超市、拋屍的路線、與賈玉芳的交往過程，都與警方之前調查的結果一致。他胳膊上的抓痕，也與賈玉芳掙紮時留下的痕跡吻合。
2015年，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這起案件進行了審理。法院認為，李義光因口角糾紛，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犯罪情節惡劣，後果嚴重。但考慮到李義光有自首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最終，法院判處李義光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案件告破後，民警們終於鬆了口氣。帶頭的民警說：“這起案子能破，離不開群眾的幫助——如果冇有肖師傅提供的線索，冇有王師傅認出賈玉芳，我們可能還要走很多彎路。這也說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隻要我們和群眾配合好，再難的案子也能破。”
而賈玉芳的父母，在得知判決結果後，隻是默默地流著淚——他們失去了唯一的女兒，那個想通過開旅館讓他們過上好日子的女兒，再也回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