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的喜悅並未持續太久，和平的曙光剛照亮大地，白家便再次被一片哀痛籠罩。白穎宇，這位頂著漢奸罵名為家族默默付出的三爺，在剛過上幾天安生日子後，便因積勞成疾，撒手人寰。
他的離去，像抽走了白家最後的一根頂梁柱。至此，與白景琦母親同輩分的人，一個也不在了。白家，徹底落到了白景琦和他四個哥哥這一代人的肩上。在白穎宇的葬禮上，白景琦看著滿堂的兒孫，第一次感到了一種深入骨髓的孤獨。從那天起，他便開始有意識地將百草廳的各項權力，逐步下放給兒子們，他希望這些羽翼漸豐的雛鷹，能儘快學會獨自撐起這個風雨飄搖的家。
然而，時代的巨輪從不會為任何人的悲傷而停歇。
1946年，內戰的炮火再次燃遍神州大地。各行各業都受到了毀滅性的衝擊，百草廳也不例外。尤其是濟南的膠莊，作為阿膠生產的命脈，幾乎所有的驢、馬、騾子都被征用上了前線，阿膠的產量驟減了近六成。白敬承急得滿嘴起泡，日夜奔波，卻也隻能眼睜睜看著祖傳的基業在戰火中艱難維繫。
時間來到1948年，又一個沉重的打擊降臨。六十八歲的黃春，這位陪伴了白景琦一生、給了他無數溫暖與支援的妻子，在睡夢中安詳離世。
白景琦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整整個把月，纔在兒孫的勸說下緩了過來。黃春的離去，讓他徹底看淡了世事。他召集全家，將白家當家人的身份，正式交給了長子白敬業，而自己，則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陪伴家人上，享受著生命中最後的寧靜。
1949年，內戰接近尾聲，**的敗局已定。一片混亂之中，何洛甫深知自己無法留下，便帶著白佳妘和兒子何琪，在最後時刻登上了飛往台灣的飛機。那一彆，隔著一片淺淺的海峽，卻成了遙遙無期的守望。
新中國成立後，萬象更新。1953年，國家提出了“公私合營”的政策。麵對這股不可逆轉的時代洪流，白敬業冇有絲毫猶豫，他帶領白家，成為了全北平第一個響應號召的民族資本家。他甚至還被邀請到**城樓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他的舉動，像一顆定心丸，讓更多的企業主逐步放下了疑慮，跟上了國家的步伐。
然而，歲月無情。1959年，七十五歲的楊九紅也走到了生命的儘頭。這無疑又是一次巨大的衝擊，讓白景琦再次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與孤獨。
1960年，一個意想不到的人回來了。
田玉蘭以中日民間文化交流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再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她此行唯一的目的，就是見一見自己的三個兒子。在白府的會客廳裡，她見到了已經長大成人、結婚生子的白顯翰、白顯瑜和白顯睿。
她和孩子們聊了很多，聊他們這些年的生活，聊她的近況，聊那些隔著海峽的思念。時光彷彿倒流，讓她暫時忘記了身份的隔閡。但相聚的時光總是短暫的，因為簽證的限製，一週後，她不得不再次與兒子們告彆。
這一次，冇有撕心裂肺的哭喊，隻有成年人之間剋製而深沉的悲傷。在火車站，田玉蘭看著三個兒子各自的家庭，心中既有欣慰，又有無儘的酸楚。她知道，自己終究隻是一個過客，一個被時代洪流裹挾著，永遠無法靠岸的異鄉人。
1964年，北平早已改稱北京。在一個寂靜的秋日，白景琦唯一的妹妹，白玉婷，也走到了生命的儘頭。她躺在病床上，呼吸微弱，但手裡卻依然死死地攥著那套萬筱菊穿過的、早已褪色的戲服。她一生未嫁，孤獨地守著一份遙不可及的愛，直到最後，臉上還帶著一絲滿足的微笑。對她而言，冇能與他相守是一生的遺憾，但能這樣心無旁騖地愛著他一生，或許也算是一種圓滿。她的離去，像一片落葉，悄無聲息，卻帶走了白景琦心中最後一點關於年少時的美好回憶。
時光荏苒，一晃又是十多年。
1978年，那個曾經在白景琦晚年生活中給了他最後一點慰藉的槐花，也走了。她七十五歲，走得很平靜。槐花的離去，彷彿抽走了白景琦最後的精神支柱。從那以後，他的身體便每況愈下，曾經那個能一腳踹開房門、聲如洪鐘的七爺，如今連下床走路都成了一種奢望。他大部分時間都隻是靜靜地坐在輪椅上，望著窗外的天空，一言不發，眼神空洞得像一口深不見底的古井。
1980年，北京迎來了一個格外溫暖的冬天。
那一日，陽光透過窗欞，灑在白景琦的床前，給房間裡的一切都鍍上了一層柔和的金色。一百歲高齡的白景琦，在睡夢中，安詳地合上了眼睛。他走的時候，臉上冇有痛苦，嘴角甚至還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笑意，彷彿在夢中，他又回到了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
整個白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而七十三歲的李香秀，在為白景琦操辦完那場盛大而肅穆的葬禮後，彷彿瞬間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氣神。她每天隻是呆呆地坐在白景琦生前最愛坐的那張太師椅上，對著空無一人的房間，喃喃自語。
“景琦，說好了一起走的，你怎麼又先跑了……”
“你走了，留我一個人在這兒還有什麼意思……”
她的身體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衰敗下去。家人請來最好的醫生，也束手無策。所有人都明白，她不是生了病，她是心死了。
在白景琦離世後的第二十天，一個清冷的早晨，李香秀也停止了呼吸。她走的時候，手裡還緊緊攥著白景琦的一件舊袍子，彷彿這樣，就能在另一個世界裡，再次找到那個她追逐了一生的男人。
隨著白景琦和李香秀的相繼離世，一個時代，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