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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那年，我拿到了全額獎學金，準備出國深造。

走之前，我去了一趟當年的高中，學校翻新了，操場鋪了新的塑膠跑道。

我走在林蔭道上，突然想起了那個十八歲的生日。

如果那天我冇有拒絕他，如果我又一次重蹈覆轍。

我深吸了一口氣，空氣裡隻有桂花的香味，冇有劣質粉筆灰的味道。

不會有如果了，我已經走出了泥沼。

我登上了飛往國外的航班，飛機起飛的那一刻，我看著地麵上越來越小的城市。

從此年年，不見大霧。

隻有晴空。

我在國外讀了博士，五年後，我帶著科研成果回國。

成了國內頂尖醫院的心外科專家。

每天做手術，帶學生，忙得腳不沾地，但我很充實。

我爸媽的工廠經營得非常順利，他們的身體在嚴格的醫療保養下也非常健康。

一個週末的下午，我冇有安排手術，我帶著我爸媽在市中心的一個大型公園裡散步。

秋天的陽光很好，微風吹在臉上，我們沿著公園的人工湖走著。

“囡囡，前麵有賣糖葫蘆的，我們去買一串。”

我媽指著不遠處的一個小推車說道。

“好，我們去買。”我扶著她的胳膊，往前走。

我們走到十字路口的拐角處。

那裡站著一個穿著深灰色粗布工作服的男人。

他的衣服上沾滿了黑色的機油汙漬，背部佝僂得很厲害。

他的麵板被曬得黝黑粗糙，手裡拿著一大遝廉價印刷的傳單，機械地遞給每一個路過的人。

“看看吧，專業修車、通下水道、換水管。”他用乾澀的聲音喊著。

聽到這個聲音，我的視線落在了他的臉上。

雖然五官因為長期的風吹日曬和極度的消瘦而變了形，但我依然認出了他。

那是傅斯衍。

他竟然從精神病院裡出來了。

他現在隻能靠著在街頭散發小廣告、做最底層的體力活來維持生計。

他冇有學曆，冇有技術，帶著精神病史的案底，這是他唯一能在這個社會上生存的方式。

傅斯衍遞傳單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轉過頭，視線對上了我的眼睛。

他整個人像是被雷擊中了一樣僵在原地。

他看著我穿著剪裁得體的風衣，看著我身邊健康有說有笑的父母。

他張開嘴，試圖叫出我的名字。

他因為手部的劇烈顫抖，根本握不住那一遝薄薄的紙片。

上百張印著“修車”字樣的傳單從他的指縫間滑落，散落在滿是灰塵的水泥地上。

“囡囡，看什麼呢？”我媽買完糖葫蘆走過來，順著我的視線看了一眼那個滿身油汙的男人。

“冇什麼，一個發傳單的。”我極其平靜地回答道。

我收回視線，重新挽住我媽的胳膊。

我們繞過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傳單，繼續向前走去。

身後，傅斯衍極其緩慢地蹲下身子。

他跪在地上，用沾滿機油的粗糙雙手，一張一張地將那些被路人踩過的傳單撿起來。

他始終低著頭，從頭到尾，冇有再抬起頭看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