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11日，東京。
《日本經濟新聞》頭版右下角，一則不起眼的報道引起了關註：
“中小企業債券異常波動引監管關注。東京精密器械、大阪材料研究所等多家製造企業債券近日連續大幅下跌，市場傳聞有外資針對性做空。大藏省官員表示正在關注事態發展……”
當天下午兩點，大阪商工會議所的會議室裡煙霧繚繞。
六個穿著深色西裝的男人圍坐在長桌前，個個臉色都很難看。
他們是那十家企業中三家公司的社長，另外三個是地方銀行的分行長。
“已經四天了。”東京精密器械的中村社長掐滅煙頭，“債券價格從99塊跌到91塊，我們下個月到期的三十億債券，現在市場認為我們可能還不上。”
三井信託大阪分行的佐藤分行長翻著手裏的檔案：“中村君，問題不隻是你們一家。現在連鎖反應已經開始了。大阪材料為你們擔保的三十億，市場也在拋售他們的債券。”
大阪材料研究所的山田社長猛地拍桌子：“這明顯是有人在做局！四天時間，十家公司的債券集體下跌5%以上，這正常嗎？”
“問題是誰在做？”愛知縣來的名古屋工業部件社長苦笑，“我們現在連對手是誰都不知道。”
會議室沉默了片刻。
最後，三井信託的佐藤開口：“我會向總行彙報，請求暫時不對各位抽貸。但是……”他頓了頓，“你們必須想辦法自救。找媒體發聲，強調公司經營正常。聯絡主銀行開聯合說明會。最重要的是——”
他掃視在場所有人：“查出是誰在背後操作。”
與東京壓抑的氣氛不同，紐約，老虎-沃森基金的辦公室裡則是輕鬆得多。
戴維·科恩翹著腳搭在桌上，盯著螢幕：“大阪材料的債券今天又跌了3%，咱們賺翻了。”
詹姆斯·李放下電話：“我剛和東京的聯絡人通過話。日本方麵已經注意到我們了，但還沒鎖定具體是誰在做空。”
“他們遲早會查到。”莎拉還是有些擔心，“畢竟我們的交易量不小。”
陳嘯從辦公室走出來，手裏拿著今天的《華爾街日報》：“他們已經查到了。”
他把報紙扔在會議桌上。國際版有一篇簡訊，標題是《美國對沖基金瞄準日本中小企業》。
報道沒有直接點名，但提到了“紐約某新成立對沖基金”正在做空一係列日本公司債券。
“寫得挺含蓄。”詹姆斯推了推眼鏡，“看來日本人還不想把事情鬧大。”
“他們在試探。”陳嘯說，“想看看我們的反應。”
電話響了。
莎拉接起來，聽了幾句，捂住話筒看向陳嘯：“是羅伯遜先生。他讓你接電話。”
陳嘯走回辦公室，關上門。
五分鐘後，他出來時表情有些微妙。
“羅伯遜讓我們接受《華爾街日報》的專訪。”陳嘯說，“他想讓我們公開解釋操作邏輯。”
戴維吹了聲口哨：“這是要正麵開戰？”
“差不多。”陳嘯坐下，“日本人通過媒體放話，我們就用媒體回擊。華爾街的老規矩了。”
“誰去接受採訪？”詹姆斯問，“你去嗎？”
陳嘯搖頭，看向戴維：“戴維，你去。”
“我？”戴維愣了下，隨即咧嘴笑道“好啊！我最喜歡接受採訪了。”
“記住幾點。”陳嘯說，“第一，強調我們是在做‘價值發現’。這些日本公司負債率太高，經營模式有問題，我們隻是提前發現了風險。第二，說這是幫助日本市場‘擠泡沫’。第三，絕對不提具體頭寸規模。”
戴維比了個OK的手勢：“明白。把話說得漂亮，把事做得兇狠。”
兩天後，7月13日。
《華爾街日報》頭版刊登了專訪，標題格外醒目：
《美國基金經理：我們在幫助日本擠泡沫》
副標題是：“老虎-沃森基金交易員稱日本中小企業負債過高，做空是對市場的糾正”。
報道裡，戴維·科恩穿著花襯衫（他堅持要這麼穿）的照片佔了四分之一版麵。他坐在基金辦公室的彭博終端前，笑得一臉自信。
記者寫道：“科恩先生毫不掩飾他的觀點——‘日本這些小企業就像喝醉的水手，以為自己很會遊泳。我們隻是提醒他們，水下麵會有鯊魚。’”
戴維在採訪中說了一大堆刺激日本人的話：
“他們的負債率超過300%，這在美國早就破產十次了。”
“互相擔保？那叫互相拖累。一家倒了，全都要完蛋。”
“我們不是在攻擊日本經濟，是在幫助它。泡沫早點擠掉，這樣對大家都好。”
最氣人的是最後一段：
記者問：“日本方麵認為這是惡意做空，您怎麼看？”
戴維回答：“如果指出皇帝沒穿衣服是惡意，那好吧，我們就是惡意的。但事實是，皇帝真的沒穿衣服。”
報道一出，整個華爾街都炸了。
不是憤怒，是興奮。
當天下午，高盛的首席策略師在CNBC採訪中說：“科恩先生說得沒錯，日本確實存在過度借貸問題。”
摩根士丹利直接釋出了一份三十頁的報告，標題是《日本中小企業：擔保鏈風險分析》，結論和戴維說的幾乎一樣。
所羅門兄弟的交易主管更直接：“如果有日本公司因為這事倒了，那是它們自己的問題，不是做空者的問題。”
這就是華爾街。當一個人站出來說了大家心裏想說，但沒機會說的話時，所有人都會跟上。
因為大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
東京時間7月14日，週一。
股市一開盤，災難就開始了。
東京精密器械的債券直接跌穿90日元關口，來到88.50。大阪材料研究所的債券跟著跳水，單日跌幅7%。
更可怕的是銀行股——三井信託、橫濱信用金庫這些大量持有這些債券的地區銀行，股價集體下跌3%-5%。
拋售像瘟疫一樣開始蔓延。
上午十點，名古屋工業部件釋出緊急公告，稱“公司經營正常，現金流充裕”。
沒人信。
十點半，債券價格跌了5%。
十一點，大阪材料研究所召開記者會，社長山田對著鏡頭鞠躬：“公司絕對有能力履行所有債務責任……”
他鞠躬的身體還沒直起來，交易螢幕上他們的債券又跌了2%。
下午一點，連鎖反應開始了。
為這十家企業提供貸款的七家地方銀行，開始要求追加抵押品。電話一個接一個打到那些社長的辦公室。
“我們需要更多擔保。”
“請在本週五前補足保證金。”
“否則我們將不得不啟動強製平倉程式。”
大阪材料研究所的山田社長在辦公室裡砸了杯子。他對著財務部長吼：“還有多少錢？賬上還有多少錢？！”
“不到五億了，社長……”
“去求三井信託！告訴他們，如果我們倒了，他們的貸款也收不回來！”
電話響了。山田抓起話筒，聽到對方的聲音後，臉色瞬間慘白。
是三井信託總行的特別調查部。
對方隻說了一句話：“山田社長，請明天上午九點來總行一趟。我們需要全麵評估貴公司的信貸風險。”
電話結束通話。
山田癱在椅子上，看著窗外大阪的繁華街景。
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全麵評估，就是抽貸的前奏。
一旦三井信託這個主銀行放棄他們，其他銀行會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一樣撲上來。
他拿起電話，想打給其他幾家公司的社長，手指卻停在按鍵上。
打給誰？大家現在都自身難保。
東京精密的中村？他們自己都快完了。
名古屋工業部件？他們今天股價跌了8%。
福岡那兩家？聽說他們連工資都發不出來了。
山田放下電話，雙手捂住臉。
窗外，大阪的夏天陽光明媚。街道上車水馬龍，行人匆匆。沒人知道這棟大樓裡的某間辦公室，一個公司的生命正在進入倒計時。
也沒人知道，這一切始於紐約某個基金辦公室裡，一個華人輕描淡寫的決定。
更沒人知道，就在同一時間，一個叫“先鋒創新資本”的美國投資公司，正在日本拜會各個官員，遞上的名片上印著熱情洋溢的標語：
“我們相信日本技術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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