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市的陽光帶著夏末初秋特有的明晃晃的亮色，曬在人身上暖洋洋的。
江時雨站在派出所門口，手裡舉著一張薄薄的紙，迎著太陽光左看右看。
她剛去戶籍視窗報了身份證丟失。
九零年的戶籍網路還不像後來那麼發達，異地補辦手續繁瑣，週期也要拖得久一些，但江時雨一點也不覺得麻煩。
她安安靜靜地等號，趴在視窗認真填了資料，交了五塊錢的工本費，又去照相室拍了一張用於身份證底檔的黑白一寸照。
因為正式的身份卡片沒那麼快下來，派出所的同誌便給她開了一張蓋著鮮紅公章的臨時身份證明。
有了這張紙，在補辦身份證期間，她在外麵就算是個有名有姓、能正常辦事的人了。
隻是，她現在的名字，叫時雨。
時雨把那張輕飄飄的紙仔細摺好，貼身收進口袋裡，輕輕撥出一口氣，直到這一刻，那種切切實實踩在地上的腳踏實地感，才終於蔓延到了全身。
身份問題解決了，頭等大事就是找房子。
九十年代初的江州，還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商品房，城市裡那些拉著橫幅、打著地基的塵土飛揚的工地，纔是日後動輒天價的商品住宅。
眼下普通人想租房，能找到的稍微像樣一點的居所，基本都是各單位早年分配下來的老公房。
老公房大多是紅磚或者灰水泥的外牆，筒子樓或者稍微好一點的家屬院格局，房子雖然老舊，麵積也小些，但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住在裡頭的，左右都是附近國營大廠或者機關單位的正式職工，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人員不複雜，環境安全，素質也相對高一些。
現在也沒有市場化的房屋中介，想要租到這種公房，要麼直接有目的性的去某個單位的房管科問有沒有空置的職工房出租；要麼就是去電線杆、居委會外頭的黑板報上，找那些手寫“有房出租”的私人小廣告。
時雨的計劃是，既然要租房，索性租得離市中心近一些，最好就在她家那片區域附近。
這其實是個稍顯自私的決定，意味著陸維鈞每天上下班去運輸公司，來回折騰的時間會變長很多。
至於房租，時雨是完全不擔心的。
老公房的租金大多按照統一標準執行，一套帶著獨立小廚房的一室半，一個月撐死了也就四十塊錢左右；哪怕是寬敞些的兩室，也就五六十塊錢。
她現在手裡有錢，這點底氣還是有的。
等到陸維鈞下了班，聽完時雨想在市中心租房的想法，他沒什麼其他意見，每天早起花些時間多倒兩班車對他來說，根本算不上什麼麻煩吃苦。
但在時雨緊接著提出“房租由我來出”的時候，陸維鈞直接表示了不贊同。
時雨的邏輯很清晰：是她自己想住在這個地段，平白給陸維鈞添了上下班的麻煩，那她來承擔房租是應該的。
陸維鈞卻不這麼想。
他常年習慣了被一窩子親人敲骨吸髓地索取，所有的價值和存在感，都是建立在“被壓榨”和“被需要”之上的，好像隻有不斷地往外掏錢、掏力氣，他纔有資格和家人活在一個屋簷下。
可現在，時雨把賬算得清清楚楚，不需要他負擔什麼，這種互不相欠的清爽感，落在陸維鈞身上，卻變成了一種說不出的茫然和不自在。
那種感覺很奇怪，像是一腳踩空了，不知道下麵是什麼，會不會摔下去。
如果時雨不需要他，不從他身上圖任何東西，這會讓陸維鈞在她麵前產生一種他自己都沒有辦法解釋安全感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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