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冬天,北京冷得出奇。
林澈七歲了。這一年,他沒有再去北影廠的放映室,而是背起了書包,成了衚衕口小學的一年級學生。
上學這件事,對他來說純粹是浪費時間。加減法他早就會了,拚音漢字更是不在話下。但他必須去,必須裝成一個普通的孩子,必須學會和那些真正的小孩相處。
這比背一百個劇本還累。
這天放學回家,他發現父親在家,這在平時很少見。
“爸,你怎麼這麼早回來?”
父親坐在椅子上,麵前放著一杯茶,已經涼了。他看著林澈,眼神有些複雜。
“小澈,爸跟你說個事。”
林澈心裡咯噔一下。
“廠裡在搞優化組合,有些人要下崗。你張大爺,老張,被列在名單裡了。”
林澈愣住了。
老張。
那個教他認膠片的老剪輯師,那個抱他看過無數次放映的老張,那個在《紅高粱》獲獎那天把他抱起來的老張。
他要下崗了?
“為什麼?”林澈問。
父親搖搖頭:“年紀大了,技術也舊了。現在都講究新裝置、新手法,他那一套,跟不上趟了。”
林澈沉默了。
他知道這是時代的必然。八十年代末,國企改革已經開始,北影廠這樣的老牌單位也不能倖免。那些把一輩子獻給膠片的老剪輯師、老攝影師、老美工,正在被時代一點點甩下。
可他心裡還是堵得慌。
晚上,父親帶他去老張家。
老張住在北影廠後麵的筒子樓裡,一間小屋,擠得滿滿當當。牆上掛滿了獎狀和合影,櫃子上擺著各種膠片盒子,有些已經落滿了灰。
老張看見他們,笑了笑:“來了?”
他比幾個月前老了太多,頭髮白了大半,背也佝僂了。但眼睛還是亮的,看見林澈,眼睛更亮了。
“小傢夥,長這麼高了。上學了吧?”
林澈點點頭:“張爺爺好。”
老張把他拉過來,從櫃子裡拿出一個小盒子:“爺爺有個東西給你。”
開啟盒子,裡麵是一疊膠片頭,用細繩捆著,整整齊齊。每一段膠片頭上都貼著小紙條,寫著片名和年份。
“這是《駱駝祥子》的。”老張拈起一段,“這是《邊城》的。這是《人生》的。這是《黃土地》的。這是《紅高粱》的……”
林澈看著那些膠片頭,忽然明白了什麼。
這是一個老剪輯師的一生。
他剪過的每一部片子,都留下了一段膠片頭。這些不起眼的小東西,是他這輩子最珍貴的財富。
“張爺爺……”林澈不知道該說什麼。
老張把盒子塞進他手裡:“拿著。爺爺沒別的東西,就這些破爛。你愛看電影,將來要是也乾這行,興許能用上。”
林澈捧著那個盒子,沉甸甸的。
不是重量,是分量。
父親在旁邊說道:“老張,你這是……”
老張擺擺手:“留著幹嘛?我那小子又不幹這行,回頭都給我扔了。給這小傢夥,我心裡踏實。”
臨走時,老張送到門口,忽然叫住林澈。
“小傢夥,爺爺跟你說句話。”
林澈回頭。
老張看著他:“這行當,看著光鮮,其實苦得很。你要是真喜歡,就好好乾。要是不那麼喜歡,趁早幹別的。別像爺爺這樣,幹了一輩子,最後讓人攆走。”
林澈鼻子一酸。
張爺爺,你剪的那些片子,都成了經典。你教我的那些東西,我一輩子都記得。你沒有被時代甩下,你隻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可他什麼都說不出來。
隻是點點頭,抱著那個盒子,走進了北京的冬夜。
回家的路上,父親一直沒說話。
林澈也沒說。
他隻是在想,這個時代正在發生什麼。
八十年代末,中國社會正在經歷深刻的變革。市場經濟的大潮湧來,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切都在鬆動。北影廠這樣的老牌國企,也開始感受到壓力。
老張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那些把一生獻給膠片的老電影人,正在被數字技術、被新的創作理念、被市場經濟的邏輯一點點淘汰。他們曾經是中國電影的脊樑,現在卻成了“優化組合”的物件。
林澈忽然想起前世看過的一段話: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悲歡。身處其中的人,往往意識不到自己正在經歷什麼。隻有回頭看,才發現那些微小的瞬間,都是歷史的斷麵。”
他現在,就站在一個歷史的斷麵上。
回到家裡,他把那個盒子開啟,把那些膠片頭一個個拿出來看。
《駱駝祥子》的片段,他見過,是祥子拉車的那場戲。
《邊城》的片段,他沒見過,但能想象出翠翠在渡口等儺送的樣子。
《人生》的片段,他記得,是高加林站在山坡上望縣城的那一幕。
《黃土地》的片段,是他手裡攥過的那一種,黃土高原的溝壑,沉默地鋪向天邊。
《紅高粱》的片段,是九兒在高粱地裡回頭的瞬間,臉上帶著笑,眼裡卻全是淚。
這些碎片,拚起來,就是老張的一生。
也是中國電影的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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