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組進駐後的第一個整天，在極度緊張和忙碌中度過。臨時接待點被情緒激動的工人們圍得水泄不通，訴苦的、罵孃的、哭求的、質問的，各種聲音混雜在一起，讓負責接待的人嗓子都說啞了，耳朵嗡嗡作響。記錄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訴求，觸目驚心：有老工人得了癌症等著錢做手術的，有年輕夫妻孩子剛出生奶粉錢沒著落的，有揹著房貸車貸已經斷供被銀行催收的……
而更讓張永春心情沉重的是在財務部的發現。
大昌礦業的財務部，佔據了小半層樓，曾經是公司最核心、最繁忙的部門之一。如今，這裏一片狼藉。檔案櫃被翻得亂七八糟，很多重要憑證、賬冊不翼而飛（估計是被調查人員調取或當事人銷毀），電腦大部分被貼了封條。僅剩的幾名年輕會計，麵色惶恐，對工作組的詢問一問三不知，或者隻能提供一些零碎、表麵的資料。
“張市長，我們……我們真的不清楚。總監、副總監、主辦會計都被帶走了。資金調撥、對外支付都是他們直接經手，我們隻做記賬……現在銀行U盾都被封了，網銀也登入不上去，賬戶餘額……我們隻能看到被凍結前的數字，現在具體怎麼樣，真的不知道。”一個戴著眼鏡、看起來剛工作不久的女會計，帶著哭腔說道。
在國資委和金融辦專家的指導下，工作組隻能從最原始的地方入手：翻找尚未被帶走的紙質報表、合同、銀行對賬單，聯絡各個子公司、分廠的財務人員（很多也聯絡不上），像考古一樣，艱難地拚湊大昌礦業真實的財務圖景。
結果令人絕望。正如老謝所說，集團本部及主要子公司的主要銀行賬戶，幾乎全部被司法機關凍結。未被直接凍結的少量賬戶，餘額加起來不到一百萬。而每月需要支付的工資、社保、公積金等剛性支出，超過五千萬。
資產方麵，情況同樣糟糕。有價值的礦產（採礦權）大部分已被抵押或涉及司法糾紛。庫存的煤炭等產品，要麼是客戶已付預付款（需要交付），要麼已被債權人申請財產保全。機器裝置、車輛等固定資產，要麼陳舊不值錢，要麼也設定了抵押。房產倒是有一些，包括吉正豪個人及其親屬名下的豪宅、寫字樓，但同樣被查封。那些看起來光鮮亮麗的“優質資產”，早已被吉正豪通過各種複雜的金融操作掏空或設定了重重擔保，真正屬於公司、可供自由處置的“乾淨資產”，少得可憐。
“這就是個空殼子！不，連空殼子都不如，是負資產！”國資委主任氣得拍桌子，“吉正豪這個王八蛋，早就把公司掏空了，留下一個爛攤子和一屁股債！”
“應收賬款呢？”張永春沉聲問，“有沒有外麵欠公司的錢，能收回來應應急？”
老謝苦笑：“張市長，大昌礦業這些年擴張很快，但也埋下很多隱患。很多應收賬款，要麼是跟關聯公司的往來款，現在關聯公司也自身難保；要麼是給一些關係戶的‘賒銷’，現在對方看大昌出事，巴不得賴賬；還有一些是正常的貿易款，但催收需要時間，而且……很多客戶聽說大昌出事，也擔心惹上官司，付款更不積極了。就算能收回一些，也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而且，”金融辦的同誌補充道，“就算我們找到一點能動的資產，比如某個偏遠礦廠還有點存煤，想賣掉發工資，也得走程式。現在大昌礦業是風口浪尖，任何資產處置，都可能引來債權人的異議甚至訴訟，法院那邊也未必能這麼快批準。時間，我們最缺的就是時間！”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張永春深深體會到了這句話的含義。他手裏沒有任何可以立刻變現的資源，卻要麵對一萬多人等著吃飯的絕境。財政墊付？昨晚市長已經跟他交了底，市財政也非常緊張，而且這口子確實不能輕易開，涉及巨額資金的使用程式和責任，更怕引起其他困難企業的攀比。五千多萬，不是個小數目。
難道真的沒辦法了？難道隻能眼睜睜看著矛盾爆發？
不，絕不能！張永春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他想起上午在樓下對工人們的承諾，想起那些殷切、絕望、憤怒交織的眼神。如果連工資都發不出，政府的公信力何在？穩定從何談起？
“聯絡銀行！”張永春目光一凝，對金融辦的負責人說，“立刻幫我接通昌州市商業銀行劉行長，還有東山發展銀行欒城分行王行長的電話，我要跟他們直接談！”
很快，電話接通，開啟了擴音。張永春簡要說明瞭情況，強調了當前維穩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由政府工作組出麵協調，以大昌礦業未被查封的、未來可能有穩定現金流的部分有效資產（比如某個目前還在生產、銷售情況相對較好的煤礦）作為抵押，或者，由政府財政提供有限擔保，向銀行申請一筆專項緊急工資貸款，專門用於支付員工工資，穩定局麵。
電話那頭，兩位行長都沉默了。半晌，昌州市商業銀行的劉行長才為難地開口：“張市長，您的難處我們理解。但是……大昌礦業現在是什麼情況，您比我們更清楚。實控人涉重罪，公司可能資不抵債，大量資產被查封凍結，訴訟纏身。給它貸款，哪怕是專項用於工資，風險也極高！這筆貸款放出去，很可能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啊！我們銀行也要對存款人負責，也要接受監管考覈。這個……實在很難辦。”
東山發展銀行的王行長語氣稍微委婉，但意思同樣明確：“張市長，不是我們不支援政府工作。隻是大昌礦業的風險實在太大，按照我們內部的風控製度，這種客戶是絕對禁止新增授信的。就算有政府協調……我們也需要總行審批，而且需要非常過硬的反擔保措施。您說的用部分資產抵押，那些資產是否權屬清晰？是否沒有其他權利限製？未來現金流是否真有保障？這些都是問題。短時間內，很難走通流程啊。”
張永春的心一點點往下沉。他知道銀行有銀行的難處，風控是第一位的。在商言商，誰願意把錢扔進一個明顯要沉沒的破船？
“劉行長，王行長，”張永春深吸一口氣，語氣誠懇但也帶著壓力，“我理解銀行的規章製度和風險考量。但請兩位行長也站在更高層麵想一想。大昌礦業有一萬多名員工，如果因為發不出工資引發大規模群體**件，甚至更嚴重的社會穩定問題，這個責任，我們欒城市委市政府擔不起，難道銀行就能完全置身事外嗎？金融穩定和社會穩定是緊密相連的！今天大昌的工人堵了市委市政府的門，明天就可能去堵你們銀行的門！到時候，影響的就不僅僅是大昌一家企業了！”
他頓了頓，放緩和語氣：“我不是要銀行違規放貸。我是希望，我們能夠一起，在法律和政策允許的框架內，找到一個創新的、可行的解決方案。比如，由政府牽頭，成立一個共管賬戶，貸款資金封閉執行，隻能用於支付經過審核的員工工資，接受銀行和政府雙監管。抵押物，我們可以再仔細梳理，尋找最‘乾淨’、最有可能變現的部分。甚至，市裡可以承諾，在未來處置大昌礦業資產時，優先償還這筆工資貸款。請兩位行長務必向總行彙報，特事特辦，急事急辦！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任務！”
電話那頭又是一陣沉默。兩位行長顯然也在權衡利弊。最終，劉行長嘆了口氣：“張市長，您的話，我們記下了。這樣，我們立刻召開緊急會議研究，並向總行做專題彙報。但……您也要有心理準備，難度非常大，希望渺茫。”
王行長也道：“我們這邊也一樣，儘快研究。但時間太緊，三天……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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