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天，深圳被一陣風吹醒了。
那陣風是從北京來的，但落腳的地方是深圳。1月24日，鄧小平第一次南巡，視察深圳。訊息是前一天晚上傳開的，第二天天還沒亮，羅湖區的街上就站滿了人。陳大勇站在“大勇商店”門口，看著人群從四麵八方湧過來，匯成一條河，往同一個方向流。
鄧小平在深圳待了幾天，看了國貿大廈、看了漁民村、看了蛇口工業區。走的時候，他題了一行字：“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這句話像一顆炸彈，在深圳炸開了。報紙上登了，廣播裡播了，人們在街上議論紛紛。那些之前還在觀望、猶豫、不敢動的人，一下子有了底氣。特區是合法的，改革開放是不會倒退的，鄧小平親口說的。
陳大勇把那張登著題詞的報紙剪下來，壓在櫃檯的玻璃闆下麵。他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覺得心裡踏實一些。然後他給兒子寫了一封信，把題詞抄了一遍，在最後加了一句：“小崢，你說的那些，都對。”
陳崢的回信很短，隻有幾行字：“爸，機會來了。蛇口。”
陳大勇看著信，想了很久。蛇口，兒子說了很多次了。蛇口工業區，招商局開發，政策更靈活，機會更多。老周也說了很多次了。但他一直沒有動——不是不想動，是不敢動。羅湖這邊的生意剛起來，根基還不穩，貿然去蛇口，怕兩頭都顧不上。但現在是時候了。鄧小平題了詞，特區的前途明朗了，再不動作，機會就被人搶走了。
他把老周叫來。“蛇口的事，你去摸摸底。”
老周眼睛一亮。“終於想通了？”
“想通了。我兒子說的。”
老周笑了。“你兒子說啥你都信？”
“他說的每件事都對。”陳大勇說，“從八歲開始，沒一件錯過。”
老周沒有再說什麼。第二天一早，他騎上自行車，沿著深圳灣的土路，騎了大半天，去了蛇口。
老周在蛇口待了三天。回來的時候，自行車上全是泥，褲腿上也是泥，但眼睛亮得像燈泡。“大勇，”他一進門就說，“那邊跟這邊完全不一樣。”
陳大勇給他倒了一杯水。“怎麼不一樣？”
“政策不一樣。那邊是招商局管的，可以直接跟香港人做生意。進口的東西免稅，出口的東西也不卡。好多香港老闆在那邊開工廠，電子廠、玩具廠、服裝廠，一個接一個，招了好多人。”老週一口氣說了很多，“那些工廠需要什麼？需要食堂、需要宿舍、需要日用品、需要原材料。咱們要是能拿下幾個廠的供貨合同，生意能翻幾番。”
陳大勇沉默了一會兒。“食堂？咱們能做食堂？”
“能。你想想，那些工廠幾百號人，吃飯是個大問題。老闆從香港來，對這邊不熟，找當地的餐飲公司又不放心。咱們有經驗、有資質、有人手，為啥不能做？”
陳大勇想了想，點了點頭。“行。你再去一趟，打聽清楚。哪個廠要招標，哪個廠有合作意向，都摸清楚。”
老周走了之後，陳大勇坐在櫃檯後麵，拿出信紙，給兒子寫信。他把老周打聽到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寫了進去，最後問：“小崢，你覺得食堂承包這事能搞嗎？”
十天後，回信來了。這次的信很長，密密麻麻寫了三頁紙。陳大勇看了好幾遍，有些地方看不太懂，但核心意思他看懂了：能搞，但要講方法。
陳崢在信裡寫了詳細的方案——怎麼跟工廠談，怎麼報價，怎麼保證食品安全，怎麼管理員工，怎麼控製成本。信的最後，他寫了一段話：“爸，跟工廠談的時候，不要隻說‘我能做飯’。你要從他們的角度想問題。他們關心什麼？關心員工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貴不貴。你要告訴他們，你的食堂能提升員工滿意度，降低企業管理成本。你要讓他們覺得，把食堂包給你，是幫他們解決問題，不是給你送錢。”
陳大勇把這段話讀了三遍。他從口袋裡摸出那張皺巴巴的紙條——兒子八歲那年寫給他的，上麵寫著“進貨找便宜的、賣貨別太貴、對人要客氣”——把兩張紙放在一起，看了很久。三年了，這娃從“進貨找便宜的”寫到“幫企業解決問題”。他長大了，自己也跟著他長大了。
第二天一早，他找到老周。“走，去蛇口。”
陳大勇在蛇口待了三個月。他不像老周那樣騎自行車當天來回，他在蛇口租了一間房子，住下來，一家工廠一家工廠地跑。
他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拎著一個帆布包，包裡裝著兒子的信和一本皺巴巴的筆記本。每到一家工廠，他就找到後勤負責人，問人家食堂怎麼開的、多少人吃飯、一頓飯多少錢、有什麼問題。大部分人不搭理他——一個穿著舊中山裝的農民，能做什麼食堂？但陳大勇不急。他笑眯眯的，遞根煙，聊幾句家常，下次再來。第三次來的時候，人家就願意跟他說幾句了。
三個月下來，他跑了幾十家工廠，筆記本上記得密密麻麻——哪家工廠有多少人、哪家工廠的食堂是外包的、哪家工廠是自己管的、哪家工廠對現在的食堂不滿意。他把這些資訊整理出來，按照兒子教的方法，寫了一份方案。
他寫了三天。有些字不會寫，就查字典；有些詞不知道怎麼用，就翻兒子的信。寫完之後，他念給老周聽，老周說還行，他又改了兩遍，最後用毛筆謄抄了一遍。
封麵上寫著：《蛇口工業區餐飲配套服務方案》。底下寫著：大勇商貿公司，1984年春。
他把方案交到了蛇口工業區管委會。
接方案的是一個姓林的中年幹部，戴著眼鏡，穿著灰色的確良襯衫，說話慢條斯理的。他翻了翻方案，擡起頭，看著陳大勇。“這是你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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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陳大勇說。
“你是大勇商貿公司的？”
“是。我是法人代表。”
林幹部又翻了翻方案，目光停在某一頁上。“你這裡寫到，專業的餐飲服務可以提升員工滿意度，降低企業後勤成本。這個觀點很有意思。你怎麼想到的？”
陳大勇張了張嘴。他想說“我兒子教的”，但忍住了。“我做了三個月調查，跑了三十多家工廠，發現大部分工廠的食堂都有問題。員工不滿意，企業也頭疼。如果能有一套標準化的餐飲服務方案，對雙方都有好處。”
林幹部看了他一會兒，點了點頭。“方案留下，我們研究研究。”
陳大勇走出管委會大樓的時候，手心全是汗。他站在門口，回頭看了一眼那棟灰色的樓房，深吸了一口氣。然後他騎上自行車，回了羅湖。
一個月後，電話來了。
林幹部在電話裡說，管委會討論過了，決定把三家工廠的食堂承包給大勇商貿公司試執行。先簽一年合同，如果做得好，再續簽。
陳大勇掛了電話，在櫃檯後麵站了很久。他看了看牆上的執照，又看了看玻璃闆下麵壓著的鄧小平題詞，最後從口袋裡掏出那張皺巴巴的紙條。“爸，到了深圳先找工地幹活，別怕吃苦。多跟本地人聊天，打聽訊息。有機會就做點小生意，別光靠賣力氣。”
他把紙條攥在手心裡，攥得很緊。
他給兒子寫了一封信。信很短，但寫了很久，字跡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墨跡暈開了，像是水滴落在紙上。
“小崢，蛇口三家工廠的食堂合同拿下來了。光是這三個食堂，一個月就能掙兩三千塊。爸這輩子沒想過能掙這麼多錢。謝謝你，小崢。你說的那些，爸都記住了。”
信寄出去後，他開始等回信。
十天後，回信來了。
“爸，幹得好。但這隻是開始。食堂承包是現金流業務，很穩，但增長空間有限。接下來要做兩件事：第一，把食堂承包的模式複製到更多工廠；第二，開始關注房地產——深圳的地價要漲了。”
陳大勇把信看了三遍。他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這娃，野心比他還大。三年前，他在工地上搬磚，一天掙兩塊錢。現在，他承包了三家工廠的食堂，一個月掙兩三千塊。他覺得這已經是天大的事了，但兒子說，這隻是開始。
他把信摺好，放進口袋裡，跟那張皺巴巴的紙條放在一起。
“行，”他對自己說，“那就繼續幹。”
第二天一早，他找到老周。“蛇口那邊，還有沒有其他工廠的食堂可以承包？”
老周愣了一下。“三家還不夠？”
“不夠。”陳大勇說，“我兒子說了，這隻是開始。”
老周看著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笑了。“行。我去跑。”
“還有，”陳大勇說，“你幫我留意一下房地產的訊息。地價、政策、哪塊地要開發，都打聽清楚。”
“房地產？”老周更愣了，“咱們要做房地產？”
“先留意著。”陳大勇說，“我兒子說的。”
老周沒有再問。他騎上自行車，又去了蛇口。
陳大勇站在商店門口，看著老周的背影消失在街角。遠處是工地，打樁機咚咚咚地響，像心跳。更遠處是山，灰濛濛的，看不清輪廓。他從口袋裡掏出那張紙條，展開，看了一會兒，又摺好放回去。
風吹過來，帶著海水的鹹味和泥土的腥氣。他深吸了一口，轉身走進店裡。
櫃檯上擺著三份合同，是他昨天簽的。他把它們收進抽屜裡，鎖好。抽屜裡還有一封信，是兒子上個月寄來的，信的最後寫著一句話：“爸，深圳的地價以後會暴漲。現在看起來不值錢的荒地，過幾年就是金山銀山。”
陳大勇把手放在抽屜上，停了一會兒。他不知道什麼叫“暴漲”，也不知道荒地怎麼能變成金山銀山。但他知道一件事——他兒子說的，從來沒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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