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身份第二天一早，陸衛東去了法醫室。
屍體已經解凍了，躺在解剖台上，臉色還是發青的，嘴唇發紫，眼睛半睜著，看著有點嚇人。法醫姓劉，四十多歲，在市局幹了十幾年，經驗豐富，什麼場麵都見過。他穿著白大褂，戴著口罩，手裡拿著手術刀，正在做屍檢。
見陸衛東進來，他擡起頭，說：“老陸，來了？正想找你。”
陸衛東點點頭，走過去，站在解剖台邊上。
劉法醫指著死者脖子上的勒痕說：“勒痕很深，是緻命傷。兇器不是繩子，是寬的東西，大概三四厘米寬。可能是皮帶，可能是布條，也可能是背帶之類的東西。勒了不止一圈，繞了兩圈，第一圈淺，第二圈深，說明兇手勒了兩次。”
陸衛東湊近看了看。勒痕紫紅色，繞著脖子一圈，有兩道，一道淺一道深。深的那個地方，麵板都破了，露出下麵的肌肉。
劉法醫繼續說：“死亡時間大概是三天前，也就是初五晚上。胃裡有食物殘留，吃的是白菜燉粉條，還有窩頭。消化了大概一半，說明他死之前兩三個小時吃過飯，不是餓著的。”
陸衛東說：“能判斷出是什麼地方的人嗎？”
劉法醫搖搖頭：“看不出來。北方人，南方人，都長這樣。不過他牙齒不好，有好幾顆蛀牙，門牙也缺了一小塊，可能是從小沒好好刷牙，也可能是不注意口腔衛生。說明他小時候家裡條件不好。”
陸衛東點點頭。
劉法醫又說：“指甲裡的東西化驗出來了，是煤渣，還有一些細小的煤粉。他可能幹過跟煤有關的活，或者經常在煤堆旁邊待著。煤渣很細，不是普通的煤塊，像是洗煤或者篩煤的時候沾上的。”
陸衛東心裡一動。煤渣？齊齊哈爾附近有幾個煤礦，還有一個煤炭轉運站，每年冬天都要從外地調煤過來。這個人，會不會是煤礦工人？或者是轉運站的裝卸工？
他謝過劉法醫，回到辦公室。
老韓已經在等他了，手裡拿著幾張紙，上麵密密麻麻記著字。見陸衛東進來，老韓站起來，把紙遞給他：“老陸，昨晚我讓人把附近幾個公社的失蹤人口查了一遍。三個公社，二十多個大隊，全都問了。沒有符合的。”
陸衛東接過那幾張紙，一頁一頁看。都是這幾天報上來的失蹤人口，有老人，有孩子，有女人，就是沒有三十來歲的男人。有幾個年齡差不多的，但都對不上——有的是精神病人，自己走丟了；有的是跟家裡吵架賭氣跑了的；還有幾個是去外地走親戚，家裡以為失蹤了，結果人好好地在親戚家待著。
他把紙放下，說：“不是本地的，是外地來的。”
老韓說：“那怎麼查？齊齊哈爾這麼大，每天來來往往多少人，總不能一個一個問吧？”
陸衛東想了想，說：“先查火車站的記錄。初五前後，有沒有外地人來齊齊哈爾。還有汽車站，長途汽車也查。雖然不一定有用，但總比瞎摸強。”
老韓點點頭，站起來就走。
陸衛東又拿起電話，打給幾個煤礦。富拉爾基本地有個煤礦，還有幾個小煤窯。他一個一個打過去，問他們最近有沒有工人失蹤，有沒有人沒來上班。都說沒有。
下午，老韓回來了，拿著一份名單，累得直喘氣。
“查到了。”老韓把名單放在桌上，“初五那天，有一趟從哈爾濱來的火車，下來不少人。還有一趟從牡丹江來的，一趟從佳木斯來的。這幾天來齊齊哈爾的人不少，車站售票記錄隻顯示賣了票，不顯示誰買的，更不知道誰去了哪兒。”
陸衛東看著那份名單，頭有點大。名單上密密麻麻記著車次、時間、人數，但都是數字，沒有一個名字。
這怎麼查？一個一個找？整個齊齊哈爾幾十萬人，找一個連名字都不知道的外地人，大海撈針。
他點上一支煙，慢慢抽著。煙霧在辦公室裡慢慢散開，飄向天花闆。
抽到一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死者指甲裡的煤渣。如果是煤礦工人，那應該有煤礦的工作證，或者礦上發的工牌、飯票之類的東西。他身上沒有，說明被兇手拿走了。但如果他是煤礦來的，煤礦那邊應該有他的檔案，有他的照片，有他的登記記錄。
他拿起電話，又打給那幾個煤礦。這回不是問有沒有人失蹤，是問最近有沒有人離職，有沒有人請假沒回來，有沒有人突然不見了。
打了三個煤礦，都說沒有。
打到第四個，是富拉爾基附近的一個小煤礦，隻有幾十個工人，規模不大。接電話的是個女的，聲音很粗，像是常年抽煙抽的。她說：“同誌，我們這兒前兩天確實有個人沒來上班，也沒請假。我們以為他跑了，就沒當回事。礦上人少，流動性大，常有的事。”
陸衛東心裡一跳：“叫什麼？多大年紀？”
那女人說：“叫張建國，三十三歲，黑龍江肇源人。年前剛來的，幹了一個多月。人挺老實，幹活也賣力，就是不愛說話。”
陸衛東說：“有他的照片嗎？”
那女人說：“有，入廠的時候照的，貼在他的登記表上。”
陸衛東說：“明天我帶人過去，你把他的材料準備好。”
掛了電話，他對老韓說：“有戲了。煤礦那邊有個叫張建國的，這幾天沒來上班。肇源人，三十三歲，對得上。”
老韓眼睛一亮：“那還等什麼？明天趕緊去。”
第二天一早，陸衛東帶著死者的照片去了那個煤礦。
煤礦在富拉爾基北邊，坐車一個多小時。礦上條件簡陋，幾排土坯房，一個大煤堆，幾條鐵軌。礦工們穿著黑乎乎的棉襖，在煤堆旁邊忙活著，臉上都是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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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他的是個副礦長，姓周，四十多歲，一臉精明，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周副礦長看了照片，臉色一下子變了。
“是他。張建國。”周副礦長說，聲音有點抖，“真是他？死了？”
陸衛東點點頭，問：“他什麼時候來的？”
周副礦長想了想，說：“去年十一月底，剛入冬那會兒。說是從肇源來的，在家待不住，想出來找活幹。我們看他老實，身體也壯實，就留下了。幹了一個多月，還行，沒出過事，也沒跟人鬧矛盾。”
陸衛東問：“他有沒有說，在齊齊哈爾有親戚或者朋友？”
周副礦長想了想，說：“好像說過，有個老鄉在齊齊哈爾，姓什麼來著……姓劉還是姓馬？他提過一次，說等有空了去找那個老鄉坐坐。我沒細問，礦上人雜，這種話聽多了。”
陸衛東點點頭，又問：“他平時跟誰來往？有沒有關係特別好的工友？”
周副礦長說：“跟他同屋的幾個人關係還行，但也談不上多好。他話少，不愛聊，收工了就回屋躺著，有時候一個人發獃，也不知道在想啥。”
陸衛東又問了幾句，沒什麼收穫。他讓周副礦長把張建國住的地方告訴他，然後帶人過去看了看。
張建國住在礦上的集體宿舍，一間屋住四個人，隻有十幾平米。屋裡四張床，中間一個爐子，牆上糊著報紙。張建國的床位靠窗，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枕頭邊上放著一個包袱。
陸衛東把包袱開啟，翻了一遍。幾件換洗衣服，都是舊的，補丁摞補丁。一雙鞋，鞋底磨破了。一個搪瓷缸子，缸子上印著“為人民服務”，搪瓷磕掉了好幾塊。還有幾張零錢，加起來不到兩塊錢。
沒有信，沒有照片，沒有地址，什麼都沒有。
他問同屋的人：“他走的那天，有什麼異常嗎？”
一個年輕工人說：“沒有啊。他那天下了班，說出去轉轉，就再也沒回來。我們都以為他去老鄉那兒了，沒當回事。”
另一個工人說：“他好像說去找那個老鄉。我問了一句，他說是肇源的老鄉，在齊齊哈爾好幾年了。我問在哪兒，他沒說。”
陸衛東說：“一句都沒提？去哪兒找也沒說？”
那人搖頭：“沒說。”
陸衛東又問了半天，什麼有用的都沒有。
他站在宿舍門口，點上一支煙，慢慢抽著。冷風灌進來，煙灰飄得到處都是。
張建國，三十三歲，肇源人，來齊齊哈爾一個多月，初五晚上去找老鄉，然後就死了。
那個老鄉是誰？在哪兒？為什麼殺他？是無意的？還是蓄意的？
他把煙抽完，掐滅，往回走。
回到市局，他把情況跟李隊長說了。李隊長聽完，說：“查那個老鄉。張建國的肇源老家也查一查，看有沒有人知道他來齊齊哈爾投奔誰。還有，讓煤礦那邊把他的工友都問一遍，看有沒有人聽他說過那個老鄉的名字。”
陸衛東說：“已經在查了。”
接下來幾天，陸衛東又開始了連軸轉。查肇源，查齊齊哈爾的老鄉，查煤礦的工友。每天早出晚歸，有時候連飯都顧不上吃。王淑芬給他帶的飯，他總是忘了吃，等想起來的時候已經涼透了。
查了七八天，終於查到一條線索。
張建國有個同鄉，姓劉，在齊齊哈爾一家工廠當工人。兩人從小認識，一個村的，一起長大的，關係不錯。張建國來齊齊哈爾之前，給他寫過信，說要來投奔他。
陸衛東找到那個姓劉的。姓劉的三十多歲，瘦高個，戴著眼鏡，看著老實巴交的，像個讀書人。陸衛東問他認不認識張建國，他說認識，是老鄉，從小一起長大的。
陸衛東問：“他來找過你嗎？”
姓劉的說：“找過。年前來過一次，在我家吃了頓飯，聊了半天。他說在煤礦找到了活，幹得還行，就是累點。我讓他好好乾，別想太多。”
陸衛東問：“後來呢？”
姓劉的說：“後來就沒見過。他說煤礦忙，一個月就休一天，沒空出來。我想也是，煤礦那地方，累著呢。”
陸衛東問：“初五那天，你見過他嗎？”
姓劉的愣了一下，說：“初五？沒有。初五我在家，哪兒都沒去。媳婦回孃家了，我一個人在家待著，看了半天書。”
陸衛東盯著他的眼睛。那眼神很平靜，沒有躲閃，沒有慌張。他說這話的時候，還笑了笑，像是在回憶那天的悠閑。
陸衛東點點頭，站起來，說：“行，有什麼訊息再找你。你想起來什麼，隨時給我們打電話。”
姓劉的送到門口，臉上帶著笑，說：“同誌慢走。”
陸衛東走了。但他心裡，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不是姓劉的不對勁，而是——太順了。所有的線索，好像都順著他指向的方向，但一到關鍵的地方，就斷了。
那個真正的老鄉，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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