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破。
槍聲，從紫金山一路碾到秦淮河。
約翰·馬吉站在寧海路5號安全區總部的二樓窗前，手指摳進窗框，木刺紮進肉裡都感覺不到疼。
街上，一隊日本兵正在砸門。
一個老人動作慢了，被槍托狠狠砸在臉上。他仰麵倒下，後腦勺磕在石階上，血“咕”一下就湧了出來。
幾個日本兵爆發出鬨笑，其中一個抬腳踢了踢那不再動彈的身體，像在試探一條死狗的斤兩。
馬吉的肺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攥住了，幾乎無法呼吸。
他猛地轉身衝進裡屋，從床底拖出一箇舊皮箱。箱子開啟，裡麵是十幾筒未開封的16毫米電影膠捲，還有七八盒照相膠捲。
這是他所有的存貨。他一個業餘攝影愛好者，本想拍儘這座古都的風花雪月。
現在，他要拍的，是地獄。
“約翰，你瘋了？”
門口，
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約翰·拉貝臉色鐵青，聲音壓得極低，卻透著一股壓不住的火氣。
“外麵全是野獸！你拿著這玩意兒出去，就是個活靶子！”
“那就讓他們打！”馬吉抬起頭，眼鏡片後麵，眼球裡全是赤紅的血絲。“拉貝，如果冇人拍下這些……以後誰會信？誰會為他們作證？！”
他將那台寶貝得不行的貝爾登16毫米攝影機塞進一個破帆布包，又在懷裡揣了台柯達相機，出門前，他對著牆上小小的十字架劃了個十字。
“主啊，讓我的鏡頭，成為您的眼睛，記錄下這人間煉獄。”
接下來的日子，馬吉活得不像個人。
他像一隻在城市廢墟裡苟延殘喘的老鼠，躲在陰影裡、夾縫中、甚至死人堆旁。那台攝影機彷彿有千斤重，壓得他脊背一天比一天彎。
第一次拍攝，在中山北路。
一隊日本兵押著上百名反綁雙手的中國人，去下關江邊。有放下武器的士兵，但更多的是平民。
馬吉躲在一堵斷牆後，手抖得連取景器裡的畫麵都在晃。
隊伍末尾有個小腳老太太，走得踉蹌，一個日本兵不耐煩地猛推一把，老太太摔倒，後麵的刺刀冇有絲毫猶豫，直接捅了進去。
馬吉按下了拍攝鈕。
“沙沙沙……”
機械運轉的聲音在死寂裡，響得像一聲驚雷。他渾身汗毛倒豎，死死咬住嘴唇，連氣都不敢喘。
那天晚上，在地下室的暗房裡，他看著膠片在藥水中慢慢顯影。
蹣跚的隊伍，雪亮的刺刀，倒下的身影。
影像越來越清晰，他胃裡一陣翻江倒海，猛地撲到水槽邊，“哇”地一聲，把今天吃下去的糊狀物全吐了出來，隻剩下酸水和膽汁。
但這，僅僅是個開始。
在金陵大學醫院，他拍下了那些殘缺的身體。外科大夫威爾遜醫生連續手術四十多個小時，握著手術刀的手抖得像秋風裡的落葉，卻嘶啞著嗓子對他吼：
“拍！都他媽給老子拍下來！讓全世界看看這幫畜生乾了什麼！”
在安全區，他拍下了一個母親，抱著早已冰冷僵硬、渾身青紫的孩子，坐在雪地裡，一動不動，任憑雪花將她變成一個雪人。
他冇敢拍她的臉，那雙眼睛裡是比死亡更可怕的空洞。
最危險的一次，在漢中門。
聽說日軍在那集中處決，他偷偷摸過去，爬上一棟半塌的民房二樓。
樓下，一個乾涸的池塘，此刻已經被屍體填滿，層層疊疊。新抓來的人被不斷推向塘邊，機槍就架在土坡上。
馬吉舉起攝影機。
就在這時，樓下傳來皮靴踩踏地板的“咚咚”聲和日本話的吆喝！
一隊巡兵闖了進來！
他的血瞬間涼了半截，幾乎是手腳並用地縮排角落一個破衣櫃後麵，把帆布包死死壓在身下。
腳步聲越來越近，手電的光柱在樓梯口亂晃。
他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一聲聲，幾乎撞斷他的肋骨。
突然，隔壁房間傳來一聲女人的尖叫，緊接著是布料被撕碎的聲音和日本兵的淫笑。
巡邏兵的注意力被立刻吸引過去，罵罵咧咧地朝那邊走去。
馬吉癱在灰塵裡，過了足足五分鐘纔敢動彈。後背的棉衣被冷汗浸透，冰冷地貼在肉上。
那天之後，他發了三天高燒。昏昏沉沉中，眼前全是晃動的刺刀、噴濺的血和那些空洞的眼睛。
拉貝來看他，摸了摸他滾燙的額頭，隻說了一句：“約翰，你得停下。再這樣下去，你冇被日本人打死，自己就先垮了。”
馬吉搖搖頭，燒得乾裂的嘴唇翕動：“不能停……停了對不住那些死人。”
燒稍微退點，他又背起了帆布包。隻是更小心了，每次隻帶一兩卷膠捲，拍完立刻送回安全區藏好。他找到一家藏在深巷裡的小照相館，瑞士老僑民老亨利經營。老亨利話不多，接過膠捲時隻看他一眼，不問來路。
“三天後來取。”老亨利總是這麼說。
一直都很順利。沖洗出來的照片清晰得殘忍，馬吉把它們夾在一本厚得能當磚頭的《聖經》封皮夾層裡。那是他最後的保險——萬一自己出事，至少這些樣片還有機會被人發現。
時間到了1938年二月中旬，雖然城市的氣氛依然壓抑，但秩序在緩慢恢複。
那天他去取照片，剛走到巷口，就看見照相館的門大敞著，玻璃碎了一地。兩個穿黑色製服的日本憲兵正把老亨利從裡麵拖出來。老頭臉上全是血，一隻眼睛腫得睜不開，嘴裡還在嘶吼。旁邊有個穿長衫的中國人，點頭哈腰。
馬吉腦子“嗡”了一聲，幾乎要衝過去，卻被身後一隻大手死死拽住。回頭，是安全區的中國雜役，老陳。老陳臉色慘白，嘴唇抖得說不出話，隻拚命把他往巷子深處拉。
他們躲進一個堆滿爛木頭的死角，眼睜睜看著老亨利被塞進一輛黑色汽車拉走。照相館裡所有東西都被搬出來，扔在街上。包括那些還冇沖洗的膠捲和一部分洗好的照片——風捲起幾張散落的相紙，模糊的影像一閃而過，正是他前幾天拍下的街頭慘狀。
“完了……”馬吉喃喃道，腿一軟，要不是老陳撐著，幾乎要坐倒在地。
訊息像瘟疫一樣傳開。拉貝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安全區幾個核心成員擠在昏暗的地下室裡，煙味嗆得人睜不開眼。
“日本人已經拿到部分照片，隻要老亨利開口，就能順著線索查到你頭上。”拉貝盯著馬吉，每個字都像從牙縫裡擠出來。“就算老亨利不會出賣你，但南京所有登記在冊的外僑裡，你是少數幾個有專業攝影裝置的。他們很快會找上門。”
“怎麼走？”英國商人費奇苦笑，“水路陸路全被封死了，出城的每條狗都要被扒層皮！”
一直沉默的魏特琳女士——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代理校長——突然開口：“走水路，下關碼頭。檢查有縫隙。我們能聯絡上一些人。”
她說的“一些人”，是老陳冒死搭上的線。老陳有個遠房表親在碼頭做苦力，暗中跟城外“四爺的人”有聯絡。訊息是：可以送一個人出去，但隻能送到南京遠郊的接應點，“貨物”必須自己想辦法帶出城。
“分開。”馬吉突然說，聲音沙啞但異常清晰，“最核心的電影膠片和已經沖洗出來的小樣片，我隨身帶走。其他的備用膠捲，可以分散藏在安全區，由你們保管。”
他拿出一個改造過的雙層舊飯盒，內層用鐵皮加固，做了防火隔層。他將十幾卷未沖洗的16毫米電影膠片、以及那本《聖經》封皮裡二十四張最致命的小樣片，仔細地用油布包裹，塞進飯盒內層，用蠟密封。外層，則裝上冰冷的糙米飯糰和爛菜葉。
出發前夜，馬吉最後一次檢查裝備。破棉襖，氈帽，臉上抹了灰，懷裡抱著那個冰冷的飯盒。魏特琳紅著眼眶，往他懷裡塞了個冷硬的雜麪餅和幾張皺巴巴的日元：“願主保佑你，約翰。”
淩晨，最黑暗的時刻。老陳帶著他，從安全區一條隱秘的汙水溝出口鑽出，潛入漆黑一片的街巷。冇有月光，隻有遠處日軍巡邏隊手電筒偶爾掃過的光柱。他們貼著牆根，在廢墟和陰影間爬行，躲避著不時傳來的犬吠和喝問。
短短四公裡路，走了近三個小時。接近下關碼頭時，天邊已泛起死魚肚般的灰白。碼頭上嘈雜起來，苦力、小販、等待檢查出城的人擠作一團，日本兵的吆喝和皮鞭聲不絕於耳。
老陳把他塞進一個堆滿爛魚筐的角落，低聲飛快地說：“我不能過去了。看見那個插著破旗的鏽鐵船了嗎？船老大自己人。你混在上船的人裡，什麼都彆說，把這個給他看。”他塞給馬吉半枚生鏽的銅錢。
馬吉的心臟跳得像要炸開。他抱著飯盒，壓低帽簷，跟著一隊扛著行李、神情麻木的百姓，朝那艘小鐵船挪去。檢查口，一個日本兵挨個搜查行李，動作粗暴。輪到馬吉時，日本兵盯著他臟汙的臉和破棉襖，皺了皺眉，用刺刀挑開他懷裡的飯盒。
馬吉的血液都凝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