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但做事乾淨，從來不廢話，需要什麼直接說，不需要的資訊一句都不多提。
我和她之間的交流，大部分時候就是“需要什麼，多久，能做嗎”。
但有一次，她等我交貨的時候，在後屋坐了一會兒，看見我桌上攤著一份版樣，多看了幾眼。
“你設計過什麼？”她問。
“以前……做過商業廣告，書籍排版，標誌設計。”
“什麼時代的人會做廣告？”
這個問題她問得很隨意，但我頓了一下。
“我見過很多廣告。”我說。
她冇有追問。
但她低頭看了一眼我正在做的那份版樣，說：“這裡，這個行距，再壓一點，看起來更像官方檔案。”
我愣了一下，低頭看，她說的那處位置，確實有一點細節不夠嚴謹。
我改了。
“你也懂排版？”
“學過一點，”她說，“以前想去報社做編輯，冇去成。”
她冇有繼續說為什麼冇去成。
我也冇問。
那個年代，很多事情“冇去成”，背後的原因都差不多，不是個人的事，是時代的事。
沈誌華後來悄悄問我：“你覺得林秀是什麼級彆的人？”
我說：“不知道，冇必要知道。”
“我覺得她不簡單，”他說，“方先生介紹來的人裡，她是第一個知道我們這邊細節的。”
“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沈誌華聳聳肩，不再說話。
但我心裡清楚，他說的那個觀察冇有錯。
林秀知道的事情，比一個普通聯絡員應該知道的要多得多。
她是什麼人，背後站著什麼，這些問題我選擇不去深想。
這年頭，知道得越少，活得越長。
第十章 化工倉庫的險棋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在蘇州河邊待了整整半年多了。
那半年裡，我做出去的東西，大大小小加在一起，超過了兩百份。
通行證，良民證，身份證，公函，轉運許可，部隊番號證明，還有各種偽裝成合法印刷品的情報載體。
這些東西流向我從來不知道的地方，被我從來不認識的人用在我從來不知道的事情上。
我隻管做，不管去向。
這是規矩，也是保命的方式。
但那段時間，我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
製版的紙張和油墨，越來越難弄了。
戰時物資緊缺，進口材料基本斷供，市場上能買到的國產替代品質量參差不齊，有些東西用出來差彆一眼就能看出來。
我跟方先生提了這件事。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你有辦法解決嗎？”
“也許有，但需要一點時間，還有一些我自己解決不了的渠道。”
“說。”
我把思路說了——國產的紙張裡有幾種原料配比，通過調整油墨的濃度和套印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紙張質量的差距。但還需要兩樣特定的化學原料來調整墨水的附著性。
那兩樣東西在當時的上海，隻有一個地方有穩定的供應。
就是日本人控製的一家化工倉庫。
方先生聽完，冇有立刻說話。
半晌，他說：“我來想辦法。”
三天後，林秀來了。
她放下一個小木箱，開啟，裡麵是兩瓶密封的化學原料，標簽是日文的。
我看著那兩瓶東西，再看看她。
“怎麼弄來的？”
“不需要你知道，”她說，“夠用多久？”
我估算了一下。
“省著用，三個月。”
“三個月後再想辦法。”她說，拍拍木箱的蓋子，“先把東西收好。”
她轉身要走，我叫住她。
“謝了。”
她停了一下，冇有回頭，繼續走了。
沈誌華從裡間探出頭來。
“她去弄那兩瓶東西，肯定不是去買的。”
我說：“我知道。”
“危險。”
“我知道。”
“那你還謝她？”
我說：“正因為危險，纔要謝。”
沈誌華縮回了腦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