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暗流
阿列克謝·沃羅諾夫是在新年的第三天被捕的。
顧長晏沒有親自去。他派了一隊他最信任的人——不是大使館的安保人員，而是從莫斯科直接飛來的、隸屬於軍情總局第八局的內部清洗小組。這個小組的代號叫“鐵匠”，專門負責處理內部的叛徒和鼴鼠。他們不受任何地方指揮官的管轄，隻對總局局長一人負責。
抓捕行動在淩晨四點進行。沃羅諾夫在斯德哥爾摩南城的公寓裡被帶走，當時他還在睡夢中。他的妻子——那個患有罕見病的女人——在臥室裡尖叫著醒來，試圖阻止那些穿黑色戰術服的人把她的丈夫拖走。
“鐵匠”們沒有對她使用暴力。他們隻是把她按在床邊，平靜地告訴她：“你的丈夫是叛國者。”
沃羅諾夫在被帶走的時候，沒有反抗。他甚至沒有看妻子一眼。他隻是低著頭，光著腳站在冰冷的地板上，像一個被抽走了脊椎的人。
他什麼都說了。
在“鐵匠”的審訊室裡，他隻堅持了四個小時。四個小時後，他把所有的一切都交代了——他的招募時間、他的聯絡方式、他經手過的情報、他見過的每一個M國情報局的人。
包括沈若棠。
“她是我見過的最好的間諜，”沃羅諾夫在審訊室裡說，聲音乾澀得像砂紙，“她從不直接聯絡我。每一次情報傳遞都通過至少三個中間人。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實長相——每次見麵，她都戴著不同的人皮麵具。直到——”
他苦笑了一下。
“——直到我在電視上看到她被捕的訊息。我才知道，‘夜鶯’原來長這樣。”
顧長晏坐在觀察室裡，透過單向玻璃看著審訊室裡的沃羅諾夫。他的表情平靜，但他的右手——那隻放在膝蓋上的右手——在微微握緊。
沃羅諾夫的招供證實了沈若棠說的一切。他的檔案編號、他的銀行賬戶、他妻子在“阿斯彭”藥房的購買記錄——全部吻合。他甚至交代了另外兩個潛伏在S國情報係統內的M國間諜，這兩個人的名字連沈若棠都不知道——他們是沃羅諾夫自己發展的下線。
“鐵匠”小組的頭目——一個叫謝爾蓋的、五十多歲的矮胖男人——走出審訊室，站在顧長晏麵前。
“將軍，”謝爾蓋說，他的聲音粗糲得像被砂石磨過的，“沃羅諾夫的案子已經查清了。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一個結論——他確實是M國的間諜。但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沃羅諾夫說，他在M國情報局裡的直接上線不是‘夜鶯’。‘夜鶯’隻是他的聯絡員之一。他的直接上線是一個代號叫‘主教’的人，而‘主教’——”
謝爾蓋停頓了一下，表情變得微妙。
“——‘主教’的真實身份，連沃羅諾夫都不知道。他說，‘夜鶯’是唯一一個可能知道‘主教’身份的人。如果‘夜鶯’不開口，這條線就斷了。”
顧長晏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了，”他說。
謝爾蓋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後他隻是點了點頭，轉身離開了觀察室。
顧長晏獨自坐在觀察室裡，透過單向玻璃看著隔壁的審訊室。審訊室是空的——沈若棠已經被轉移到了另一個房間，一個不再是審訊室、而更像是一間普通辦公室的房間。
他讓人重新佈置了那個房間。撤掉了鋼製椅子，換上了一張普通的木椅和一張桌子。在桌上放了一盆綠蘿——這是整個大使館裡唯一一盆植物，是領事參贊的秘書養的，被她“借”來了。牆壁上掛了一幅畫——一幅聖彼得堡的冬宮水彩畫，色調柔和，帶著一種不屬於地下室的溫暖。
他甚至讓人給沈若棠拿來了一套乾淨的衣服——一件白色的棉質襯衫、一條深藍色的長褲、一雙柔軟的室內拖鞋。她之前穿的那套衣服——那件深灰色的羊絨衫和黑色西褲——已經在二十多天的囚禁中變得褶皺、骯髒、散發著地下室特有的黴味。
她換上乾淨衣服的時候，顧長晏不在房間裡。他站在門外，背靠著冰冷的牆壁，聽著裡麵傳來的細微的窸窣聲——布料摩擦的聲音、拖鞋踩在地上的聲音、以及一聲極其輕微的、幾乎聽不到的嘆息。
那聲嘆息像一根針，輕輕地紮進了他的胸腔。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在審訊的第十天？第十五天？還是在她流下眼淚的那一刻？——他發現自己的心跳不再受自己控製了。
不是因為恐懼，不是因為緊張，而是因為一個更簡單的、更原始的原因——
他開始在意她了。
不是審訊者對俘虜的那種在意——不是“她的口供對我有多重要”或者“她的心理防線什麼時候會崩潰”。而是一種更私人的、更危險的在意——
他會在深夜醒來的時候想，她在下麵冷不冷。
他會在吃飯的時候想，她今天有沒有吃東西。
他會在路過那間放置綠蘿的房間時，放慢腳步，透過門上的觀察窗看她一眼——看她是不是在看書（他給她拿了幾本書，都是S國文學的經典作品，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瑪托娃），看她是不是在發獃，看她是不是在……想他。
這種在意是一種病。
一種在這個行當裡被明令禁止的、會被當作弱點來利用的、會讓他失去一切——軍銜、權力、甚至生命——的病。
但他治不好。
就像沈若棠說的——“也許我們兩個都被困在了同一個地方。”
一個不屬於他們的地方。
一個他們都不想去、但又不得不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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