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身處京城的吳充因為種種事由而感嘆天時不予的時候，遠在江南之地的新任湖州知州也是突然間身感自己如遭雷擊，麵對由朝廷下發而來的一紙對自己的拘捕文書，這位到達湖州履新才三個月的知州大人瞬間兩腳發軟麵如死灰。這個人是誰呢？此人便是“天下何人不識君”的北宋第一大才子——蘇軾！
這一年的蘇軾四十二歲，這個年紀無論古今都是一個“危險”的年紀，這裏的危險不是說此人大限將至，而是說這個年齡段的人如果仍然對社會或自身的現狀強烈不滿，那麼此人必然到了憤世嫉俗的巔峰期。這可不是毛躁的憤青整天開噴那麼簡單的事，這個年齡段的人有思想、有見識、有歷練，如果再加上一個有學識，那他們的憤世嫉俗就絕不像年輕的鍵盤俠那般膚淺，而是非常具有深度。
當然，我們也說了，這種情況是要有先決條件的。人到中年如果對自己的人生所取得的成就還算滿意，那麼這時候他就應該在考慮如何安度自己的晚年，這種人基本上人畜無害。反之，如果這時候你對自己以及所處環境的現狀都非常不滿，那麼你的憤世嫉俗就會讓人感到有一絲的恐懼，也就是那所謂的無處遮掩的戾氣，這種人其言行舉止都很難談得上友善。
關於這種事我們不在此細說，年輕人未必會懂，但中年人幾乎都懂。那麼，此時已經過了不惑之年的蘇軾又是屬於哪種人呢？很遺憾，蘇軾同誌屬於後者。我們這樣說可能會讓那些被雞湯派和勵誌派的歷史學者所洗腦的蘇軾的擁躉感到憤怒：我們的偶像明明是一個超級樂天派，他怎麼可能是一個憤世嫉俗的老憤青呢？他難道不是應該每天都陽光燦爛地吟詩作對或者在廚房裏搗鼓美味佳肴嗎？
沒錯，蘇軾確實是這樣的一個人，但那人是蘇東坡，那是蘇軾在給自己取號為“東坡居士”之後他才變成了那樣的一個人，而在這之前蘇軾就是一個隨時都想開炮且隨時都在開炮的憤世嫉俗的老憤青。
回到蘇軾被貶出京城的公元1071年，當時三十四歲的蘇軾正值其風華正茂的年華且官居開封府推官，當時的他看上去可謂是前途不可限量。不過，恃才傲物是每一個心高氣傲的大才子的通病，李白如此，蘇軾也是如此。李白可以視滿朝權貴為豚犬，同樣才高八鬥的蘇軾也沒有把除了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高看一等，但狂妄且不知收斂總是要付出代價的，蘇軾從京城被貶杭州便是明證。
李白有才但李隆基隻是把他當成一個擅長舞文弄墨的翰林學士來看待，可李白的理想是當宰相，但他的情商和傲骨根本支撐不起他的理想，這就造成了李白後來的人生悲劇。蘇軾幾乎重複了李白的這條老路，由於他有才且連皇帝和宰相都對他的才華讚不絕口，這就讓蘇軾覺得自己有作死的資本，可身處波譎雲詭的官場如果沒有政治智慧是很難混得下去的，甚至會死得很難看。
在政治家的認知世界裏才華不過是一個人的點綴，政治智慧纔是決定其人生高度和成就的決定性要素，你蘇軾再有才但你如果不能為國所用，而且還同時跟皇帝和宰相唱反調，那麼你的下場和結局也就可想而知。試想神宗連韓琦、富弼和司馬光這樣的朝廷元勛和要員都可以驅逐，那麼你蘇軾憑什麼就覺得自己可以穩坐釣魚台？就憑你文章寫得好？開什麼玩笑，如果要說寫文章，宋朝的那一幫翰林學士和知製誥隨便拎一個出來都是絕世高手，再說當朝首相王安石這時候在文學和學術領域的成就和地位也遠勝過你這個後生晚輩，所以你蘇軾其實根本沒有在朝堂上狂妄自大的資本。
關於蘇軾之前被貶杭州我們此前已經詳細地介紹過，事實也證明有句電影台詞真的是揭示了一個人間真相——別以為你長得帥我就不打你。放在蘇軾身上，那就是別以為你有才我就可以無限容忍你，別以為你有才你就可以張著嘴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蘇軾的口無遮攔最終把皇帝和宰相都給惹火了，於是乎才高八鬥且心高氣傲的蘇軾就遭遇了仕途上的初次被貶。
能夠堅持自我且不附會權貴甚至還敢於跟當朝皇帝和宰相公開作對，這樣的人無論秉持了怎樣的立場和理念我們都該為他送上掌聲，哪怕他是腦子打鐵或一根筋。蘇軾的被貶對他來說無疑是人生的一次嚴重受挫，但對於這個在近十年時間裏先後經歷雙親亡故和妻子離世這一係列人生重大變故的人來說，這樣的遭遇也未必是什麼不可承受之重。可是，我們要明白的一點是，此時的蘇軾在政治上的抱負要遠勝過他在人生其他方麵的追求。作為新法的反對者，蘇軾對如今整個國家的現狀無疑是痛心疾首但又無可奈何，對於一個三十幾歲且心懷家國和民生的年輕政治家來說，這種痛苦和折磨是非同尋常的。
蘇軾的被貶對於他個人的仕途和人生理想而言是一種災難，但對於他的文學成就和地位以及中國古代的文學史而言卻是一種幸運。可以想像的是，如果蘇軾一直在京城的官場裏沉醉於各種鈎心鬥角的政治鬥爭，或者是由此而在官場上步步高昇甚至有一天當上了宰相，那麼他的那些讓如今的我們耳熟能詳甚至倒背如流的詩詞佳作也就壓根不會存在。中國的歷史上可能會因此而多出一個長袖善舞的政治家蘇軾，但偉大的宋詞豪放派宗師蘇東坡則永遠不會出現，這或許就是福禍相依理論的另一種生動詮釋和展現。事實可以作證，蘇軾這一生在文學、書法、書畫甚至是烹飪領域登峰造極的時刻都正值他處於人生逆境和低穀之時。
想必初到杭州的蘇軾定然是一點也高興不起來，甚至是覺得人生前途一片昏暗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不過，蘇軾也未必就是整日都苦大仇深的一副苦瓜臉。這個早年在心靈和物質等各個方麵都得到了很好滋養的人在其靈魂深處對這個世界是有大愛的，如若不然他也不會成為宋詞豪放派的一代宗師，而缺乏足夠心靈厚度和承受力的人在經歷了諸多人生磨難和艱辛之後也根本寫不出“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這等大氣從容的詞句。當然，蘇軾在杭州期間為後世留下的千古佳句還得當屬出自《飲湖上初晴後雨》裏的那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公元1074年秋，在杭州通判的任上乾滿三年後，蘇軾官升一級被任命為密州（今山東諸城）知州。雖然陞官了，可蘇軾卻並不會因此而覺得自己頭上的天放亮了，他反而覺得更加暗無天日，因為新法此時已經在全國全麵鋪開。隨著新法的全麵推行，蘇軾之前所預料的天下大亂並沒有發生，整個國家除了官僚、地主和商人階級的日子比以前難過外，新法對普通百姓的影響其實並不大，反正都是一樣的種地繳糧繳稅，這日子從前怎麼過現在還是怎麼過。
不同的是，國家現在變得有錢了，而軍隊的戰鬥力也在迅速提升，但這些在蘇軾這種保守派眼裏卻是一種“罪”。國家怎麼變得有錢的？不就是盤剝百姓嗎？不就是把黑手伸向了商人和地主階級以及我們這些士大夫官僚階級嗎？軍隊戰鬥力提升又怎麼樣？好戰必危好戰必亡，宋朝怎麼可以對周邊異族妄動刀兵？我們可以這樣說，新法越是成功，蘇軾的心裏就會越難受。在這一點上，蘇軾幾乎和司馬光是別無二致。
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蘇軾站在一個官僚的角度以一個利益受損的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去看待新法和整個社會的現狀，這本身就限製了他的視角。後來當他被貶黃州並因為迫於生計而開始在城東的一塊坡地上開荒種地之後，當他自己也成為了社會的底層並與勞苦大眾無差別接觸之後，那時候的蘇軾才擁有了一個更全麵更直觀的視角去重新看待和認識新法，那時蘇軾的人生將迎來再一次蛻變的時刻。遺憾的是，此時的蘇軾還沒有那種認識和覺悟，現在的他儘管還是可以隨時隨地與人談笑風生，但當自己獨處並開始憂國憂民之時，他的內心仍然在翻江倒海，可他雖然意難平但卻仍然隻能徒呼奈何。
一個人在失望或絕望的時候總是會習慣性地抬頭仰望天空，似乎隻有廣闊的天空才能收納自己所有的悲憤、痛苦和不甘。在密州為官的這三年，蘇軾在文學創作上正式擺脫了宋詞婉約派的侷限和束縛並由此自成一派，宋詞豪放派就此橫空出世，而他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裡就很明顯地反應出他時常有舉頭望天的習慣。都說深情出詩人，但悲憤其實也能出詩人，蘇軾心中被壓抑了數年的情感在他履職密州期間得到了充分釋放和體現。
公元1075年正月，在到達密州的半年之後，蘇軾於夢中同已經亡故近十年的髮妻王弗再又重逢。半夜驚醒之後，淚眼婆娑的蘇軾沉浸在夢境之中久久地凝神回味，一首感人肺腑的詞作幾乎是脫口而出，這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裡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麵，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鬆岡。
如果說這首悼念亡妻的詞作還顯得有些兒女情長，那麼蘇軾在同年與人外出遊獵之時所作的另一首詞就讓他奠定了宋詞豪放派開山鼻祖的地位，此即為如雷貫耳的《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作一出，放眼之前的所有詞作，蘇軾這首詞其磅礴之氣捨我其誰之風無有能與其爭鋒者。在次年的暮春時節，蘇軾的另一首名作也應時而出，而在這首詞裏蘇軾則將自己的浪漫主義和已經爐火純青的豪放之風融為一體，此即為《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寒食後，酒醒卻諮嗟。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
同年的公元1076年中秋之夜，蘇軾在與親朋歡飲達旦之後不由得開始思念遠在異地的弟弟蘇轍，於是這就有了歌詠中秋圓月之夜的千古第一詞《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裡共嬋娟。
至此，蘇軾終成宋詞豪放派的一代宗師，他的文學地位變得無可撼動。倘若蘇軾生於我們如今的這個時代，那麼他定然是粉絲過億的超級大V，而且無可置疑的，隻要他每出一篇新作定然會讓整個網路都為之癱瘓。毫不誇張地說，即便是劉德華、張學友或周傑倫發行新專輯也蓋不了蘇軾的風頭。
正所謂人怕出名豬怕壯，蘇軾的才華在為他博得名滿天下的巨大聲譽之時也為他招來的麻煩。外任地方的這些年裏蘇軾佳作頻出，但在文學創作上高歌猛進之時，蘇軾的這張大嘴也從來都沒有閑下來過，具體來說就是他對時政的抨擊和嘲諷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而這些還都白紙黑字地留下了證據，這就為他不久之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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