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遼國被耶律乙辛給搞得烏煙瘴氣的這幾年，宋朝又在神宗皇帝的帶領下做了些什麼事呢？
先說政治環境。王安石前後兩次主政不但將宋朝在各個領域都深深地打下了新法的烙印，而且他個人還承接了保守派的所有怨恨和火力，但新法所帶來的各種好處和利益卻全都歸了皇帝和國家。如今王安石走了，神宗挑著一副裝滿了桃子的擔子出現在了眾人的麵前。這時候根本無需再有呂惠卿站出來提醒他應該向世人宣佈新法依舊神聖不可更奪，神宗的反應是直接就扛起了王安石留下的這麵變法的大旗。皇帝本人都成了旗手，下麵的官員還能怎麼辦？又還敢怎麼辦？
更重要的，王安石主政時期已經將保守派裡的頑固分子給洗刷殆盡，再不會有人在朝堂上對新法疾言厲色地破口大罵。神宗此時的麵前都是一群對他畢恭畢敬的乖乖臣子，即使仍然有諸如呂公著和孫固這樣的對新法頗有異見的人，但相比司馬光和範鎮這種一言不合就請辭甚至是要死諫的所謂正臣和直臣，這些人說話和辦事的風格都絕不會讓皇帝感到為難或難堪。
再說外部環境。北邊的遼國就不用多說了，當神宗開始獨掌大權之時正是耶律乙辛開始作妖之時，遼國人自己殺得正歡哪裏還有時間去找別人家的麻煩。南方的交趾更不用說，經過郭逵的一通猛揍，地狹國弱的交趾國此時正忙著災後重建，給他十年的時間也未必能夠恢復戰前的元氣。西邊吐蕃人現在也很老實，雖然王韶的開邊確實打了吐蕃大首領董氈的臉，可在絕對的實力麵前，董氈除了高喊陛下萬歲也別無他法。
或許趙頊此時唯一的不爽便是來自於西北方向的西夏。身上流淌著正宗漢人血脈的梁氏兄妹在掌握西夏的軍政大權後不但沒有表現出“親宋”的跡象，反而比一個純粹的黨項人還要“反宋”。李諒祚死後，為了體現自己心向西夏且絕不會因為自身的漢人血統而背叛西夏，這位梁太後很快便下詔在西夏境內廢除了由李諒祚下令推行的漢歷和漢禮，她轉而重拾由她的公公李元昊所製定的那一套黨項番禮。不但如此，梁氏主政後宋夏雙方在邊境上也是摩擦不斷，對於宋朝搶佔吐蕃的熙河之地更是恨得咬牙切齒，因為這塊地方西夏也早就垂涎三尺了。不過，梁氏兄妹在政治和軍事上的一係列作為看上去更像是心虛的表現，他們刻意顯露出猙獰的麵目其目的不過就是為了向宋朝表明自己絕對不是什麼好捏的軟柿子。
對於西夏以及梁氏兄妹的種種所為，神宗全然沒有放在心上。在他的心裏，西夏就是一隻待宰的羔羊，哪怕梁氏兄妹乖得不能再乖也同樣免不了要挨刀。宋朝為什麼要攻佔熙河之地？不就是為了宋夏兩國再次開戰時宋軍能夠在西夏的側脊捅出致命的一刀嗎？現在吐蕃和交趾都已經被收拾了，遼國則是關起門來盡情地搞窩裏鬥，所以下一個要在宋朝的刀鋒下過日子的人隻能是梁氏兄妹。
且慢！話雖這樣說，但這並不意味著神宗馬上就要一棍子朝梁氏兄妹的頭上掄過去，趙頊這一生都謹慎持重，可以說他就從來都沒有因為頭腦發熱或心血來潮而做過哪怕一次的重大決定。再者說，現在他才剛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宋主宰者，因此他必須得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要穩重。一個人在幕後的時候可以說他想說的任何話、做他想做的任何事，可當他的一切所為都被聚光燈所映照時，那麼他的一舉一動和一言一行都得三思而後行。
對趙頊來說，他現在的當務之急並不是找西夏人打架，而是把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給走遍摸透，因為現在他的身份變了。此前的趙頊是大宋集團的董事長，王安石是為他忙前忙後也忙死忙活的總經理，而現在的趙頊不但是董事長，而且還是總經理。
這世上總有人每次新官上任都要點上幾把火以此彰顯自己的存在感，我不想說這是自卑情結的一種體現，但那種動輒就要推翻之前的一切動輒就要表現自己的人確實是名副其實的“折騰家”。說得不客氣一點，有些人就是這樣把自己給作死的，甚至要連累很多人都跟著他一起陪葬。悲哀的是，這種人比比皆是，幸運的是，趙頊不是這樣的人。
王安石罷相的時間是公元1076年10月，在往後的這一年時間裏宋朝一直都很平靜，甚至因為隨著王安石和呂惠卿等人的離開，整個宋朝連吵架罵人的聲音都幾乎絕跡了，宋朝的所有官員和百姓乖得不能再乖地跟在旗手趙頊同誌的後麵穩步前行，而他們所走的這條路正是由王安石一手鋪就的新法之路。
相對平靜的並不止是公元1077年，翻閱這一時期史書我們會發現在王安石退出權力中樞的整整三年時間裏整個宋朝都很安靜，就連以前經常上演的“言官對決兩府大臣”的經典戲碼也極少上演。在這三年裏兩位宰相吳充和王珪的地位一直都很穩固，樞密院裏的馮京也是悠遊自在好不愜意。總而言之，在神宗皇帝正式出任大宋集團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後，看似既無內憂也無外患的宋朝變得一片和諧。
那麼，這三年裏神宗真的什麼也沒做嗎？當然不是！實際上，這三年裏神宗一直都在為一件事情做準備，乃至於整個宋朝這三年裏的一切所為都是為了要在不久之後將這一件事給做成。當然，這件事並不為常人所知，它隻是在神宗以及少數幾個大臣的心裏日復一日地漸聚成團。這件事我們可以用一句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話來概括，那便是——攘外必先安內。這個攘外指的是圖謀西夏，這個安內就是為圖謀西夏而廣聚糧草、精良器甲、儲備軍費。一言蔽之，要想降服西夏，宋朝必須首先讓自己國富民強軍更強。
我們反覆說過神宗是一個穩重的人，他不是趙光義那種具有賭徒性格的人，他做任何事都追求一個十拿九穩。回想過往，他在登基之前就想通過變法讓宋朝再現漢唐的煌煌盛世，可在登基整整兩年之後他才正式將變法的大旗交到王安石的手上。換言之，他對王安石的考察可是足足用了兩年。既是如此，圖謀西夏這種事他又豈會草率行事呢？非但如此，他甚至都沒有在公開場合向任何人透露過他有這種想法。當然，王安石和王韶例外，因為王韶在《平戎策》裏為宋朝規劃的一統天下的步驟就是先平吐蕃再滅西夏，然後就是奪回燕雲並降服遼國。
公元1078年，神宗將年號改為“元豐”，這是繼“熙寧”之後神宗一朝所使用的第二個年號，也是最後一個。元豐，這是一個在北宋的歷史上佔有重要史學意義的年號，一提到它，我們就會自動閃現出兩個歷史**件——元豐改製和元豐西征。
也就是在這一年，神宗用來為國聚財的景福殿裏的三十二間庫房被各類積攢的金銀財寶給塞得滿滿當當。為了繼續儲存財富以備民用和軍需，神宗再又命人增修了二十間庫房以儲存財富。與此同時，神宗也在軍事上為圖謀西夏而有條不紊地做著各種準備工作，其中就包括選派邊帥、改革兵製、強化軍隊的戰鬥力。在政治上，呂公著、孫固、薛向、元絳等新舊兩黨的人也先後被任命為兩府大臣。在神宗的軟硬兼施下，這些新舊兩黨裡政治立場相對溫和的人摒棄黨派之爭開始合力為國效命。
就在宋朝這輛馬車在神宗皇帝的帶領下一路穩步前行的時候，搞事情的人突然蹦了出來，這人正是接替王安石成為宋朝新任首相的吳充。
就像我們之前說過的那樣，吳充這個人在歷史上毫無存在感，在他擔任兩府大臣甚至是位居宰相期間也沒什麼拿得出手的政績，可人家就是憑藉哥哥吳育的人脈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當然，有一點也是不容否認，吳充在政治上的成功也和他自己本人的努力分不開，要不然一個廢物即便人脈再廣也不可能在精英輩出的宋朝文官集團裡脫穎而出。
具體來說，吳充能夠在黨爭激烈的熙寧年間在官場上平步青雲都是因為他的平衡術玩得很溜（這裏沒有諷刺他的意思）。他不黨附如日中天的王安石，即便他和王安石是兒女親家卻也始終保持自己在政治立場上的獨立性，甚至有時候還要站出來給王安石的頭上潑點冷水。在另一方麵，吳充也和激進的保守派劃清了界限，他對於韓琦和司馬光那種將新法視為洪水猛獸的說辭表示堅決不能苟同。神宗就曾經明確表示他之所以重用吳充就是因為他屬於不黨附他人的中間派，皇帝最忌諱的就是朝臣結黨，而吳充在這方麵恰好討了神宗的歡心。
客觀地說，吳充還真的不是那種令人憎惡的變色龍，也不是什麼隨風搖擺的牆頭草，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就是所謂的擁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那類人，這一點在他擔任首相後體現得是淋漓盡致。新官上任三把火，如前所言，不是每個人都是神宗皇帝，包括吳充在內的絕大多數人職務高升之後都是要忙著火急火燎地放幾把火。可是，吳充這把火著實讓神宗震驚，他竟然上奏申請讓舊黨分子集體回朝共同建設美麗新家園，這其中就包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以及李常、孫覺、程顥這一類之前因為強烈反對新法而被責貶的各級官員。
對此，神宗震驚之餘更是大怒：我好不容易纔把司馬光這夥人給清理出去，如此纔有了新法的全麵推行和實施，如今新法已經成效顯著，可你吳充竟然要把舊黨集體召回，這是準備開倒車嗎？你吳充難道不知道我就是新法的後台老闆嗎？難道你以為王安石一走這新法就完蛋了嗎？
吳充對形勢的誤判讓他被神宗一頓訓斥，但同時也讓他摸到了皇帝此時的脈象：原來皇帝陛下這是要為新法親自扛旗！在明白了這一點後，吳充算是認清了自己的定位，他這個宰相根本就不需要操心什麼國家大事，一切就按皇帝陛下的旨意點頭做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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