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郭逵於公元1077年2月回到開封復命時，迎接他的是神宗和兩府大臣的共同的怒火。這一戰他沒能讓任何一方滿意，變法派認為他率領十萬大軍卻沒能覆滅小小的交趾，而是許其叩頭認罪，此乃大罪。保守派也認為他浪費如此人力、物力和財力卻隻帶回來一份認罪書，此同為大罪。神宗這裏自然更是不必說了，他要的是將整個交趾化為宋朝的州縣，他要的是李乾德的小命，可郭逵給他帶回來的是什麼？幾乎隻是一張廢紙而已！
這熊熊的烈火決定了郭逵最終的命運，順帶著也把他的副手趙卨給一起拖進了水溝，郭逵因為擅自撤軍而由一方的封疆大吏被貶為潭州知州，趙卨則因為在後方籌措和運輸糧草不力而被貶為桂州知州。五個月後，在大宋未來的宰相、此時的禦史蔡確的彈劾下，郭逵又被罷去實職，改任左衛將軍並西京洛陽安置（成了一個出行受到監管的政治犯），而且是永不得升遷和復用。
宋朝和交趾的這場戰爭就此結束了。不過，交趾人仍然醜態不斷。李乾德認罪書中的所謂歸還所掠宋朝子民一事直到宋朝使者出麵交涉數次之後才得以落實。看看交趾人都對他們做了什麼：十五歲以上的男子額頭刺字：天子兵（交趾國的奴隸），二十歲以上男子刺字：投南朝（宋朝的叛徒），女子刺字：官客（官妓）。
這是什麼？**裸的侮辱！這就是交趾人！如此種族，夫復何言？
說完了交趾與宋朝之間的這場戰爭，我們再把目光轉回宋朝。
就在郭逵率軍越過邊境向交趾發起報復性進攻的公元1076年10月，在扳倒呂惠卿的行動中立下“汗馬功勞”的鄧綰被罷免了翰林學士兼禦史中丞的職務，他被外貶出京以兵部郎中的官職出知虢州。另一位一同被貶官的人則是王安石的宰相府屬官、時任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的練亨甫，他被貶為漳州軍事判官。這還不算完，十八天之後，在王安石的再三請求下，神宗同意了他的辭呈，王安石被罷去宰相之職，他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之職再次兼知江寧府。
這事的源頭我們還得從王雱的過世說起。
王雱是在公元1075年6月因背疽迸發而英年早逝，這一年他年僅三十二歲。王安石這年五十五歲，在古代這可謂是標準的晚年喪子，之前變法集團的內鬥已經讓王安石心力憔瘁，此時王雱的突然逝世更是直接摧毀了他的心氣。為此，王安石再又開始接連向神宗皇帝請辭，但這時候宋朝正在圖謀對交趾滅國，朝政大事也因為變法派的內鬥而變得一團亂麻，神宗怎麼也不可能讓王安石在這個時候離開京城。
同樣，鄧綰在這件事情上和神宗皇帝持有同樣的想法。對於鄧綰來說，王安石就是他政治生命的依靠，倘若王安石一離京，那麼還有誰能夠為他遮風擋雨提供庇護？呂惠卿、韓絳、呂嘉問、章惇這些人現在都不在朝中為官，他的親密戰友王雱更是直接去了西天取經，王安石要是也離開，那麼從此以後難道要讓他鄧綰以一己之力去麵對保守派的蓄謀已久的政治反撲嗎？他不過就是一個小小的禦史中丞，他怎麼可能鬥得過那幫兩府大臣？這種事鄧綰想想就覺得後背發涼，當然，王安石也不是不能走，但你至少得等到我鄧綰哪天也爬到兩府大臣的高位之後再走才行，要不然我沒法掌控局麵。
正是在這樣的利益和思想驅動下，鄧綰開始了自掘墳墓的旅程。
這裏插播一條八卦，關於王安石的女婿。王安石一共兩個女兒，一個嫁給了現任樞密使吳充的兒子吳安持，另一個則嫁給了蔡卞。這個蔡卞可能我們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誰，可這人有一個年長他一歲的哥哥卻是“名垂千秋”，這個大名人便是北宋歷史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一代“奸相”——蔡京。蔡氏兄弟於五年前在科考中同科中榜，不管未來這兄弟倆會如何地攪動歷史風雲，但在此時這二人都還隻是官場當中的小字輩。
我們之所以要插播這條八卦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為鄧綰的這次自掘墳墓之舉就跟王安石的女婿有一些關聯。鑒於王安石因為王雱之死而屢次請辭，鄧綰便以此為名請求神宗對心靈備受打擊的王安石予以加恩，具體的做法就是給王安石的另外一個兒子王旁封官，還要給王安石的兩個女婿也封官，然後在京城為王安石賞賜一棟豪華別墅，如此便可讓王安石從此永久定居開封從而為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鄧綰在神宗麵前侃侃而談，他絲毫不覺得自己這樣說有什麼不妥。一來本就病體在身的王安石最近確實身心俱疲，二來神宗又是那麼地倚重和恩寵王安石，此時此刻對王安石給予一些加恩和賞賜於情於理似乎都說得過去。可是，鄧綰似乎忘了兩個最基本的事實，第一王安石不是這種貪慕名利和物質享受的人，而且對這種主動討賞的行為更是極度厭惡和鄙視，第二神宗皇帝也不是一個昏君。
聽到鄧綰這些話，神宗的第一反應就是勃然大怒。自古以來，那些擅權亂政的權臣無一不是通過手下的馬仔出麵請求皇帝對其予以超高規格的封賞，然後一步步地開始無限接近至尊寶座，這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曹操和司馬昭。鄧綰這樣做雖然沒有達到這二位的這種高度和嚴重程度，但誰能保證這不是新一代權臣小心翼翼邁出的第一步呢？退一萬步說，即便王安石本人與權臣和野心家毫不沾邊，可有鄧綰這種人以及這種事的存在難保王安石不會被這些人和這股勢力給推上風尖浪口。禦史中丞總領朝廷的監察係統，可鄧綰這時候卻在做什麼？他這是在知法犯法！
神宗立馬拉下臉對鄧綰嗬斥道：“這些話是誰讓你說的？”
見神宗大怒，鄧綰頓時感覺自己完蛋了。很明顯，他這記馬屁拍到了皇帝的臉上，而他也正因為自己的這個愚蠢的行為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給毀了。在神宗的再三斥問下，鄧綰把那個唆使他這樣乾的那人給拱了出來——王安石的門客和家臣練亨甫。
練亨甫這人向來與王雱交善，而他也正是靠著這層關係才能在官場上混得如魚得水，王雱的死對他而言無異於斷了向上攀爬的台階，而王安石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簡而言之，隻要王安石不倒他就可以一直在這棵大樹下享受庇蔭。於是乎，練亨甫與他同病相憐且又不謀而合的鄧綰緊緊地抱在了一起，如此也就有了鄧綰為王安石請恩的這一幕。
鄧綰將練亨甫給搬出來讓神宗一時也不好給這件事下定論，他甚至開始懷疑這事真的就是王安石在幕後指使。為了弄清事實真相，趙頊讓王安石的親家、樞密使吳充親自去王安石府上詢問此事。王安石聞言之後是驚恐萬分，鄧綰這樣做表麵上是為了他好，但實際上卻幾乎等同於把他架在火堆上去烤。
王安石緊急提筆給趙頊寫了一份情況說明書，除了說明自己對此事一無所知外，王安石還指責鄧綰身為禦史中丞卻做出此等諂媚之舉實在是“極辱國體，當處以典刑”，而身為宰相家臣和近臣的練亨甫本就不應與朝廷官員私相交通，所以練亨甫也必須予以嚴厲懲處。
皇帝和宰相同時憤怒，如此局麵之下鄧綰和練亨甫自然是烏紗不保。鄧綰在往後的十年裏一直都在外地為官，終其一生也再沒有重回開封，直到他在五十八歲那年病逝於鄧州。或許鄧綰這個官迷一直都曾夢想著自己有朝一日能夠位列宰輔，但這個夢想他至死都不曾觸控到邊角，不過他的兩個兒子倒是會替他彌補這個遺憾。
鄧綰和練亨甫的遭貶也加速了王安石政治生命的結束。以王安石當下的實力和威望，再加上皇帝對他的信任和倚重，如果他仍然繼續當宰相是不會有任何阻礙的，可這種事隻有王欽若和蔡京之類的人才幹得出來。王安石畢竟是傳統的士大夫，他愛惜自己的名譽和清譽，而且他也絕非名利之徒，鄧綰這次的不當之舉也給了他自我請罷的絕佳理由，因為鄧綰是他當初極力舉薦和提拔的。鄧綰如今犯事自然也就說明他王安石有用人失察之罪，此外，練亨甫作為你宰相府的家臣和屬官，你王安石同樣負有馭下不力之罪。
在鄧綰事發之後，王安石第一時間上奏請求引咎辭職，而在經過前後十餘日的數次上請後，神宗這一回竟然就同意了王安石的奏請。
王安石以節度使兼領使相的職銜再度擔任江寧知府，而他這一走也就徹底地告別了帝國的頂級官場。從此，這世間再無宰相王安石，有的隻是一個再無任何政治抱負。且一心求佛問道的儒家老者
我們這時候是否應該為這位在中國古代的文學和政治史上都打下了深重烙印的老人感到遺憾和惋惜呢？大可不必！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隻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相信這首詩我們很多人都對其非常熟知，這正是王安石在公元1075年2月收到神宗皇帝的詔命準備動身回到開封再次出任宰相之時所作的《泊船瓜洲》。
從這首詩裡我們能夠很明顯地發現王安石這時候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朝堂之上，因為他這一次回京不是為了重回權力巔峰再隆重地閃耀一回，他隻是為了充當一回臨時的救火隊員。他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宋朝與遼國之間的邊境糾紛，其次就是整頓因為呂惠卿的野心勃發而漸漸失序的朝堂和朝綱。
作為一個對權力和物質享受都沒有慾望和執念但卻又心懷天下的書生，王安石這一生的最大追求就是找到並推行一條可以讓宋朝從各種積弊當中掙脫出來並再次振作的道路，而這個追求在他兩年前第一次罷相時就已經實現。新法當時已經在全國各地全麵推行，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已經被徹底打倒，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軍隊的戰鬥力也是呈直線上升的趨勢，照此道路繼續走下去，宋朝必然迎來極盛時期。再者說，兩年前神宗不過才二十六歲，王安石沒有任何理由不對宋朝的未來感到樂觀。這也就是說，當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時，他此生在政治上就已經沒有任何遺憾了。
從始至終王安石都隻是想做一個指路人和引路人，他並沒有想要親手去建立一番豐功偉業的抱負和野心，這是神宗皇帝該去做的事。他隻是一個臣子，或者說是一個老師，他的任務就是把神宗皇帝引上那條富國強兵之路，然後他再悄然離去，他把搭建好的舞台留給了皇帝，而他留給這個世界的隻是一個漸行漸遠的背影。
歷史可以證明，神宗皇帝絕是一個堅定的變法派，儘管在新法施行的過程中他曾經有過遲疑和搖擺，但那隻是對細枝末節的懷疑，他對變法圖強的矢誌不渝以及對新法的忠誠從未中斷。我們的歷史教科書給了我們一種錯覺，那就是神宗是一個做事半途而廢的皇帝，可實際上神宗至死都在高舉新法的大旗。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古代儒生最高的人生境界和抱負，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王安石在這方麵可以說做到了極致。誠然，降服西夏以及從遼國手中奪回燕雲十六州也是他的夢想，但這條路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走完，而他也沒有急功近利，因為他知道這個夢想隻能由年輕的神宗皇帝才能去完成——但前提是趙頊不會英年早逝。
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的是，王安石自己也沒有料到他再次為相期間會發生變法派內部的私鬥，更沒有料到他的兒子王雱會因此而先於他離開人世，可這與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並沒有任何的衝突。上述的這些事都不會影響到宋朝未來的政局走向，在新法已成的大環境下，隻要神宗在位一天，那麼無論是誰出任宰相都無法撼動新法的根基和地位。也正是因為看清了這一點，王安石選擇了再一次地身退，作為政治家和改革家的他也就此退出了歷史的舞台的中央。
縱觀王安石早前的官宦生涯，他本就不是一個醉心於權力和名望的野心家，別人都垂涎欲滴的宰相之位對於他而言不過就是實現其政治抱負的工具。說到底，他不是一個職業官僚，而是一個具有理想主義思維的文人和書生，但就是這樣的一個特立獨行的書生卻將絕大多數的同類都遠遠地甩在了身後。這其中最明顯的對比和例子就是蘇軾，這位宋朝的第一文學和藝術巨匠何嘗不想一展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可是，蘇軾在文學、書法和書畫上的成就的確讓別人隻能望其項背，可在政治領域卻是一個失敗者——相比王安石而言。
套用我之前在說到趙光義的時候所說過的那句話：如果一個人能夠在臨終之前說自己此生死而無憾且問心無愧，那麼這個人絕對是一個成功的人，是一個高度自我認可的人。我這裏想說的是，王安石正是屬於這一類人。
當然，無論我們怎麼說，王安石的這次離京都是帶著幾分無法言說的悲涼和心痛。昔日並肩而行的同誌突然與自己反目成仇，此何其悲哉，晚年喪子又何其痛哉。人世間的這種悲痛究竟是何等滋味隻有當事人才能最有體會，而這種傷痛也唯有時光的日月輪轉才能將其慢慢覆蓋和掩藏，但卻絕不能將其淡化，因為這些是一道道留在心頭上的永遠都不會癒合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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