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司馬光的離去，蘇軾自然而然地接過他的衣缽繼續在京城裏高舉反對新法、反對王安石的大旗。這對蘇軾來說根本毫無壓力，因為他早就加入到了這場戰鬥中，他此前不但公開斥責新法和新黨，就連不久前剛剛致仕的曾公亮都沒能逃脫他的“審判”。不過，蘇大才子的做法很雞賊，他是在曾公亮從宰相之位上退下來之後去“審問”曾公亮：“王安石及其新法禍亂國家和百姓，你身為宰相怎麼就不能好好管一管？”
曾公亮也算得上是一個好脾氣，麵對蘇軾這麼一個“狂生”的質問，他嘆息道：“當今陛下與王安石穿的是同一條褲子，你說我能怎麼辦？”（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過完了嘴癮，蘇軾隻得扭頭走人。但是，此時不過才三十三歲的蘇軾正當人生的風華正茂時，他的戰鬥慾望可不會因此而減弱半分，於是他繼續作，哪怕新黨的人現在已經開始將他視為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
在司馬光之後，另一個離開京城的大人物就是宰相陳升之。自打與王安石生隙之後，陳升之就開始了“主動居家隔離”以至閉門不出，而他這次離京的理由更是正大光明——他的媽媽過世了，他得回老家去丁憂。
陳升之這一走，王安石的宰相之路再也無可逃避，放眼天下朝臣，也再找不到哪一個來給他當擋箭牌了。韓琦？第一個不同意的人就是王安石。文彥博？王安石的老前輩、老首長，更是對其有著知遇和提攜之恩的大恩人，可以說王安石早期的聲名就是有賴於文彥博在京城裏為其不吝造勢，但此時的文彥博想必會覺得自己當初有些眼瞎，而王安石也會覺得還是讓文彥博待在樞密院裏更為合適，再說文彥博也絕不可能甘心給王安石當擋箭牌。
左右思量之下，王安石被迫勉為其難地接受了趙頊下發的一道任命：以參知政事韓絳為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政事王安石為禮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升任參知政事。
從這份詔命裡可以看出韓絳乃是首相，但他這個首相其實也是象徵性的，況且他此時已經遠赴西北擔任陝西、河東兩路宣撫使，坐鎮京師的王安石在名義上雖是次相，但實際上他纔是大權在握的首相。反對派裡的那些凡是敢於站出來跟新法作對的人或貶或走，而自己身後的隊伍卻是越發壯大，況且自己如今也名正言順地開始以宰相的身份領導此次變法，自此王安石的眼前可謂是一片坦途。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既是如此，那他王安石又還有什麼理由不策馬狂奔呢？
這年十二月，在自己正式拜相之前，王安石又推出了一項新法——保甲法，而在他拜相十天後，另一項新法、也是繼青苗法後又一項讓保守派為之而集體抓狂和憤怒的法案正式出台——免役法。
我們首先來說這個保甲法。王安石在出台這個法案的時候就明確表明瞭推行此法的用意：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簡單說就是，如今國庫緊缺，而大量禁軍的存在又在嚴重耗費國家的財政，所以國家要推行保甲法以減少禁軍的數量乃至於今後要以此取代宋朝當下的募兵製度。
保甲法所施行的地區僅限於農村，主要的內容就是：每十戶人家為一保，設保長一名，每五十戶人家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一名，每十個大保（五百戶人家）為一都保，設正副都保正一名。每戶人家凡有兩個及以上的男丁便需出一人為保丁。另外，每天晚上每一大保需要有一個五人小分隊負責輪流巡視鄉裡，其職責就是維護境域內的治安。當然，這些保丁們是沒有政府編製和工資的，純屬義務勞動。除此之外，每年的農閑時節他們還會被各位大小保長組織起來進行軍事操練。
如果說均輸法是在針對商人，青苗法是在針對地主和城市裏的富人，那麼這個保甲法可謂是專門為廣大的農業工作者而量身定製的一項法案。
王安石推行這個法案的用意我們已經說了，他站在國家和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希望可以通過保甲法來維護社會穩定，同時提升宋朝老百姓的全民軍事素養和戰鬥技能，如此便可在戰時為宋朝提供強大的後備兵源，一旦遭遇大型戰事更是可以讓這些人迅速投入戰場並來之即戰。這一點有點類似於遊牧民族的特性，牧民們平日裏都牧馬放羊，一旦遇到可汗的徵調令則拿起弓箭和彎刀騎上戰馬便成為了戰士。最關鍵的是，相比花費巨額金錢去養活數以百萬計的軍隊，施行保甲法的成本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假以時日，如果通過此舉真的能夠把當前的軍隊數量給控製下去，那麼宋朝的財政狀況將隨之而巨變。簡而言之，保甲法雖不能為國生財卻能為國省財，甚至可以一舉解決困擾宋朝最大的財政問題——冗兵和軍費，這其實就是在間接性地為國省財。
後世的某些學者甚至覺得王安石此舉是在把宋朝往軍國主義的道路上推，這種說法其實並非危言聳聽，我們要知道神宗陛下的終極夢想是什麼？覆滅西夏收服遼國！要實現他的這個夢想需要靠誰？那群手捧詩書的孔門弟子嗎？當然不是！想想戰國時期的秦國，那真的是全民萬眾一心誓要在秦王的領導下一統天下，如果沒有這種民間基礎，那麼秦國能否一統天下還真就是個未知數。
且慢！我們的問題也在這裏！秦國的百姓和士兵之所以戰鬥熱情那麼高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數百年裏他們一直深受晉國以及後來的魏國的欺淩，那可謂是國恥不斷危機四伏，而當商鞅開始在秦國推行新法之後，即使是最底層的百姓和士兵也能夠因為軍功而分得土地或是獲得封爵，對他們來說於公於私這筆買賣都是穩賺不賠。既是如此，那他們為什麼不博一把呢？
反觀宋朝，自從澶淵之盟之後，宋朝已經快一百年沒有經歷過足以亡國的外部危機和考驗，五代十國時期的亂象以及宋遼戰爭時期的種種人間慘劇對於此時的宋朝人來說已經成了傳說。文官集團憎惡戰爭是因為和平可以讓他們長享富貴並一直將武將給死死地壓在身下，所以他們極力避免戰爭，哪怕不惜為此而卑躬屈膝討好異族，而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早就習慣了和平年月裡的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之下，有幾個宋朝人會燃起如宋神宗那般的立誌要恢復漢唐時期赫赫軍威的豪情壯誌？
話說到這個份上，相信大家應該對保甲法的利弊產生一個清醒且直觀的認識。這是新法裏麵罕見的一個不與錢財直接沾邊的法令，也是一個完全隻針對農民的法令，但它也是一個極不符合現實與民心的法令，而所謂的民心也就是人性裏麵最根本的特質——利己。
毫無疑問的是，保甲法於國有利，再不濟它也有利於社會治安的好轉和穩定，它於老百姓又是否有利呢？當然有利，但具體到個人呢？具體到那些保丁身上呢？他們又是否覺得自己受益了呢？請問：如果你是此時宋朝的一個普通農民且是被徵召的一個保丁，你願意每天晚上睡得正香時被鄰居叫起來拿著一根棍子去把整個村子給轉一圈嗎？在田間地頭辛苦大半年之後，你願意在每年的農閑時節去跟一群人整日操練棍棒和刀槍之術嗎？你願意因為自己的一個稍不留神就被保長大人以違反軍法或目無長官而被痛打一頓嗎？
這就是人性。我們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個社會穩定的環境中，但如果這份穩定需要由我們去無償付出的時候又有幾個人會願意參與其中呢？再而論之，在封建帝製時代，每一位皇帝無疑都是狹義上的國家主義者，當然這是由他們的身份決定的，於他們而言家國即為一體，所以他們自然也希望所有的大臣和百姓也能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能夠完全犧牲和捨棄個人或某個小集體的利益。
遺憾的是，這是癡人說夢，千百年來能夠為國家和本民族做到勇於獻身的人少之又少，尤其是在和平年代。可是，這一點趙頊和王安石都沒弄明白，或者說他們雖然明白但還是在這方麵表現出了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可悲之處。你們兩個心繫家國且以國家興亡為己任，但這是因為你們一個是帝王一個是宰相，可其他人呢？那些普通的士農工商呢？事實上他們都有各自的欲求，隻是他們的那些欲求與國之興衰榮辱基本上是毫不沾邊。
關於保甲法的利弊以及在實施這項法令的時候所出現的具體問題，我們會在後麵的具體事件再做細說，我們接下來要詳細說到的是新法的另一項飽受爭議的法令——免役法。
看女頻小說每天能領現金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