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王安石主導的變法運動我們已經用了好些個章節來加以描述，現在讓我們試著拋開一切的紛爭來冷靜一下。
各類史書以及後世的諸多歷史學者在描述王安石變法時期的種種故事時總是給人一種天旋地轉的感覺，也總是很粗暴將這歸納為變法派和保守派在進行著一場慘烈的政治廝殺，但事實其實並非如此簡單。我們在這個時候按下暫停鍵並試圖冷靜下來的目的就是為了理清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人到底是在因為什麼而發生了爭鬥？答案很簡單，那就是——錢財和利益。
無論是推出了哪一項新法，王安石的終極目的隻有一個，那便是為國生財。生財的目的又是什麼？為了強國，為了實現趙頊和王安石所共有的那個壯麗的夢想，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實現民族和國家的偉大復興。這個夢想也是太祖皇帝趙匡胤的，更是太宗皇帝趙光義的，而實現這個夢想的首要前提就是富國。
關於王安石截止到目前為止所推出的幾項新法，我們這裏可以舉一個很形象又簡單的例子和比喻：一個菜園子裏種滿了韭菜，而這些韭菜之前大多數都是由官僚、地主和商人階級來收割，然後便放進了他們自己的口袋，可王安石這時候卻以一國宰相的身份舉著一把上麵綁了根紅繩的鐮刀進了菜園子，他說這些韭菜從此將由他一人收割並上交國家。鑒於這根紅繩子的巨大震懾和威懾力，旁邊的人都不敢動，可當他們看到王安石連一根韭菜也不給留下來時，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們坐不住了。他們舉起鐮刀想要幹掉王安石，旁觀的人也紛紛指責王安石做得太過分了。麵對指責，王安石大怒，於是他將這些人統統砍翻在地，而他也由此成了為千夫所指的公敵。
以上便是到目前為止有關王安石變法的故事情節和內容。關於王安石所主導的這場變法，無論是當時還後世，在這將近千年時間裏一直都對此爭議不斷，反對派認為王安石是禍國殃民擾亂綱常的奸佞，支援者們則將王安石奉為至高無上的地位加以尊崇，這其中到底誰是誰非呢？所謂正邪又究竟如何辨別和區分呢？
關於王安石這個人，相信通過我這麼久以來的講述，我們對其心性和脾性都已經有了一個大概的瞭解。他品德高潔但卻不是那種很傳統的謙謙君子，君子容人且善於度己，而王安石嫉惡如仇又不屑於同世俗合流，他品性孤傲且性情倔強，但他同時又不為功名利祿所累，其所作所為皆欲行大道而屏流俗。說得直白一點，他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是一個認死理的人，他所認定的東西往往不可撼動和改變。一言以蔽之，他很剛，寧折不屈，他是一把鋒銳難當的利刃。我個人甚至認為，如果他能有諸葛亮在蜀漢國內那般之高的威望，那麼他的歷史成就和聲名絕對不會在諸葛亮之下。
遺憾的是，問題也就出在這裏，王安石畢竟不是諸葛亮，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蘇軾，這些人無一不是當時的政壇和思想以及學術界的領袖級人物，有他們的存在且是以反對派的身份存在，那麼王安石以及他的新法就註定了會如巨舟行於淺灘。可以想像的是，如果王安石有諸葛亮那般的政治環境，如果韓琦、文彥博、司馬光以及蘇軾能夠站到王安石的身後，那麼宋朝的歷史麵貌必然是另一番景象，這艘巨輪也必將乘風破浪無所阻擋。反之，當這些人選擇了站在王安石的對立麵，那麼王安石和新法的命運就隻能是舉步維艱，他每前進一步都如是在逆水行舟。
正所謂性格決定命運，王安石的性格也決定了他和新法的命運。相信諸如韓琦、富弼和司馬光等人對王安石的那番評價會讓很多王安石的擁躉們感到不爽乃至是憤怒，他們說以王安石的才能當個翰林學士綽綽有餘，但如果要讓他掌理國家政務勢必生亂。起初我個人也對這話感到憤怒，可這話其實一點也沒錯。仔細品味，這種說辭其實並沒有否定王安石有治國之能，所謂的生亂也不是說他會把國家搞得天下大亂，而是說他的性格並不適合做一名太平時期的國之宰相。
為什麼？答案很簡單，因為王安石是一劑猛葯，但現在的宋朝不是亂世，亂世當需猛葯，而太平之世如果用猛葯就會上吐下瀉，搞不好還會雞飛蛋打滿地雞毛。王安石到底是不是一劑猛葯？相信這個問題根本不值得一說，宋朝此時立國百餘年，宰相裏麵強如趙普、寇準、呂夷簡，可這些人有誰比王安石還要生猛以至於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將所有敢於反對和質疑他的人統統清理出京？雖然史書說他將禦史台和諫院的言官幾乎一網打盡有些誇張，但事實就是在他之前沒有任何一個宋朝的宰相在貶黜言官的時候能夠像他這般兇狠異常（請原諒我用了兇狠這個詞）。
太平之世，凡為良相者必能容於人，必能團結大多數的官員，也就是領袖群臣，可王安石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他的性格使然。道不同不相為謀，如果王安石不是宰相且不認同當朝宰相的執政理念，那麼以他的性格他會請辭外放或是乾脆閉嘴。基於此理，在他看來，既然我現在是執政之宰相，那麼你既然不能與我同道就應該離開，或者是我請你離開。
王相公此時顯然沒有悟道，做人可以道不同不相為伍，但做宰相卻和做人不是一回事。修身是一個人的事，但治國非一己之力可成，這就是區別。
說了這麼多，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過剛易折，而強極則辱，做人如此，做事更是如此。這是道，這是理，而王安石正在踐行的卻是“意”——理想主義者所堅守的那種意。
說完了王安石，我們再簡單說一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之前被人稱頌的賢臣、名臣和能臣反對新法。其實答案同樣也很簡單，首先就是這個新法確實有不足和漏洞，其次就是人性使然。新法的不足和漏洞可以通過加強吏治和監察的力度予以彌補，但人性的醜陋和不可窺視則是讓人徒呼奈何。
王安石的變法其本質就是宋朝統治集團內部所進行的一場利益重新分配，倘若我把之前裝進你口袋裏的銀子放進了我的口袋裏，你能高興嗎？別說是你王安石，就算是皇帝老子想要從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身上割肉照樣會舉步維艱，有的皇帝甚至因此而丟了皇位甚至是性命，由此而改朝換代的事在歷史上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富弼、文彥博、韓琦、司馬光和蘇軾，他們是誰？他們的身份是什麼？明麵上他們是政治家、書法家、文學家，可這背後呢？他們是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甚至他們本人就是大官僚和大地主，而新法就是要跟他們這些人搶肉吃，換了是你，你能不急眼嗎？看著王安石瘋狂地在菜園子裏揮舞鐮刀割韭菜，同樣手拿鐮刀的你能夠心如止水嗎？
所謂“天下為公”，所謂“以天下興亡百姓苦樂為己任”，所謂“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試問古今千萬個手持國家權柄的大官僚們有幾人真正做到了這一點？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福遺子孫，這些纔是古今官場永不停奏的主旋律，如果能夠順應時代發展做出一些利國利民的善政繼而青史留名便可謂之圓滿。
完了這些我們再回到故事中來。
隨著參知政事趙拚主動申請出京外放，宋朝官場的上層又迎來了一係列的人事變動。為了填補趙拚留下的空缺，王安石舉薦了與他同領製置三司條例司的樞密副使韓絳兼任參知政事一職。為此，王安石又被保守派大臣安上了一頂結黨的帽子，但這於王安石而言根本不算什麼，對於這些指控他已經聽得耳朵起繭了。
眼看大宋的朝堂已經被王安石給攪得是“官不聊生”，此時在外地為官的歐陽修也坐不住了。要知道歐陽修在此之前與王安石的交情可謂是亦師亦友，可他沒有想到王安石的新法竟然會搞得“天下大亂”，而他自己同樣對新法尤其是青苗法意見很大。他上疏極言青苗法的不便，更是以私人身份向王安石寫信表達自己對新法的不滿。有鑒於自己和歐陽修的交情，王安石沒有給歐陽修回信，這不是他傲慢，而是他深知自己此時無論說什麼都會顯得蒼白無力。要說忠於自己的信念，歐陽修絕對不輸於王安石，道不同不相為謀且君子之間也要尊崇一個和而不同，王安石和歐陽修這一對文學宗師最終因為政治上的分歧而相顧無言。
王安石本打算讓歐陽修去山西擔任太原知府並為其加官為宣徽南院使，但歐陽修或許是因為正在氣頭上而拒絕接受王安石的這份好意，他說他病了，去不了那麼遠的地方，但他倒是為自己選了蔡州這個地方，而他最後也得償所願去了蔡州當知州。
歐陽修沒能為國去鎮守地處河東之地的重鎮太原，有一個人很快就被拉去填了這個缺，此人便是樞密使呂公弼。然而，呂公弼其實也是被迫的，都是一把年紀的老人了，在京城裏每天打卡上下班順便頤養天年難道不好嗎？誰會願意在這個年齡階段跑去跟那些總是喜歡挑事的遼國人和西夏人掐架鬥狠？呂公弼也是這麼想的，可奈何他對王安石的所作所為實在是有些看不下去，在這方麵整個樞密院裏的人就屬他跳得最高。值此王安石在朝堂上對反對派大興棍棒之時，呂公弼毫不畏懼地決意跟王安石開戰，他連夜寫了一篇奏疏決定要在趙頊的麵前狠狠地參王安石一本。
不幸的是，正所謂日防夜防家賊難防，呂公弼的這份奏疏還沒上呈就被一個人知道了其中的內容，而這人正是他大哥呂公綽的孫子呂嘉問。
作為一個年輕人且是新法的直接參與者，呂嘉問自然是王安石的“黨徒”，他主動給王安石當起了間諜並將呂公弼的彈劾內容提前告知給了王安石。得益於此，王安石提前給趙頊打了一劑預防針，呂公弼的彈劾就此變成了一張廢紙。這還不是讓呂公弼感到沮喪的事，關鍵是趙頊因為此事又聯想到了呂公弼之前涉嫌在他麵前挑撥樞密院和中書省要員之間的關係，而且他還懷疑之前知諫院胡宗愈上疏彈劾韓絳就是受了呂公弼的唆使，幾件事疊加起來讓正在為太原知府的人選問題而撓頭的趙頊不再煩惱了。
呂公弼就這樣被趕出了京城去太原為國守邊了。他這一走，樞密院這邊又缺人了，宰相曾公亮和參知政事韓絳都舉薦司馬光，趙頊的理想人選則是新任的禦史中丞馮京以及此時正在西北為國戍邊的渭州知州蔡挺。經過反覆的商量之後，趙頊最後還是決定任用馮京，但他給馮京的官是樞密副使，這也就是說，文彥博就此掌握了樞密院的話事權。
文彥博是誰？往後的歷史將會證明此人纔是真正堪稱老謀深算且最懂隱忍的新法“大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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