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司馬光不談，我們來說新官上任的陳升之。
接替富弼出任宰相之後，陳升之就麵臨著一個很尷尬的問題：他是要做以前的那個富弼還是以前的那個陳升之呢？
這話怎麼說？之前的富弼毫無實權，而之前的陳升之雖然隻管著一個“製置三司條例司”但卻是朝政的一把手，那麼現在的陳升之又該如何呢？毫無疑問，陳升之的如意算盤是一手包攬，但他的想法是直接將製置三司條例司給撤了，可如此一來他又將置王安石於何地？製置三司條例司是一個可以越過宰相直接向皇帝奏事的機構，其權力甚至已經大過瞭如今的中書省，如果它被裁撤，那麼王安石豈不是要一邊涼快去？
在未與王安石商量的情況下，陳升之在某次的禦前會議上突然向趙頊當麵奏請裁撤製置三司條例司以便讓他這個宰相總理政務。他說：“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
王安石聽到這話如是背後遭到了陳升之突然刺過來的一把匕首，他當即反駁道：“古代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他們各名一職且各司其職，彼此互存有何不可？”
陳升之回道：“既然朝廷是由三司部門在管理國家的財稅錢糧並製定相關的政策，那麼宰相又何必要親自參與這些事呢？”
二人爭論半天，但實際上就一個核心問題：陳升之想的是裁撤或兼併製置三司條例司以便可以做一個名正言順的實權宰相，但王安石仍想如從前那樣做一個幕後的實權宰相，一對此前精誠合作的搭檔因為權力之爭而就此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乃至是裂痕。眼看二人都是都是倉促應戰，趙頊未免壞了和氣便隻好宣佈散會。
很快，趙頊就在私下裏單獨召見王安石並問他這事到底是怎麼回事？王安石隻好如實以告，那便是陳升之的野心現在膨脹了，想獨扛變法的大旗。
王安石這話其實還是好聽的說辭，陳升之其實就是單純地想要當一個實權宰相，至於變法圖強，他哪裏有什麼長遠規劃？
趙頊問道：“陳升之以前是在樞密院裏掛職，如今你和他都在中書省當班，要不然以後就將製置條例司劃為中書省所屬，如何？”
王安石仍然表示反對，他說：“既然陳升之說他貴為宰相而恥問財稅之事，更不想當什麼財稅官，那就讓他去好好地當他的宰相好了。之前設定條例司的時候就說好了，中書省和樞密院各出一人擔任主官，現在條例司缺一個樞密院的人，我看就讓樞密副使韓絳過來吧！”
趙頊想都沒想，他立馬點頭表示同意，可以說在這事上麵他是真的做到了對王安石言聽計從。那麼，韓絳入主條例司又意味著什麼呢？這就意味著陳升之變成了第二個富弼，他不但沒能大權獨攬，反而從此成了一個朝政的看客。說得再直白一點，他因為自己的貪婪而被王安石輕易地踢出了權力遊戲圈。
受此打擊的陳升之一時半會兒無法承認和接受自己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的失敗，他學起了富弼在家稱病告假，於是乎宋朝繼富弼之後馬上又有了一位整日居家養病的宰相。
很難說王安石會因為陳升之的背叛及其迅速地失勢而品嘗到勝利的滋味，自變法以來他的日子就沒有安生過，無論是外界的反對還是內部的紛爭以及每一項新法細則的製定和實施都在耗損他的精力和心血，而且這種耗損就如是狂風暴雨之下的海浪，它是持續不斷的，更是一浪高過一浪。
下麵這位要出場跟王安石進行正麵交鋒的人便是此前一直都躲在幕後為反對派敲邊鼓的司馬光。
看著王安石繼均輸法和青苗法之後又在大張旗鼓地準備推出農田水利法，司馬光徹底坐不住了。這農田水利法是一項鼓勵民間和地方政府大力發展農田開墾和水利疏通及修繕的法令，可這為什麼也會遭到某些人的反對呢？很簡單，有地的農民或者無地的佃戶都去開墾荒地，那麼地主們的大量土地誰去種？難道要這些習慣了坐享其成的地主們和官老爺們親自去種嗎？大量的荒地被開墾，受益的是農民和國家，可地主們的利益卻受損了，他們能不抱怨嗎？能不憤怒嗎？能不群情激憤嗎？
趁著給皇帝講書的機會，司馬光便提到了漢代“蕭規曹隨”的故事。他說：“曹參不改變蕭何的法令，所以即便漢高祖崩逝了，可漢代在惠帝和呂後主政的時代仍然天下晏然且衣食滋殖。”
趙頊一眼便識破了司馬光這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反問道：“照你這麼說，漢代是不是就應該一直守著蕭何的規矩不變呢？”
在一代歷史宗師的麵前，年輕的皇帝竟然敢“反抗”！
司馬光立即義正辭嚴地說道：“何止是漢代！如果後世之人能夠一直遵守禹、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法令，那後麵根本就不會有改朝換代這種事！”
麵對司馬光這一番近乎荒謬到極致的說辭，呂惠卿選擇了跟進，他和司馬光為此而進行了一場公開的辯論。
針對司馬光的說法，呂惠卿說道：“古法向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月令》裏麵就說了，每年歲末都應該修訂法度以適應新的形勢和局麵，《周禮》也有記載，每年伊始，君王都會在城門口張貼並頒佈新的法令。即使是重要的大政方針，也會根據實際情況每幾年或每幾十年進行一次修訂。當然，也有永不會變更的，比如長幼尊卑和禮義廉恥。司馬光老師既然說到了蕭何，那你自然知道蕭何就曾經親手將當初的約法三章改為了後來的九章，漢惠帝後來在此基礎上又改了挾書律和三族令，漢文帝後來又改了誹謗、妖言和秘祝法，這麼說來又何來的法令不曾變呢？”
呂惠卿擺事實講根據舉例子，這讓司馬光的理論徹底站不住腳。趙頊轉頭盯著司馬光，而司馬光又是怎麼詭辯的呢？
他說：“你呂惠卿這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上古的君王每年在城門口張貼法令不是在變法，而是在重申舊法不可違。你知道古代的君王為啥要到處出巡嗎？就是為了看看哪些諸侯改變了他的法令，然後對變法的諸侯予以誅戮。這治理天下就像照看房屋，有了漏洞自然就得修繕，但除非是房子要倒了，否則就沒必要重修。即使是需要重修也得有良匠和良材，但如今我們大宋的江山穩如泰山，更何況我們現在也沒有什麼良匠和良材。這時候非要搞什麼變法，我看這純屬是某些人在無風起浪沒事瞎折騰。再者說，這錢糧之事本就是屬於三司部門的事，如果三司使不才導致國庫匱乏，那麼我們換人就是了，兩府大臣尤其是中書省的宰相怎麼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來搞錢呢？這成何體統？再者說，這個製置三司條例司是個什麼玩意兒？這是宰相該主管的事嗎？宰相是治國理政的，怎麼反而跑去製定條例了？真是莫名其妙！”
單從辯論的角度而言，司馬光的這番話已經明顯可以看出他徹底亂了陣腳，辯論所需的基本素質——理智和冷靜，這兩點他完全沒有了，以至於他嚴重跑了題。一場隻關乎學術問題的辯論經他這麼一番發泄和指責已經變成了對新法以及宰執集團的聲討大會。更何況，麵對呂惠卿的發問，他完全避而不談，其回應簡直就是牛頭不對馬嘴。我們不可能穿越，但如果可以，那麼我們定然可以看到這時候司馬光同誌定然是麵色漲紅青筋暴凸。
通過司馬光上述所言我們其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並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和王安石在人生格局上麵差了不是一個檔次。至少在變法這件事情上，同為士大夫階層的王安石其所作所為和所思所想皆是出於對國家的現狀和未來所考慮，但司馬光所考慮的隻是眼前和自身的利益，他的心裏隻有他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士紳官僚集團。他沒有去考慮宋朝的未來，隻是寄希望於眼下這種日子能夠儘可能長久地延續。他或許也知道宋朝眼下所麵對的危機，但他沒有能力去解決，所以他的態度就是能逍遙幾天算幾天，及時行樂纔是最重要的。至於未來，在司馬光眼裏，船頭橋頭自然直，後世之事後人為。
既然你司馬光作為前輩不講武德，那麼呂惠卿也隨即針鋒相對地指責司馬光是在“妄議國政詆毀執政大臣”，而司馬光此舉更是涉嫌當眾斥責當今天子是個昏君。這頂帽子可就有些大了，就連一旁的趙頊也趕緊出麵打圓場：“不過就是禦前辯論而已，二位愛卿何至於此啊？”
司馬光顯然沒有過足癮，他隨即拿青苗法說事：“民間借貸都能把下等戶給逼得走投無路，如今換成了國家成為借貸方，那將來那些人一旦還不了債豈不是更慘了。”
呂惠卿回道：“朝廷並沒有強行借貸，而且在進行放貸的時候會充分考慮這些人是否有償還的能力，而且會找人作保。”
司馬光還是不肯認輸：“那些老百姓知道什麼？一幫沒讀過書的蠢人隻會為眼前的小利所打動，他們隻圖一時快活，纔不會去考慮今後還不起債會怎樣，到時候利益受損的還不是朝廷。陛下，我就擔心這種好吃懶做的人一旦都去借貸，那麼到時候國家定然為這個青苗法所累。”
趙頊說道：“陝西早就在實行青苗法了，朕未曾聽到有人說這個法令有什麼害民之處。”
司馬光的回應堪稱一個天雷滾滾，他說：“我就是陝西人，我沒見它有什麼好處，隻看到了他的害處。”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好笑？你司馬光確實是陝西人，可是你整日和趙頊一樣都是待在開封城，而且趙頊每天都能收到陝西那邊的奏報，可你司馬光卻說自己是陝西人，所以你能比趙頊更瞭解陝西當地的情況。這是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除非你司馬光最近一直待在陝西，而且你現在和趙頊是在進行視訊會議，否則你有什麼底氣說你比趙頊更瞭解現在陝西的情況？難道就因為你是陝西人？
都說當官當久了會脫離群眾，甚至會變傻乃至於會鬧出類似於“何不食肉糜”的這類經典笑話，本以為這是個案，可司馬光讓我們清楚了一件事：當一個人一旦脫離了現實和群眾是多麼的可笑和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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