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距離案發還有兩個月，城郊革新巷的柳樹剛抽芽。周振國從工地換了工裝，揣著剛發的工資，拐進巷口的小賣部，買下那支護手霜時，指尖還沾著塔吊機油的黑漬。
“要最好用的，擦手不裂的。”他操著一口帶鄉音的普通話，指了指貨架上最貴的那支——包裝是粉色的，印著看不懂的英文，要三十五塊，抵得上他半天的工錢。店主知道他是給同居的林晚秋買的，笑著打趣：“周師傅對林姑娘，真是掏心掏肺。”
周振國撓撓頭，沒說話，心裏卻暖烘烘的。他想起林晚秋的手，冬天幫僱主家擦玻璃時凍得開裂，春天洗床單又泡得發白，每次睡前給她塗護手霜，她都要攥著他的手笑：“振國，等我學會會計，以後換我給你買好東西。”
那天晚上，出租屋的燈泡接觸不良，忽明忽暗。林晚秋坐在桌邊做會計習題，周振國蹲在地上幫她修枱燈，餘光瞥見她脖頸處露出一截紅繩，繩上串著顆小小的銀珠，在昏暗中閃著微光。
“新戴的？”他直起身，指了指那根紅繩。
林晚秋手一頓，趕緊把紅繩往衣領裡塞，含糊地應：“嗯……地攤上十塊錢買的，圖個吉利。”她低頭翻習題冊的動作太快，沒看見周振國眼裏閃過的疑惑——他前幾天去勞務市場，好像見過僱主家兒子手腕上，也戴著同款紅繩。
可這點疑惑，很快被林晚秋遞來的烤紅薯壓了下去。是他下班時買的，揣在懷裏捂得溫熱，林晚秋掰了一半塞進他嘴裏，甜得他眯起眼：“振國，等我下個月考上會計證，咱們就攢錢湊首付，在城裏租個帶陽台的房子，種點茉莉花好不好？”
周振國狠狠點頭，把剩下的紅薯全推給她。他沒說，自己偷偷跟工友換了夜班，多賺的錢想給她買個新書包，裝她的習題冊和筆記；也沒說，母親留下的玉墜，他託人賣了兩千塊，藏在床墊下，打算等她生日時給她驚喜。
隻是他沒注意，林晚秋望著他的眼神裡，藏著一絲難掩的愧疚。那根紅繩根本不是地攤貨，是她攢了半個月的生活費，托僱主家兒子幫忙買的——銀珠裡刻著“振”字，本想在周振國生日時給他戴上，說“紅繩保平安，以後你開塔吊，我再也不擔心”。
可她沒敢說。前幾天僱主家兒子說能幫她找份兼職，工資比做家政高，她怕周振國覺得自己嫌他窮，更怕他知道兼職要和僱主家兒子一起跑業務，會多想。她隻能把紅繩戴在自己脖子上，想著等時機成熟，再把銀珠裡的字給他看。
那天夜裏，出租屋的雨漏得厲害，周振國爬起來用塑料盆接雨，林晚秋裹著被子，從背後抱住他的腰。窗外的雨聲淅瀝，屋裏的兩人各懷心事，卻都望著同一個方向——他們以為，日子會像這紅繩一樣，纏纏繞繞，總能走到春暖花開的時候。
沒人知道，兩個月後的那場暴雨，會讓這根藏著心意的紅繩，沾染上洗不掉的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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