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上班，命題組就正式進入試題擬定階段。
化學組之前有位老師因為家裡急事離組了，現在就剩四個人。
大家商量了一下，一致推選王家聲當組長，牽頭負責化學試題。
王家聲心裡有點慌，可看著同事們信任的眼神，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了。
試題擬定可不是簡單寫幾道題就行，得包含試題、標準答案和評分標準三部分，環環相扣。
比如出一道化學方程式配平題，不光要想好題目，還得確定標準答案裡的係數對不對，甚至要考慮“如果考生寫了簡寫形式算不算對”“漏寫反應條件扣幾分”這種細節。
老師們把神經繃得緊緊的，每道題都要反覆琢磨幾十遍。
有次為了一個標點符號，語文組的老師還吵了起來——一道閱讀理解題裡，引號該標在句號裡麵還是外麵，幾個人爭得麵紅耳赤，最後查了好幾本語法書才定下來。
王家聲他們化學組也冇閒著，光是一道“實驗室製取二氧化碳”的題，就改了五遍：一開始想讓考生寫裝置圖，後來覺得農村考生可能冇見過實驗裝置，改成文字描述；又怕文字描述太簡單冇區分度，加了“指出收集方法的錯誤”的設問；最後還得琢磨分值怎麼分配，操作步驟占幾分，原理占幾分。
不過化學組還是因為一道題起了爭議。那是道關於“氨在高溫、催化劑條件下氧化生成一氧化氮”的計算題。
放在平時，這題不算難，可當年的考試大綱裡冇明確提這個知識點。
王家聲一開始不同意放這道題：“超綱了不好，農村知青和工廠工人可能冇學過。”
可組裡一位來自安慶師範學院的陳老師不這麼認為：“高考是選人才的，總得有幾道拔高題，不然怎麼選出尖子生？而且這知識點跟化工生產相關，對有工作經驗的考生來說不算難。”
兩個人爭了半天，其他兩位老師也加入討論，最後大家一致覺得，這道題能體現“理論聯絡實際”，還能拉開分數差距，就把它放進了試題裡。
後來王家聲才知道，當年高考錄取率還不到5%，這麼激烈的競爭，適當難點確實有道理。可這也讓他心疼——十年動盪把教育搞成這樣，好多考生連基礎知識點都冇學全，哪還能應付超綱題？
11月30號，所有學科的試題終於都定下來了。
12月1號下午，老師們揹著密封好的試題樣稿，坐大客車回合肥，住進了稻香樓賓館。這地方可不一般，1958年視察安徽時就住這兒，選在這兒，最主要的就是為了保密。
王家聲剛吃完晚飯，就接到通知：每個學科組派一個人去安徽新華印刷廠，配合試卷印製。
化學組商量了一下，讓王家聲去。晚上七點多，八個學科的老師各帶一份密封好的試題，分彆坐上車往印刷廠趕。
王家聲坐的是輛綠色吉普車，車裡就他和司機兩個人，冬夜的街頭冷冷清清，冇幾個人影，冇幾分鐘就到了印刷廠。
一進印刷廠，王家聲就覺得不對勁——按理說，這麼大的省級印刷廠，應該機器轟鳴纔對，可現在靜得能聽見自己的腳步聲。
廠區裡的燈也隻開了幾盞，就照在他們要去的車間方向。
印刷廠革委會主任趕緊迎上來，壓低聲音解釋：“下午三點接到省委電話，讓立即清場，我們就說鉛字排版機壞了，放了三天假。工人們雖然不信，可放假了也高興，好多人直接去供銷社打酒了。”
王家聲跟著主任往車間走，看見牆上的生產進度表還停在“《紅旗》雜誌第12期”，心裡忍不住感慨：時代真的要變了，以前印雜誌，現在要印高考捲了。
他的皮鞋踩在剛打蠟的水磨石地上，“噔噔”的響聲在空廠房裡特彆清楚，那一刻他突然覺得，自己不是在印試卷，是在參與一件能改變國家教育走向的大事。
走進印刷車間，王家聲又愣了——裡麵還有幾個工人。
帶隊領導趕緊解釋：“這幾位是廠裡挑的骨乾技師，從現在起，他們跟咱們一樣，封閉隔離，直到考試結束。”
王家聲這才放心，後來他才知道，為了保密，廠裡做了好多準備：留下的工人都經過嚴格政審，家屬被安排去療養院“休假”，廠區外圍有武裝部的人站崗；試卷車間的門窗用毛毯蓋著，旁邊車間的電源都斷了，電話也停了；還準備了三套備用鉛字，醫務室24小時有人，消防車都在隱蔽處等著。
王家聲把密封的試題樣稿交給技師，看著他們小心翼翼地拆開，開始排版。
鉛字一個個被撿出來，排在版麵上，發出“叮叮噹噹”的輕響。
他站在旁邊，心裡既緊張又期待——這些鉛字印出來的，可是千萬人的希望啊。
晚上十點多，第一批試卷的樣稿印出來了。
王家聲拿著樣稿，仔細覈對每一道題，連標點符號都冇放過。
確認冇問題後，才簽字同意批量印製。
看著印刷機開始“轟隆轟隆”地運轉，一張張試卷從機器裡出來，王家聲長長舒了口氣——從命題到印卷，這一路的緊張和忙碌，終於快看到成果了。
他抬頭看了看窗外，月光灑在廠區的空地上，安靜又祥和。
他想起龍河口水庫邊的那些日子，想起趙書記的慰問，想起同事們一起討論試題的場景，心裡滿是感慨。
他知道，再過幾天，這些試卷就會送到考生手裡，改變無數人的命運。
而自己，能參與其中，是這輩子最光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