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縣的民辦教師金常榮，總說自己比彆人幸運點。
至少他不用天天扛著鋤頭下地，在學校教書，每月能領18塊錢工資，雖然少得可憐，可好歹是個穩定收入。
可1977年高考恢複時，30歲的他看著懷裡幾個月大的小兒子，還有旁邊玩積木的三歲大兒子，心裡像被貓抓似的難受。
每天晚上，等兩個孩子都睡熟了，金常榮就搬個小板凳坐在煤油燈旁，翻出壓在箱底的高中課本。
書頁都脆了，上麵的字跡也模糊了，他用手指輕輕拂過“三角函式”“化學方程式”，手都在抖——這些東西，都快忘光了。
可他又捨不得放下，這是唯一能改變命運的機會啊！
他算了又算：要是考上大學，至少得讀三年，這三年裡，家裡就靠妻子一個人撐著。
妻子身子弱，平時連提桶水都費勁，怎麼扛得起這個家？那天晚上，金常榮等妻子哄睡小兒子，拉著她坐在床邊，聲音裡帶著顫音：“娃他媽，我想考大學。考上了，家裡會苦幾年，可等我畢業分配了好工作，咱們日子就能好起來。要是這次不考，這輩子就隻能這樣了，一眼望得到頭啊！”
話冇說完，這個平時扛著家裡重擔不喊累的漢子，聲音就哽嚥了。
妻子低著頭，看著懷裡孩子的小臉蛋，又看了看漏風的土坯房，眼淚無聲地往下掉，卻還是輕輕點了點頭——她知道，丈夫說的是實話，就算再難，也得給孩子拚個好未來。
平陽縣的吳舒平，心裡的疙瘩比金常榮還多。
他是被養父母抱養的，1967年高中畢業後就當民辦教師，可在學校裡，總被那些名牌大學畢業的同事瞧不起。
辦公室裡，年輕老師湊在一起聊大學時的趣事，他隻能默默走到角落批改作業；教研會上，他提出的教學建議，總被一句“你冇上過大學，不懂”輕描淡寫地帶過。
如今他也是兩個孩子的爹了，女兒上小學，兒子才六歲，家裡窮得叮噹響，經常吃了上頓冇下頓。
每次吃飯，吳舒平都把碗裡最後一口飯撥給孩子，自己就著菜湯灌個水飽。
恢複高考的訊息傳來，他心裡像燒開的水，翻騰個不停——他想考，想證明自己不比那些名牌大學畢業的老師差，可一想到家裡的情況，又像被潑了盆冷水。
他偷偷在廚房的角落裡點起煤油燈複習，翻開數學課本，“幾何圖形”“代數方程”陌生得讓他心慌，連最基本的勾股定理都記不全。
養父母年紀大了，妻子冇工作，兩個孩子等著吃飯，全家就靠他每月幾塊錢的代課費和養父撿破爛的錢過活。
要是他去讀大學，這個家不就散了？
有天晚上，養父起夜時看到廚房的燈亮著，湊過去一看，才知道兒子在偷偷複習。
老人冇說話，轉身回屋，從貼身衣袋裡掏出一個布包，層層開啟，裡麵是皺巴巴的十元錢——這是他攢了半年的養老錢。
老人把錢塞到吳舒平手裡，手都在抖：“娃，拿著買複習資料。我年輕時就是顧慮太多，錯過了機會，這輩子都後悔。你去考，家裡有我呢！”
吳舒平攥著那十元錢，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他咬著牙下定決心：“就算考上了，我也可以不去讀，隻要能證明自己的實力，就夠了！”
溫州永久鎖廠的盛亮，麵臨的是另一種兩難。
27歲的他好不容易有了正式工作，每月13元工資，雖然少，可比起以前拉板車、冇戶口的日子，已經好太多了。
父母說什麼都不讓他考：“彆折騰了！現在一個正式工名額多難弄？你要是去讀大學，工作冇了，以後一家人喝西北風啊？”
飯桌上，父親把筷子重重拍在桌上，聲音都拔高了：“你忘了以前冇工作的時候，連物件都找不到嗎？”
盛亮當然冇忘。
那幾年，他冇戶口冇工作，媒人介紹了好幾個姑娘，人家一聽說他的情況，連麵都不願見。
後來還是因為弟弟去黑龍江支邊，他才被照顧進了鎖廠當學徒，每天下班都要走一個多小時回家，就為了省下幾分錢車費。
可恢複高考的訊息，像顆石子投進了他心裡，再也平靜不下來。
他不想錯過這個機會——要是這次放棄了，可能這輩子都翻不了身，他會恨自己一輩子。
他偷偷去新華書店，看著櫃檯裡的複習資料，翻來覆去看了半天，還是冇捨得買。
最後，他向廠裡上過高中的同事借了舊課本，每天下班後躲在集體宿舍的蚊帳裡，就著微弱的燈光複習。
他冇敢告訴父母，偷偷報了名，連五毛錢的報名費都是向工友借的。他想：“就算考不上，至少我努力過，不後悔！”
金常榮、吳舒平、盛亮，隻是當年數百萬“老三屆”考生的縮影。
他們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撕扯，在家庭和個人之間權衡，每一個決定都帶著血淚。
可正是這些艱難的選擇，不僅改變了他們自己的命運，更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轉折——高考恢複了，希望也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