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缺點也比較明顯：由於裝置規格小，放映時銀幕邊緣常會出現一圈模糊的白色邊框，像給畫麵鑲了個“白邊”，多少會影響畫麵質量。
一旦真正深入放映事業，廖敏才深切感受到，那個年代的觀影體驗其實是格外粗糙的——銀幕是用白布做的，有時還會有破洞，放映機偶爾會卡頓，聲音也時大時小。
但在那個精神文化生活極度匱乏的年代，能看上一場電影本身就已屬不易，足以讓翹首以盼的觀眾們心滿意足、大呼過癮了，誰還會在乎那些小瑕疵呢？
剛開始的那段日子，廖敏確實非常珍視這份工作。
工作強度不算大，而且每次到一個大隊放露天電影，都會受到社員們的熱情款待——大隊乾部會提前殺隻雞、炒幾個菜，讓他們吃飽喝足；有些社員還會送來自家種的水果、炒的瓜子；散場後，大隊乾部甚至會送上些香菸、酒水，以示感謝。
廖敏每次都不好意思收，可社員們總是硬塞給她，說：“你給我們帶來好看的電影，這點東西算啥！”
社員們觀影的熱情，始終高漲得讓人感動。
隻要公社廣播站一播報放映隊要去哪個大隊，那個村子就如同盼過年一般歡天喜地，早早地就沉浸在期待的氛圍裡。孩子們會圍著放映隊的車，嘰嘰喳喳地問：“今天放啥電影呀？啥時候開始呀？”
大人們則會提前把曬穀場打掃乾淨，搬來石頭、木板當座位，有的還會帶上小板凳，早早地占個好位置。
這景象，廖敏完全能夠理解——在她自己的知青歲月裡，看電影就是最高階彆的精神享受。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文藝園地百花凋零，電影行業也受到了很大影響，能公開上映的影片屈指可數。
反反覆覆放映的，幾乎隻有被大家稱為“三戰”的《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再加上《紅燈記》《沙家浜》等幾部樣板戲，偶爾還會有幾部來自蘇聯、阿爾巴尼亞、朝鮮的引進片。
那個年代冇有電視，社員們收工之後，往往就是開會、學習、討論和“鬥私批修”，生活單調得很。
所以，看一場電影堪稱難得的、高規格的享受，哪怕是看過好幾遍的老片子，大家也看得津津有味。
作為觀眾時，廖敏能感受到這份熱情；但當她真正站在放映員的位置上，才親眼目睹了什麼叫“什麼也阻擋不了”的觀影狂熱。
那年十二月的一天，天氣冷得要命，北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
公社廣播站早就反覆播報：越劇電影《紅樓夢》將在後半夜十二點以後在公社大院公映。
之所以這麼晚，是因為需要“走片”——得等縣城的電影院放完第一場後，膠片才能由專人送到公社，繼續放映。
對當時的公社來說，能放映《紅樓夢》這樣的“新”片，可是非常難得的機會，畢竟之前大家看的都是“三戰”和樣板戲。
為了能看上這部電影，許多住在偏遠大隊的職工和知青，不惜從十多公裡外的地方趕來。
他們有的騎著自行車，頂著刺骨的寒氣，凍得手都握不住車把；有的則是步行過來，一路上深一腳淺一腳地踩著積雪，鞋子和褲腳都濕透了，卻絲毫冇有怨言。
山區冬夜的嚴寒可想而知，氣溫降到了零下好幾度，哈口氣都能看見白霜。
還不到晚上十一點，公社廣場上已經聚集了上千人。
大家穿著厚厚的棉襖、棉褲，戴著棉帽、圍巾，在寒風中瑟瑟縮縮地跺腳取暖，卻緊緊地將放映機和幕布區域圍了起來，裡三層外三層，擠得水泄不通，彷彿生怕這好不容易盼來的機會會溜走。
無數雙眼睛緊盯著放映機和通往縣城的路口，時不時就有人伸長脖子張望，焦急地問：“片子怎麼還冇來啊？是不是出啥事兒了？”
直到深夜一點多，遠處終於傳來了摩托車的轟鳴聲，有人激動地高喊：“片子到了！片子來了！”
安靜的廣場瞬間爆發出巨大的歡呼聲，那些困得直打哈欠、眼皮都快睜不開的人們，也立刻精神抖擻起來，眼睛裡閃著光。
廖敏和搭檔們不敢耽擱，趕忙麻利地操作起來——有人固定幕布，有人連線電線，廖敏則小心翼翼地把膠片裝進放映機，仔細檢查了一遍又一遍，生怕出差錯。
一切準備就緒後，她按下開關，一束強烈的光柱瞬間刺破漆黑的夜空，精準地投射在早已懸掛在兩棵大樹之間的白色幕布上。
在那束光柱中，人們撥出的哈氣化作縷縷白煙，在光柱內嫋嫋升騰、飛舞，像無數條白色的小絲帶，又像微縮的仙境裡繚繞的白雲，朦朧得如同天宮景象。
正當大家沉浸在這夢幻般的光影中，還在小聲讚歎時，突然，鏗鏘的鑼鼓聲和激越的越劇唱腔驟然響起，打破了夜晚的寧靜。
“開始演了！開始演了！”有人興奮地大喊。
這時，所有人的目光都齊刷刷地被吸引到幕布上，廣場上瞬間安靜下來，隻剩下電影裡的聲音。
大家忘記了寒冷，忘記了疲憊，全神貫注地投入到那方寸幕布之間的悲歡離合之中——看到林黛玉葬花時，有人偷偷抹眼淚；看到賈寶玉和姐妹們歡聚時，有人露出笑容。
廖敏站在放映機旁，看著眼前這一幕，心裡暖暖的——她知道，自己正在用光影，為鄉親們帶來快樂和慰藉，這份工作，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