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文藝上的異物
古今的傳奇文學裡，多有異物——怪異精靈出現，在唯物的人們看來，都是些荒唐無稽的話，即使不必立刻排除，也總是了無價值的東西了。但是唯物的論斷不能為文藝批評的標準，而且賞識文藝不用心神體會，卻“膠柱鼓瑟”的把一切敘說的都認作真理與事實，當作曆史與科學去研究他，原是自己走錯了路，無怪不能得到正當的理解。傳奇文學儘有他的許多缺點，但是跳出因襲軌範，自由的采用任何奇異的材料，以能達到所欲得的效力為其目的，這卻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的改革，文藝進化上的一塊顯著的裡程碑。這種例證甚多，現在姑取異物中的最可怕的東西——殭屍——作為一例。
在中國小說上出現的殭屍，計有兩種。一種是屍變，新死的人忽然“感了戾氣”，起來作怪，常把活人弄死，所以他的性質是很兇殘的。一種是普通的殭屍，據說是久殯不葬的死人所化，性質也是兇殘，又常被當作旱魃，能夠阻止天雨，但是一方麵又有戀愛事件的傳說，性質上更帶了一點溫暖的彩色了。中國的殭屍故事大抵很能感染恐怖的情緒，舍意義而論技工，卻是成功的了；《聊齋誌異》裡有一則“屍變”，紀旅客獨宿，為新死的旅館子婦所襲，逃到野外，躲在一棵大樹後麵，互相撐拒，末後驚恐倒地，屍亦抱樹而僵。我讀這篇雖然已在二十多年前，那時恐怖的心情還未忘記，這可以算是一篇有力的鬼怪故事了。兒童文學裡的恐怖分子，確是不甚適宜，若在平常文藝作品本來也是應有的東西，美國亞倫坡的小說含這種分子很多，便是莫泊桑也作有若乾鬼怪故事，不過他們多用心理的內麵描寫，方法有點不同罷了。
外國的殭屍思想，可以分作南歐與北歐兩派，以希臘及塞耳比亞為其代表。北派的通稱凡披耳（Vampyr），從墓中出，迷魘生人，吸其血液，被吸者死覆成凡披耳；又患狼狂病（Lycanthropia）者，俗以為能化狼，死後亦成殭屍，故或又混稱“人狼”（Volkodlak），性質兇殘，與中國的殭屍相似。南派的在希臘古代稱亞拉思妥耳（Alastor），在現代雖襲用斯拉夫的名稱“苻呂科拉加思”（Vrykolakas，原意雲人狼），但從方言“鼓狀”（Tympaniaios）“張口者”（Katachanas）等名稱看來，不過是不壞而能行動的屍身，雖然也是妖異而性質卻是和平的，民間傳說裡常說他回家起居如常人，所以正是一種“活屍”罷了。他的死後重來的緣因，大抵由於精氣未儘或怨恨未報，以橫死或夭亡的人為多。古希臘的亞拉思妥耳的意思本是遊行者，但其遊行的目的大半在於追尋他的仇敵，後人便將這字解作“報複者”，因此也加上多少殺伐的氣質了。希臘悲劇上常見這類的思想，如愛斯吉洛思（Aischylos）的《慈惠女神》（Eumenides）中最為顯著，厄林奴思（Erinys）所歌“為了你所流的血，你將使我吸你活的肢體的紅汁。你自身必將為我的肉，我的酒”，即是好例。阿勒思德斯（Orestes）為父報仇而殺其母，母之怨靈乃藉手厄林奴思以圖報複，在民間思想圖報者本為其母的殭屍，唯以藝術的關係故代以報仇之神厄林奴思，這是希臘中和之德的一例，但恐怖仍然存在，運用民間信仰以表示正義，這可以說是愛斯吉洛思的一種特長了。近代歐洲各國亦有類似“遊行者”的一種思想，易卜生的戲劇《群鬼》裡便聯帶說及，他這篇名本是“重來者”（Gengangere），即指死而複出的殭屍，並非與**分離了的鬼魂，第一幕裡阿爾文夫人看見兒子和使女調戲，叫道“鬼，鬼！”意思就是這個，這鬼（Ghosts）字實在當解作“〔從死人裡〕回來的人們”（Revenants）。條頓族的敘事民歌（Popular ballad）裡也很多這些“重來者”，如《門子井的妻》一篇，紀死者因了母子之愛，兄弟三人同來訪問他們的老母；但是因戀愛而重來的尤多，《可愛的威廉的鬼》從墓中出來，問他的情人要還他的信誓，造成一首極淒婉美豔的民歌。威廉說，“倘若死者為生人而來，我亦將為你而重來。”這死者來迎取後死的情人的趣意，便成了《色勿克的奇蹟》的中心，並引起許多近代著名的詩篇，運用怪異的事情表示比死更強的愛力。在這些民歌裡，表麵上似乎隻說鬼魂，實在都是那“遊行者”一類的異物，《門子井的妻》裡老母聽說她的兒子死在海裡了，她詛咒說，“我願風不會停止，浪不會平靜，直到我的三個兒子回到我這裡來，帶了〔他們的〕現世的血肉的身體”，便是很明白的證據了。
民間的習俗大抵本於精靈信仰（Animism），在事實上於文化發展頗有障害，但從藝術上平心靜氣的看去，我們能夠於怪異的傳說的裡麵瞥見人類共通的悲哀或恐怖，不是無意義的事情。科學思想可以加入文藝裡去，使他發生若乾變化，卻決不能完全占有他，因為科學與藝術的領域是迥異的。明器裡人麵獸身獨角有翼的守墳的異物，常識都知道是虛假的偶像，但是當作藝術，自有他的價值，不好用唯物的判斷去論定的。文藝上的異物思想也正是如此。我想各人在文藝上不妨各有他的一種主張，但是同時不可不有寬闊的心胸與理解的精神去賞鑒一切的作品，庶幾能夠貫通，瞭解文藝的真意。安特來夫在《七個絞死者的故事》的序上說的好，“我們的不幸，便是大家對於彆人的心靈生命苦痛習慣意向願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幾於全無。我是治文學的，我之所以覺得文學可尊者，便因其最高上的功業是拭去一切的界限與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