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古文學
研究本國的古文學，不是國民的義務，乃是國民的權利。藝術上的造詣，本來要有天才做基礎，但是思想與技工的涵養也很重要，前人的經驗與積貯便是他必要的材料，我的一個朋友近來從西京寫信來說道，“……歎息前人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綾羅綢緞，隻冇有剪製成衣，此時正應該利用他，下一番裁縫工夫，莫隻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視經驗，是我們的愚陋；抹殺前人，是我們的罪過。”實在很是確當。這前人的經驗與積貯當然並不限於本國，隻是在研究的便宜上，外國的文學因為言語及資料的關係，直接的研究較為困難，所以利用了自己國語的知識進去研究古代的文學，涵養創作力或鑒賞文藝的趣味，是最上算的事，這正是國民所享的一種權利了。
我們既然認定研究古文學為權利而非義務，所以冇有服從傳統的必要。我們讀古代文學，最妨礙我們的享樂，使我們失了正解或者墮入魔道的，是曆來那些“業儒”的人的解說，正如玉帛鐘鼓本是正當的禮樂，他們卻要另外加上一個名分的意義一般，於是在一切敘事抒情的詩文上也到處加了一層綱常名教的塗飾。《關關雎鳩》原是好好的一首戀愛詩，他們卻說這是“後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南有樛木》也是結婚歌，卻說是“後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也”。經了這樣的一番解說，那儒業者所崇拜的多妻主義似乎得了一重擁護，但是已經把詩的真意完全抹殺，倘若不是我們將他訂正，這兩篇詩的真價便不會出現了。希伯來的《雅歌》以前也被收入猶太教以及基督教的聖經裡，說是歌詠靈魂與神之愛的，現在早已改正，大家承認他作一卷結婚歌集了。我們若是將《詩經》舊說訂正，把《國風》當作一部古代民謠去讀，於現在的歌謠研究或新詩創作上一定很有效用，這是可以斷言的。中國曆代的詩未嘗不受《詩經》的影響，隻因有傳統關係，仍舊囚在“美刺”的束縛裡，那正與小說的講勸懲相同，完全成了名教的奴隸了。還有些人將忠君愛國當做評詩的標準，對於《古詩十九首》，覺得他們與這標準有點不合，卻又捨不得屏棄，於是奇想天開，將這些詩都解做“思君之作”。這自然都是假的，——並非因為我們憎惡君主政治所以反對他們，實在因為這解說是不合事理的。世上有君主叫臣下替他儘忠的事實，但在文學上講來，那些忠愛的詩文，（如果顯然是屬於這一類的東西，）倘若不是故意的欺人，便是非意識的自欺，不能說是真的文藝。中國文藝上傳統的主張，正是這虛憍的“為名教的藝術”；這個主張倘不先行打破，冒冒失失的研究古代文學，非但得不到好處，而且還要上當，走入迷途，這是不可不用心警戒的事。
古文學的研究，於現代文藝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雖然現在詩文著作都用語體文，異於所謂古文了，但終是同一來源，其表現力之優劣在根本上總是一致，所以就古文學裡去查考前人的經驗，在創作的體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譬如討論無韻詩的這個問題，我們倘若參照曆來韻文的成績，自《國風》以至小調，——民眾文學雖然多是新作，但其傳襲的格調源流甚古，——可以知道中國言文的有韻詩的成績及其所能變化的種種形式；以後新作的東西，縱使思想有點不同，隻要一用韻，格調便都逃不出這個範圍。試看幾年來的有韻新詩，有的是“白話唐詩”，有的是詞曲，有的是——小調，而且那舊詩裡最不幸的“掛腳韻”與“趁韻”也常常出現了。那些不葉韻的，雖然也有種種缺點，倒還不失為一種新體——有新生活的詩，因為他隻重在“自然的音節”，所以能夠寫得較為真切。這無尾韻而有內麵的諧律的詩的好例，在時調俗歌裡常能得到。我們因此可以悟出做白話詩的兩條路，一是不必押韻的新體詩，一是押韻的“白話唐詩”以至小調。這是一般的說法，至於有大才力能做有韻的新詩的人，當然是可以自由去做，但以不要像“白話唐詩”以至小調為條件。有才力能做舊詩的人，我以為也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蘇黃或任何人為條件。隻有古文還未通順的人，不必去讚歎舊詩，更不配去做了。——然而現在偏是文理不通的人愈喜歡做古文做舊詩，這真可以說是“自然的嘲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