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年月考證
《端午節》的著作年月註明白是一九二二年六月。查那年的舊日記，一月十二日收到十一月份，因為廿七日是陰曆除夕，所以在三十一日發了十二月份的七成，二月十七日又補足了那三成，至四月四日才收到一月份薪，五月不發，這裡在四個月中間又多欠了一個月份了。五月三十一日是陰曆端午，在六月三日收到了二月份薪，照這一節看來，本文裡說節前領到支票，要等銀行休息三天之後，在初八上午才能領到錢的話，與事實是相合的，因為那年六月三日正是陰曆的初八。政府說要教員上了課纔給錢，學生總會上呈文給政府，說教員不上課不要付欠薪，在當初大概都實有其事，至於說“教員一手挾書包一手要錢不高尚”的一個大教育家，那大抵是汪懋祖吧，他後來在女師大事件的時候也是站在政府一邊，與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是一鼻孔出氣的。後文說到讚成教員和同僚的索薪，卻不去參加，因為怕去見那手握經濟之權的人物，他們總是一副閻王臉，將彆人都當奴纔看，雖然“待到失了權勢之後，捧著一本《大乘起信論》講佛學的時候，固然也很是‘藹然可親’的了”。這裡所說也實有其人，即是陳公俠的老兄陳公猛，他清末在財政界很得意一個時候，不知為了什麼逃到東京，魯迅看見他穿著和服白襪，手捏一冊《菜根譚》，很有出世的姿態，但不久事解，他自然隨即回到北京的政界裡來了。此外還有些零碎事情，如末後說到上海書鋪子的賣稿，他們買稿要一個一個的算字，空格不算數，這原是實在情形。他有過一回經驗，收到退回的譯稿，看見末頁記著若乾萬千百十幾字，計算的人還有署名，固然這還是清末的事，現在可能也還有吧。其次是報館寄稿，在很大的報館裡靠著一個學生做編輯的大情麵，一千字也就是這幾個錢，這所說的自然也就是那時的北京《晨報》。一千字幾個錢冇有明說，但是多少年來譯文時價隻有二元一千字，報館平常給五角錢已不算少，但在寫《阿Q正傳》時大概所給有一元吧，但這彆無什麼依據，隻是推測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