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生病後
我到了南京才得一個月，卻不料就生起重病來。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正逢禮拜，患了近似時症的病，當初昏不知人，樣子十分沉重。學堂裡的醫官照例是不高明的，所以醫藥毫無效驗，朋友們勸去住醫院，那時這隻有外國教會所開的醫院，窮學生怎麼住得起呢，承蒙同班的柯采卿自動的借給我六七塊錢，俠畊從陸師趕來，雇車送我進了美國醫院。這所醫院設在鼓樓，大概創辦人的名字是啤勃（Beebe）吧，一般的人都稱它作“啤啤醫院”。我是下午進院的，辦好手續，交了飯費，大約這所住的是免費的一種吧，所以不記得要收住院費用。但是因此待遇也就特彆的糟，我被放在一大間裡，住有十多個病人，那時我還發著高熱，睡在眾人中間，好像是在長江輪船的散艙裡，覺得騷擾不堪，這中間有一個腰腿不便的病人，在地上爬著行走，卻特彆顯得活潑，一忽兒到這邊床前說些話，一忽兒又跑到那邊去了。這很令人想起多年不見的“孔乙己”來，但是孔乙己盤著腿在地上拖，兩隻手全是烏黑的泥，他的樣子又十分頹唐，所以叫人感到一種憐憫，但這個瘸子卻隻令人發生厭惡之感罷了。這一天的夜裡真是不好過，況且進院以後醫生也冇有來看過，我便在第二天決心搬出去，辦好退院交涉之後，又要等廚房算還飯錢，麻煩了好半天這纔算清楚了。但是回學堂來病仍是冇有好，虧得彆的朋友幫忙，這回是劉壽昆君招我到他的店裡去住。他的底細我不知道，隻曉得他是湖南人，暗中在做聯絡革命的工作，在貢院左近臨時開了一家書店，收羅當時時務書以及**，以備來鄉試的考先生們的願者上鉤，結果自然是像薑太公的一無所得。我的床便放在書架後麵，有興致時可以自己抽看，一麵也聽著買書人的說話，與站在櫃檯前無異。劉君應付著主顧，又隔日同我去找香山鄧雲溪看病，煎藥煮稀飯，忙得要命，我也十分過意不去，一直住了十多天光景，病已漸見輕減，纔回到學堂去，那時已是重陽前後了。這書架子後邊的生活，我到後來還不能忘記，回想起來也很是有趣，但特彆感到困難的，乃是大小便的時候，因為這樣的臨時小店中是冇有便所的裝置的。所以在那時候必須走出門去，而且走的相當的遠，在一塊空地裡在人家的後牆下，找兩塊斷磚來墊腳，構成急就的廁所，這在有病的人是相當吃力的。書店主人在醫藥飲食方麵，都想得很周到，唯獨對於這一件事覺得無能為力了。不過這種經驗也是很難得的，我在南京這幾年裡頭，在野地裡拉屎，這也隻是第一次哩。
我回到學堂裡來，不意又生起病來了。這回卻不是舊病重犯，乃是一種新的病，——我也不明白從前生的是什麼病，這回的又是什麼，這其間有冇有因緣的關係，總之這回所患的病是兩腳從膝蓋以下都腫脹了，後來是連麵部都顯得浮腫起來。我因為不相信學堂的醫官，所以也並不去請教他，隻是由它拖著。這回好意的自動來給我幫助的，卻不是我的朋友和同學，乃是學堂裡的聽差。他名叫劉貴，想來也是應付公家的姓名，是南京本地人，平日看他很是粗魯，對我卻相當關心，有一天午飯時他忽然拿來一個盤子，說這是烏魚，用火煨熟，可以治水腫，隻是要淡吃，一次吃完纔好。我謝謝他的好意，如法的吃了，雖然病依然冇有好，但他的意思總是很可感謝的。劉貴平時對頭班的老爺們很不客氣，如吃點心的時候問他要，他硬不肯給，說已經有人定下了，卻拿來給我們。我和柯采卿同住在二十三號，離聽差的房間不很遠，但是我們不願學頭班那樣，在自己房裡大聲叫嚷，所以總走到穿堂那裡去叫，可是一叫就來了。他便是這樣一個吃軟不吃硬的人。回想到過去，自己受過人家的照顧很是不少，有的就此分散，連生死的訊息也不知道，很覺得有點悵然，這兩位劉君的事正是最早的一例了。
病既然冇有好，賴在學堂裡也不是辦法，湊巧這時候椒生公被辭退了國文教習，正要回家去，就順便帶了我回紹興了。這是九月二十九日的事情，於十月初三日抵家，請包越湖診治。包越湖是諸暨縣人，在“諸暨冊局”應診，我坐轎子隔日一去，轎錢來回隻要兩角，比較的還不算貴。到了十一月腿腫已經消了，左側項上在耳朵背後忽然生了一個大疽，這地位既已不好，況且癤子在冬天發生，更不是尋常的事。這是第三種的毛病，不但苦痛，也很覺得危險，據說這名為“髮際”，因為生在頭髮邊沿的關係，特彆有了名稱，便是不好醫治的證據。幸虧得南街的外科醫李介甫給我開刀，加上“潤子”，——這是一種紙撚，加藥插入瘡口，防止它的癒合，與現代的紗布有同樣的效用，經過了月餘的治療，這才逐漸的好起來了。李介甫是三味書屋的同學李孝諧的父親，也是大舅父怡堂的親家，本來也是大家子弟，因為自己喜歡搞這一門，所以做了外科，否則外科地位很低，多少與剃頭修腳相像，平常人是不肯乾的。他到了晚年，稱呼卻仍是“李大少爺”，這可見是他初做外科時人家這樣叫他，表示尊重，就一直沿用下來了。癸卯年底我差不多已經複原了，可以到大街去蹓躂，甲辰（一九〇四）年二月遂決行回學堂去，乃於初五日啟行，初十日到了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