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〇反動老作家二
我於盧溝橋事件的前半個月前，在《國聞週報》上麵發表《日本管窺之四》，宣告日本研究店的關門，但是在後期著作裡卻仍寫有十篇以上的文章，談及日本的風俗，名物或是書籍的，其中比較特彆的乃是一篇《日本之再認識》。這是一九四〇年值日本所謂建國二千六百年紀念，國際文化振興會於募集紀念文之外，又特彆指名征求，贈送藝術品為報酬，我於不受酬的條件之下，答應了這要求。那是很可笑的一篇東西，因為實在乃是抄襲《日本管窺》而成的，將其二的上半接品了其四的下半，結論仍舊是日本國民性不可解，歸結到宗教上去，換句話說即是感情超過理論，也就是冇有道理可講。這個結論我至今還是相信，戰後的新興宗教風起雲湧，固然是個證據，戰前的什麼大本教和天理教也更是興旺了，社會上橫行著右傾團體實在都是宗教的狂信者。我那篇文章本來是應教的八股，理應大加頌聖纔對，但是不單是冇有做到，而且意在訕謗，情罪甚重，怕有什麼問題麼？可是想不到這卻是接收了，而且還承他們居然印了單行本，過了兩年卻在那《中國的思想問題》上發生了問題，觸怒了日本軍部的禦用文人，於是軒然大波起來了。那個日本軍部禦用文人在答覆我的信中說，“此雖是甚失禮的說法，對於日本人之文章感受性幸勿予以過低的估價可也”，那麼那篇《再認識》的意義未始不覺察，隻因是自己請求我寫的，不好翻過臉來，隻好啞子吃黃連了，但是這回卻有不同，所以不禁暴跳如雷，高呼“掃蕩中國反動老作家”了吧。
那篇文章是我照例的鼓吹原始儒家思想的東西，但寫的時候卻彆有一種動機，便是想阻止那時偽新民會的樹立中心思想，配合大東亞新秩序的叫嚷，本來這種驢鳴犬吠的運動，時至自會消滅，不值得去注意它，但在當時聽了覺得很是討厭，所以決意來加以打擊。文章起頭說：
“中國的思想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是重大，卻並不嚴重。本人平常對於一切事不輕易樂觀，唯獨對於中國的思想問題卻頗為樂觀，覺得在這裡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國近來思想界的確有點混亂，但這隻是表麵一時的現象，若是往遠處深處看去，中國人的思想本來是很健全的，有這樣的根本基礎在那裡，隻要好好的培養下去，必能發生滋長，從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國民出來。
這箇中國固有的思想是什麼呢？有人以為中國向來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給它新定一個出來，這事很難，當然不能成功，據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為中國的中心思想本來存在，差不多幾千年來冇有什麼改變。簡單的一句話說，這就是儒家思想。”以下是我的照例的那一番話，引用孟子的“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和“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這兩段，接下去是焦理堂在《易餘龠錄》裡的話：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色好貨之說儘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將這個意思提高上去，則屬於最高的道德，便是仁，放低了便屬於生物學之所謂求生意誌，這原是人類所同，但是在聖經賢傳裡那樣明確表示的，如《禮記·禮運》中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那卻是中國所特有的了。為的貫徹求生意誌，使得人己皆得生存，皆得幸福，這便是中國人的現實主義，可是若是生存受了威脅，那也就起來抵抗，這就要亂的一團糟了。大意就是如此，可是這激怒了敵人，因為這裡邊有些平穩的話在他看去是大不平穩，與大東亞建設的理想不能並立，非加以打倒不可。
我那篇文章由日本改造社《文藝》雜誌譯出登載，三十二年九月日本軍部領導的文學報國會在東京召開大東亞作家大會，第二分組會議席上有片岡鐵兵發表演說，題曰“掃蕩反動作家”，登在《文學報國》的第三號上，便是那文章所引起的反響，在我覺得是意外的成功，因為我當初的用意隻是反對新民會的主張，卻冇有料到這樣大的收穫，至於敵人封我為“反動老作家”或“殘餘敵人”，則更是十二分的光榮了。此案的全文經陶晶孫君譯出，登在三十三年五月出版的《雜誌》中，現在已經找不到，隻能將摘抄下來的片岡演說詞錄下：
“餘之議題雖為‘中國文學之確立’，其實問題尚更狹隘，僅以中國和平地區內，基於渝方政權分立下之中國特殊情形，而有一特殊之文學敵人存在，不得不有對之展開鬥爭之提議。吾人若不先行注意中國之特殊情形，即難透視中國之動態，吾人對中國代表諸君協力大東亞戰爭之熱情與闡發大東亞建設理想之努力，自不勝敬仰。但餘想像，中國諸君或者以為自己目前之地位，因中國特殊情形之故，尚不得不姑息種種殘餘敵人之存在。現在餘在此指出之敵人，正是諸君所認為殘餘敵人之一，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區內蠢動之反動的文壇老作家，而此敵人雖在和平地區之內，尚與諸君思想的熱情的文學活動相對立，而以有力的文學家資格站立於中國文壇。關於此人的姓名，餘尚不願明言，總之彼常以極度消極的反動思想之表現與動作，對於諸君及吾人之思想表示敵對。諸君及吾人建設大東亞之理想，係一種嶄新之思想，亦即青年之思想，欲將東亞古老之傳統以新麵目出現於今日曆史之中，確乎隻有精神**兩俱沉浸於今日曆史中之青年創造意誌，方能完成其困難工作。坦直言之，餘年已五十，然而曆史巨浪之大東亞戰爭，與夫大東亞建設之思想，已使餘返老還童矣。況諸君較餘年輕，故餘確信以諸君之憤怒，必將向彼嘲弄青年思想之老成精神予以轟炸，進擊。”又雲：
“諸君之文學活動沿著新中國創造之線，然彼老大家則毫不考慮今日之中國呼吸於如何曆史之中，被置於如何世界情勢之下，唯其獨自隨意的魅力豐富的表現，暗嗤諸君，而於新中國之創造不作如何的努力。彼已為諸君與吾人前進之障礙，積極的妨害者，彼為在全東亞非破壞不可之妥協的偶像，彼不過為古的中國的超越的事大主義與第一次文學革命所獲得的西洋文學的精神之間的怪奇的混血兒而已。”
這個片岡鐵兵是什麼人呢？他本來是左派作家，後來與林房雄都“轉向”了，——一九三四年夏天我同徐耀辰君暑假時往東京，藤森成吉招待我們，見到秋田雨雀，神近市子，渡邊順三諸人，隻有林房雄冇有到，打電話來說明天要進監獄去，所以不能來了，可見轉向還在這以後。轉向的人比平常人更為可怕，文人也不例外，後來林房雄派到華北來當什麼文化使節，便是來搞些特務工作，用喝酒挾妓的手段拉攏些人，想弄什麼華北特殊文化，但是冇有成功，住了半年便回去了。且說片岡雖是要掃蕩老作家，但是冇有說出姓名，胡蘭成第一個說明就是指我，為得查問清楚起見，乃寫信給文學報國會的總務局長久米正雄，要求說明，過了好久乃由片岡覆信承認，並言明所以主張要掃蕩的理由。原文很長，今隻節錄第三段於下：
“請你想起在改造社《文藝》雜誌所登載的大作《中國的思想問題》中之一節，原文雲，他們要求生存，他們生存的道德不想損人以利己，可是也不能聖人那樣損己以利人雲雲。這樣說起，講到亂的那一節話，當時鄙人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發表那篇演說，即有此文在鄙人胸中。隻以此奉告，該文作者的先生當能立即覺到鄙人以何者為問題，為何者所戟刺矣。讀了《中國的思想》全文，熟讀上述之一節，假如不曾感覺在今日曆史中該文所演的腳色乃是‘反動保守的’，則此輩隻是眼光不能透徹紙背的讀者而已。鄙人感到，不應阻害中國人民的**之主張實即是對於為大東亞解放而鬥爭著的戰爭之消極的拒否，因此在去年九月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二分組會議席上，作那樣的演說。假如中國人雖讚成大東亞之解放，而不願生存上之**被阻害，即中國人不分擔任何苦痛，以為即協力於大東亞戰爭，使此種思想成為一般的意思，則在此戰爭上中國之立場將何如乎。為中國人民所仰為指南之先生有此文章，其影響力為何如，鄙人念及為之栗然。不賭個人的生存之戰爭可能有乎？不犧牲個人之**而願贏得戰爭既不可能，然則先生此文無非將使拒否大東亞戰爭，或至少亦欲對於此戰爭出於旁觀地位之一部分中國人之態度予以傳統道德之基礎，而使之正當化耳。文章之批評不可為文章之表麵所眩惑，雖是平穩的言詞，而在其底下流動之物必可感知其出於平穩之上，此雖是甚失禮的說法，對於日本人之文章感受性幸勿予以過低的估價可也。”
這個題目的文章，寫的非常的長了，內容也很無聊，所以應當適可而止了。但是事情雖是無聊，對於我卻是很嚴重的，試想潛伏和平地區（即是淪陷區），在那裡蠢動的殘餘敵人，那麼這樣的人該當何罪呢？連東京的文人都知道了，難道在北京的憲兵還不知道，怕不捉將官裡去，弄到了失了蹤。實在他們是這樣想的，當日本投降的時候，原特務機關的頭子森岡皋中將做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的理事長，我當著副理事長，一天會議遣散所員的事，他看見我笑嘻嘻的問道：“周先生，冇有接到新的任命麼？”我也笑答道：“還冇有哩。”可是他們不曾動手掃蕩，這在我不能不說是萬分的僥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