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三順天時報
凡是不曾於民國早年在北京住過些時候的人，決不會想像到日本人在中國所辦的漢字新聞是怎麼豈有此理的可氣。本來中國的報紙最初都是外國人辦的，如上海的《申報》和《新聞報》都是如此，但那是外國商人主意為的賺錢，不像日本的乃是由政府主持，不但諸事替日本說話，便是國內瑣事也都加評論指導，一切予以乾涉。這從前清時代就已辦起，在北京的一個叫做“順天時報”，在瀋陽那時稱作奉天的一個叫做“盛京時報”，就名稱上看來，也可以知道它成立的長久，和態度的陳舊了。日本是一個名稱君主立憲，而實際是由軍閥專政的國家，民國以來北洋政府雖然還很反動，可是民間有些活動顯得有民主的色彩，這與日本人的觀點是不大合得來的，其時便在報上大發議論，處處為反動勢力張目，其影響實在是很大而且很有害的。五四以後這種現象就特彆顯著，可是人們都不當它是一回事，以是外國人所辦的新聞造謠是常有的，算不得什麼，不值得費筆墨來同它鬥爭，這種理由有一半是不錯的，但是一半也在讀者，要能夠知道它是在造謠纔好，可是在中國這怎麼能行呢？至少也是在北京“輦轂之下”，數百年來習慣於**之淫威，對於任何奇怪的反動言論，都可以接受，所以有些北京商會主張，簡直是與《順天時報》同一個鼻孔出氣的。這個關係似乎很是重大。結果乃由我匹馬單槍去和這形似妖魔巨人的風磨作戰，那些文章我都冇有蒐集，現在就《談虎集》卷下看來，裡邊隻儲存著《中國與日本》等十四篇。這《談虎集》係取談虎色變的意思，所收多是攻擊禮教的文章，但是因為我是主張中庸的，有的對於個人或是攻擊特彆粗暴的就一律不曾收入，當時另立一個目錄，預備日後另出一冊《真談虎集》，可是這個也不曾實行，那目錄也就不見，隻記得裡邊有篇《恕陳源》和《恕府衛》，——即是三一八開槍的執政府衛隊，是在那事件發生以後所寫的。我那部《談虎集》是那樣經過精密選擇，卻保有與日本《順天時報》鬧彆扭的文章有十四篇之多，可見那時是怎樣的浪費筆墨，大約那時冇有收集的文章還有不少。這期間是民國十三至十六年（一九二四—二七），以後不久日本的漢文報紙大概是由外務省撤除了，但是它的宣傳的惡影響卻是儘夠大的了。
就《談虎集》裡的材料看來，最先和《順天時報》對抗的是在溥儀出官的時候，那是在民國十三年的冬天。我在《清朝的玉璽》這一篇文章裡說道：
“玉璽這件東西，在民國以前或者有點用處，到了現在完全變了古董，隻配同太平天國的那塊宋體字的印一樣，送進曆史博物館裡去了。這回政府請溥儀君出宮，討回玉璽，原是極平常的事，不值得大驚小怪，難道拿幾顆印還好去做皇帝不成麼？然而天下事竟有出於‘意表之外’者，據《順天時報》說，‘市民大為驚異，旋即謠言四起，鹹謂……奪取玉璽尤屬荒謬’，我真不懂這些‘市民’想的是什麼。我於此得到兩種感想。其一是大多數都是些昏蟲。無論所述的市民的意見是否可靠，總之都是遺民，迷信玉璽的奴隸，是的確的，所以彆人可以影射或利用。輿論公意，不論真假，多是荒謬的，不可信托。其二是外國人不能瞭解中國的事情。外國人不是遺民，然而同他們一樣的不是本國人，所以意見也一樣的荒謬，即使不是惡意的，也總不免於謬誤，至少是不瞭解。……
《順天時報》是外國人的報，所以對於民國縱使不是冇有好意，也總是絕無理解，它的好惡幾乎無不與我們的相反，雖說是自然的卻也是很不愉快的事。它說清室優待條件係由朱爾典居中斡旋，現在修改恐列國不肯乾休，則不但謬誤，簡直無理取鬨了。我要問朱爾典與列國，以及《順天時報》的記者，當複辟的時候，你們為什麼不出來乾涉，說優待條件既由我們斡旋議定，不準清室破約複辟？倘若當時說這是中國內政，不加乾涉，那麼這回據了什麼理由可以來說廢話？難道清室可以無故破約而複辟，民國卻不能修改對待已經複過辟的清室的條件麼？雖然是外國人，似乎也不好這樣的亂說罷。——但是仔細一想，就是本國人，受過教育的人們中間，這樣的人也未必冇有，那麼吾又於外國人何尤。”
這篇文章的口氣還是相當的緩和，說外國人不懂中國的事情，所以多有荒謬的議論，就怪中國人不爭氣，愛聽他們的謬論。但是在《談虎集》所收的第二篇《李佳白之不解》中，卻收起這種假客氣話，單刀直入的指出這種報紙的用意來了。原文最末的第三節道：
“《順天時報》是外國政府的機關報，它的對於中國的好意與瞭解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它引李佳白為同調所以正是當然。但我們也可以利用這些荒謬的議論。我們隻要看這些外國機關報的論調，他們所幸所樂的事大約在中國是災是禍，他們所反對的大抵是於中國是有利有益的事。雖然不能說的太決絕，大旨總是如此。我們如用這種眼光看去，便不會上它的當，而且有時還很足為參考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