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五去鄉的途中二
我將離去紹興的一個月以前，那個曾任江南水師學堂管輪堂監督的叔祖椒生公終於去世了。他的頑固和迷信都是小事情，頂不行者是假道學，到得晚年便都暴露出來，特彆是關於女色方麵，所以在《回憶魯迅房族和社會環境三十五年間的演變》中間，著者“觀魚”是椒生公的胞侄，也隻有感慨的說道：
“但他到了將近古稀的時候，突然的變了，一反以前的道學麵孔，竟至淪於荒謬。”他的兒媳本來並不是怎麼的好，現在卻更為家人所看不起，於二月廿一的夜裡死了，也不知道是幾點鐘死的，入殮的時候親丁都藉口避忌，躲了開去，隻剩下我們幾個疏遠的本家在場送殮，“中”字派芹侯的次子仲皋，也是椒生公的侄輩，人甚灑脫有趣，看見入殮時無人給死人“捧頭”，這本是兒子的職務，他就笑著自告奮勇說：
“暫且由我來當臨時的孝子也罷。”次日他的兒子仲翔叫我替他做一副聯，那時就給他雜湊道：
“數十年鞠養劬勞，真是恩並昊天，至今飽食暖衣，固無弗儘由慈蔭。廿餘日淹留床簀，遽爾痛興風木，並此啜粟飲水，亦不容長報春暉。”我自己也做了一副，於第三日送過去，其詞曰：
“白門隨侍，曾幾何時，憶當年帷後讀書，竊聽笑言猶在耳。玄室永潛，遂不複返，對此日堂前設奠，追懷謦欬一傷神。”他的一生純是為假道學所害，在南京的時代嘗同伯升給他起一個諢名是“聖人”，覺得這個名字很得要領，實在可以當作他的諡法用了。我於三月廿七日由紹興起程往寧波，是日恰值椒生公的“五七”，中午往拜後，隨於傍晚下船往曹娥去了。
我將啟行的前兩天，第五中校的同事十四人為我餞彆於偏門外快閣的花園。餞行也是平常的事，似乎不值得記，我在這裡記的是那地方，因為據今人尹幼蓮在《紹興地誌述略》第十四章裡所說：
“快閣，在城西南三裡，宋陸放翁小樓聽雨處。”據說放翁詩有“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句，即是在這裡所做的。快閣在常禧門外跨湖橋邊，俗稱偏門外，正是鑒湖的勝處，近處有橋名為“杏賣橋”，也是用這典故的。但是那七言律詩的題目，卻是“臨安春雨初霽”，乃是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丙午初春在杭州所作，與快閣是冇有什麼關係的。快閣的花園也隻是那麼一回事，平凡侷促的，看不出好處在哪裡，和前後看見的娛園與蘇州留園一樣，雖然大小有點差彆。所以我這一回的快閣餞彆也隻是徒有其名，在花廳裡設席宴飲，就那麼走散便算了。
丁巳年（一九一七）三月廿七日晚，我從紹興啟行，同了我的兄弟和工人王鶴招坐了一隻中船，到曹娥埠去。紹興城至曹娥是一站水路，這是在曹娥江東邊，渡江便是上虞縣界，地名百官，據傳說是虞舜的典故，那時浙江鐵路才造了一段，從寧波通到百官鎮。我往北京去，這樣的走法，目的是順路從寧波過，一看伯升叔，他在聯鯨軍艦上任“輪機正”，便是俗語說的“大伡”，那時正停泊在寧波。我們於次日廿八日晨到曹娥，就過江在百官坐火車，八時開車，十一時到寧波，住江北岸華安旅館。伯升叔來訪，因一同進城，至率春樓飲茶，並吃飯，遂回寓，談至十一時睡。廿九日晨，打發三弟鶴招回去，同伯升叔至新寧紹輪定艙位，飲茶於江岸，旋下船，下午四時半開輪，伯升叔彆去。這兩天的事情我在這裡就照日記所記的直抄了，原因是藉此來做一點記念，因為我這算是與伯升叔的最後一次的會麵了。查戊午（一九一八）年日記一月項下記雲：
“廿七日，得廿三日家信，雲升叔在寧病故。”後來檢查關係檔案，雲在陰曆十二月初九日身故，可能這就是一月廿一日，次日得到電報，又次日乃寄此信。這樣計算起來，他也是剛得年三十七歲，就是俗傳過了本壽，同我的父親正是一樣。他雖然是我的叔父，但是比我隻大得兩歲，從前在家裡唸書，後來進南京的學堂，也有好幾年全在一起，關係都是很好的，如今回想起來，絕無一點欺侮或什麼不愉快的事蹟。他為人很聰明，但隻是不用功，性喜玩耍，可是性情和易，不喜歡和人鬧彆扭，他對於我們小輩尚且如此，何況並輩以及他所視為尊長的人呢。他平常對於我的祖母和母親都非常尊敬，常說“長嫂如母”的古老話，因此對於家裡其實是我的母親做主代定的婚姻，也不敢表示反抗，終於釀成家庭的悲劇。母親也有她自己的舊的看法，她常說道，一家的主婦如不替子女早點解決婚事，那就失了主婦的資格。她替伯升訂定了鬆陵傅家的一頭親事，伯升見不能躲避，於壬子十一月廿四日結了婚，帶到武昌去，不久卻回來了，當初不敢抗爭，後來想要離婚，這明明是不可能的了。到了伯升死後，家裡有一個傅氏太太，當地又有一個徐氏太太，和一個小孩據說還有遺腹，撫卹費除還債餘剩隻有二百五十元，四六分得，有小孩的多得了五十元，就是這樣了事了。我在這裡詳細的把這事寫出來，意思是給伯升做個供養，說明他的善良成為他的缺點，而尊長的好意乃反是禍根，想起來時是很可歎息的。
我此次北行，彷彿是一個大轉折，過去在南京時代很有關係的椒生公和從小就是同學似的伯升，適值都在這個時期過去了，似乎在表示時間的一個段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