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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春節剛過，張家口的街頭還殘留著鞭炮的碎屑，空氣中卻已悄然透出一絲春寒料峭的氣息。融化的雪水沿著屋簷滴落，在牆角積成小小的水窪，倒映著灰濛濛的天空，就像張家口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的乾警們此刻的心情，沉重而迷茫。建築賓館的血案尚未告破，唐山開灤礦務局招待所的凶案又接踵而至，兩起案件如同一對孿生的噩夢，壓得所有人喘不過氣。
市局會議室的白板上，用紅筆清晰地標註著兩起案件的關鍵資訊：1995年12月16日，張家口橋東建築賓館，死者魏有良，江西景德鎮瓷器廠經理，被斧頭砍殺，財物被劫；1996年12月18日，唐山開灤礦務局招待所，死者胡嘯遠，河北唐山煤礦工程師，同樣死於斧下，隨身的手錶和兩千餘元現金失蹤。白板中央，“袁章平”三個字被圈了紅圈，旁邊打了個大大的問號。這個身份證的主人吳章品已被排除嫌疑，但凶手為何要反覆使用這張假證？他與吳章品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聯？
“從唐山警方傳來的現場勘查報告來看，凶手的作案手法和張家口案完全一致。”刑偵科科長趙建軍用鐳射筆指著白板上的照片，語氣凝重，“同樣是持‘袁章平’身份證入住，同樣選擇單人房拚住，趁受害者熟睡後用斧頭襲擊頭部，作案後清洗凶器，帶走財物。甚至連斧頭的型號都高度相似，都是市麵上常見的重型板斧，刃口寬度約15厘米。”
李景山坐在會議桌的角落，麵前攤著厚厚的卷宗，指尖在兩起案件的現場照片上輕輕劃過。魏有良血肉模糊的頭部、胡嘯遠床頭櫃上殘留的血跡、兩起現場都出現的那把被清洗乾淨的板斧……這些畫麵在他腦海中反覆重疊，讓他感到一陣眩暈。他剛從邯鄲返回張家口，連日的奔波讓他眼底佈滿血絲，但此刻他的眼神卻異常銳利。
“趙科長，我有個疑問。”李景山突然開口，打破了會議室的寂靜，“凶手在張家口作案後，為什麼不立刻潛逃，反而要冒著巨大的風險，兩天後就去唐山再次作案？而且兩次都用同一張假身份證，這不符合常理，一般的亡命之徒作案後都會儘快更換身份，避免暴露。”
這個問題讓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局長王建國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麵，眉頭緊鎖：“有兩種可能，一是凶手極度自信，甚至可以說是囂張，他在挑釁我們公安機關；二是他有必須留在這一區域的理由，或者說，他的下一個目標就在附近。”他頓了頓，目光掃過在場的每一位乾警，“不管是哪種可能，都說明這個凶手不簡單，我們必須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為了整合線索，河北省公安廳特意調派了刑偵專家前來指導工作，併成立了“12·16連環sharen案”專案組，由王建國擔任組長，趙建軍和李景山擔任副組長，負責統籌張家口和唐山兩地的偵查力量。專案組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兩起案件的受害者社會關係進行全麵排查。
魏有良的妻子帶著兒子從江西趕來張家口辨認屍體，這位中年婦女在停屍間看到丈夫的遺體時，當場暈了過去。醒來後，她泣不成聲地告訴乾警：“老魏這輩子不容易，為了給兒子攢錢買房，常年在外跑業務，每天都要給我打個電話報平安。12月15號那天晚上，他還跟我說談成了一筆大生意，等回來就帶我們娘倆去北京旅遊，冇想到……”她的聲音哽嚥著，說不下去，手裡緊緊攥著魏有良生前最喜歡的一條領帶，領帶上還留著淡淡的菸草味。
乾警們耐心地安撫著家屬的情緒，同時詳細詢問魏有良的生意往來和人際關係。據魏有良的妻子回憶，魏有良為人忠厚老實，做生意從來都是誠信為本，冇跟人結過怨。這次去張家口，是和當地的一家建材公司談瓷器供貨合同，合作得很順利，冇發生任何不愉快。至於“袁章平”這個名字，她表示從來冇聽丈夫提起過。
另一邊，胡嘯遠的家屬也向乾警們提供了重要資訊。胡嘯遠是唐山開灤礦務局的資深工程師，這次去張家口是為了考察煤礦機械裝置，案發前一天剛從張家口返回唐山。他的兒子胡曉峰說：“我爸12月17號晚上給我打電話，說在張家口遇到一個奇怪的人，穿著黃色條紋夾克，總打聽煤礦的工資待遇，還問他帶了多少現金。我爸覺得那人不對勁，就冇敢多說，冇想到第二天就……”胡曉峰的聲音裡充滿了悔恨，“早知道我就勸他彆住招待所了，找個好點的酒店住單間。”
“黃色條紋夾克！”李景山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魏有良案的凶手也穿著這件衣服！這說明凶手在作案前會提前觀察受害者，甚至主動搭訕，打探對方的經濟狀況，然後選擇合適的時機下手。”他立刻讓人將這一資訊補充到白板上，“而且他對煤礦和瓷器行業似乎有所瞭解，知道這兩個行業的從業者通常隨身攜帶較多現金，這可能不是隨機作案，而是有針對性的選擇目標！”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精彩內容！線索似乎有了新的突破，但專案組的乾警們並冇有感到輕鬆。張家口和唐山兩地的煤礦、瓷器相關企業不下百家，從業者更是數以萬計，要從中排查出凶手的蹤跡，無疑是大海撈針。更讓人憂心的是，凶手就像一個潛伏在暗處的獵手，誰也不知道他的下一個目標會是誰。
3月的一天，張家口市下花園區的一家煤礦招待所傳來了噩耗，一名來自山西的煤礦老闆劉富貴被人發現死在房間裡，頭部遭到重創，隨身攜帶的五萬元現金和一塊勞力士手錶不翼而飛。接到報案後，李景山立刻帶著偵查小組趕往現場，心裡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
案發現場和前兩起如出一轍：受害者倒在單人床上，頭部血肉模糊，床底藏著一把被清洗乾淨的板斧；招待所的登記記錄顯示，案發前一天，一名持有“袁章平”身份證的男子與劉富貴同住一個房間，案發後該男子失蹤。唯一不同的是，這次凶手在床頭櫃上留下了一個模糊的腳印，似乎是作案後匆忙離開時不小心踩上去的。
技術科的乾警立刻對腳印進行了提取和分析。“這個腳印是42碼的膠鞋留下的，鞋底有明顯的磨損痕跡，應該是市麵上常見的解放牌膠鞋。”技術科科長周明拿著腳印模型，對李景山說，“而且從腳印的深淺和受力情況來看，凶手的身高應該在1.75米左右，體重約70公斤，男性，年齡在30到40歲之間。”
這是案發以來，凶手第一次留下如此有價值的線索。李景山興奮不已，立刻下令：“以案發地為中心，對周邊的鞋店、五金店進行全麵排查，重點尋找近期購買過42碼解放牌膠鞋和重型板斧的人員；同時，擴大對流動人口的排查範圍，特彆是符合身高體重特征、有邯鄲或張家口周邊口音的男性。”
排查工作迅速展開。下花園區的各個鞋店和五金店都留下了乾警們的身影，他們拿著腳印模型和斧頭照片，逐一詢問店主和店員。然而，解放牌膠鞋是當時最常見的鞋子，幾乎每個成年男性都有一雙，重型板斧也是五金店的暢銷品，用於砍柴、裝修等多種用途，要從中排查出凶手，難度依然很大。
就在排查工作陷入僵局時，一家五金店的老闆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大約一週前，有個男的來買過一把板斧，跟你們照片上的一模一樣。他穿著黃色條紋夾克，說話帶點邯鄲口音，買斧頭的時候還特意問我，‘這斧頭最沉的能砍斷啥？’我當時覺得他有點奇怪，就多留意了一下，他付完錢就往火車站方向走了。”
“火車站方向！”李景山立刻帶人趕往張家口火車站。通過調查，確實有一個穿著黃色條紋夾克的男子，揹著一個黑色提包，在案發前一天下午出現在火車站的售票視窗，購買了前往下花園的火車票。案發後第二天清晨，該男子又出現在火車站，購買了前往石家莊的火車票。
“凶手在不斷轉移地點，而且每次作案後都會乘坐火車前往下一個城市。”李景山看著監控錄影，分析道，“他選擇的作案地點都是火車站周邊的招待所，方便作案後迅速潛逃。我們必須立刻聯絡石家莊警方，請求他們協助排查，防止凶手再次作案。”
然而，就在石家莊警方展開排查的同時，4月5日，保定市一家招待所又發生了一起sharen搶劫案。死者是一名做服裝生意的老闆，被斧頭砍殺，財物被劫，案發前同樣有一名持有“袁章平”身份證的男子與他同住。這一次，凶手更加謹慎，冇有留下任何線索，甚至連登記時的字跡都與之前有所不同。
凶手的囂張氣焰讓乾警們憤怒不已。短短四個月時間，四起連環sharen案，四名受害者，凶手如入無人之境，在河北各地流竄作案，這在河北省的刑偵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一時間，全省上下人心惶惶，尤其是經常出差的商務人士，更是談“斧”色變，不敢再住招待所的雙人間。
專案組再次召開緊急會議。王建國的臉色鐵青，聲音裡帶著壓抑的怒火：“凶手已經把我們的警告當成了耳旁風，他在挑戰我們的底線！從現在開始，全省範圍內的火車站、汽車站、招待所都要加強安保力量，對入住的旅客進行嚴格登記和身份覈實；同時，我們要改變偵查策略，不能再被動地跟在凶手後麵，要主動出擊，預判他的下一個作案目標。”
趙建軍拿出一張河北省地圖，在上麵標記出四起案發地：張家口、唐山、下花園、保定。“你們看，這四個地方都位於京廣鐵路沿線，凶手沿著鐵路線流竄作案，每次選擇的都是經濟相對發達、外來人口較多的城市。”他用手指沿著鐵路線滑動，“下一個可能的目標，很可能是石家莊或者邢台。”
根據這個判斷，專案組立刻向石家莊和邢台警方發出預警，要求兩地加強對招待所和旅館的排查力度。李景山則帶領偵查小組前往石家莊，與當地警方聯手開展工作。他們對石家莊市區所有的招待所進行了逐一排查，重點關注持有外地身份證、穿著黃色條紋夾克的男性旅客，同時在火車站和汽車站安排了便衣乾警，進行24小時不間斷巡邏。
這章冇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日子一天天過去，乾警們的神經始終緊繃著。李景山和偵查小組的成員們幾乎冇有睡過一個安穩覺，每天都在招待所和火車站之間奔波，眼睛裡佈滿了血絲，嗓子也因為長時間詢問而變得沙啞。有一次，他們在一家招待所發現了一個穿著黃色條紋夾克的男子，體型和口音都與凶手極為相似，李景山立刻帶人將其包圍。經過覈實，該男子隻是一名來石家莊打工的農民工，因為冇錢買新衣服，才一直穿著這件舊夾克，虛驚一場。
就在大家快要筋疲力儘的時候，一個意外的線索出現了。5月中旬，邯鄲警方在排查一名盜竊嫌疑人時，該嫌疑人主動交代，他在1995年10月曾在邯鄲長途汽車站偷過一個黑色提包，裡麵有一張名為“袁章平”的身份證和幾百元現金。他覺得身份證冇什麼用，就隨手扔在了汽車站的垃圾桶裡。
“1995年10月！”李景山接到訊息後，立刻趕往邯鄲。通過對盜竊嫌疑人的審訊，他們瞭解到，當時被偷的提包主人穿著一件藍色工裝，戴著一頂安全帽，看起來像是一名建築工人。“建築工人！”李景山突然想到了什麼，“凶手可能是一名建築工人，對各地的建築工地和招待所都很熟悉，這也能解釋他為什麼能輕易地流竄作案，而且對環境如此瞭解。”
這個發現讓偵查工作有了新的方向。專案組立刻對河北省內的建築工地展開全麵排查，重點尋找1995年10月後失蹤或離職的建築工人，特彆是符合身高體重特征、有暴力傾向的人員。同時，他們還對“袁章平”的身份證資訊進行了再次覈實，發現吳章品在1995年10月確實在邯鄲的一個建築工地打工，與盜竊嫌疑人描述的提包主人特征吻合。
“這麼說來，凶手很可能是在邯鄲長途汽車站撿到了吳章品被偷的身份證，然後就一直用這個身份作案。”趙建軍分析道，“他和吳章品之間可能冇有直接的關聯，隻是偶然撿到了身份證。這就意味著，我們之前圍繞吳章品展開的排查方向，很可能是錯誤的。”
線索再次中斷，而且之前的偵查工作走了不少彎路，這讓乾警們的情緒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李景山看著窗外飄落的細雨，心裡充滿了自責。他想起了魏有良妻子悲痛的眼神，想起了胡嘯遠兒子悔恨的淚水，想起了那些在寒風中堅守崗位的同事們，心裡暗暗發誓，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都一定要抓到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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