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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古代人的求學必備\\n\\n先秦大思想家孟子幼年喪父，母親冇有再嫁，母子倆艱難度日。\\n\\n最初，孟母帶著孟子住在墓地附近。冇多久，孟子就跟著鄰居小夥伴一起以模仿大人辦喪事為樂。孟母很擔心，怕兒子長大後可能要從事殯葬業，冇出息，於是舉家搬遷到了一處靠近集市的房子。\\n\\n集市很熱鬨，做生意的商販來來往往。年幼的孟子很快又跟新玩伴玩起了模仿的遊戲，模仿怎麼招呼客人、怎麼討價還價做買賣。\\n\\n孟子模仿得越起勁，孟母的頭就越疼——這裡也不該是我兒子居住的地方。\\n\\n孟母又將家搬到一處屠宰場附近。若常住下去，孟子長大後恐怕會成為戰國版張飛了。孟母搖搖頭，決定再搬家。\\n\\n這次搬到了學宮附近。孟母看到兒子整天模仿學堂裡先生和學子的言行舉止，鞠躬、謙讓、行禮，心裡十分欣慰—這纔是我兒子該住的地方。\\n\\n按照當代人的理解，“孟母三遷”的故事其實就是一個偉大的母親經過不斷實踐，最終選擇並認同“學區房”概唸的故事。\\n\\n“學區房”是一個當代的概念，而且產生的時間很晚，至今不過三四十年。從廣義上說，學區房指的是大學、高中、初中以及小學周邊的房子；從狹義上說，學區房則是特指重點學校周邊且孩子具備入讀資格的房子。\\n\\n但如果從國人對於居住環境中教育氛圍的看重這一角度進行理解，那麼，“學區房”的觀念就可以追溯到“孟母三遷”的戰國時期，甚至更早。\\n\\n而古人對良好教育與科舉功名的追求，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部“學區房”的發展史。\\n\\n1\\n\\n在科舉製度被髮明以前，古人追逐“學區房”的動機可謂相當純粹，就是為了學習知識而遷居、置業，不抱有其他目的。後世看中“學區房”有利於升學或考取功名的功能，在隋唐以前是不存在的。\\n\\n東漢時，蜀郡成都有個學霸，名叫張霸。張霸七歲通曉《春秋》，懂禮節，行孝道，被認為會成為像孔子的弟子——曾子一樣的聖人，故人稱“張曾子”。\\n\\n張霸長大後，博覽五經。（博覽五經在當時是最高學問的代表。）\\n\\n這下，整個國家都知道成都出了這麼一個博學大儒，於是，張霸居住的片區就成為當時的“學區房”。孫林、劉固、段著等一批年輕人為了方便向張霸學習，紛紛在張霸住室的附近買房。張霸由此成為曆史上以一己之力帶動片區房價的第一人。\\n\\n後來，張霸為官多有政績，數次升遷做到了侍中。時任虎賁中郎將的鄧騭是漢和帝皇後鄧綏的哥哥，屬於典型的外戚權貴。鄧騭聽聞張霸的名氣，想與他交朋友，但張霸猶豫不作回答。眾人笑他不識時務，張霸卻不以為意。\\n\\n張霸七十歲病逝，臨終前，他給兒子們寫了一封遺書，交代後事。\\n\\n他在遺書中說：“如今蜀道阻遠，不宜運歸鄉裡，可就近把我埋葬，有足夠掩埋頭髮、牙齒的地方就行了。人生一世，應當受彆人尊敬，如果死後不能好好安排自己，那簡直是太受罪了。所以，務必遵照速朽的原則，實現我的心願，切記切記。”\\n\\n兒子們遵照父命，將他葬於河南梁縣（今屬河南汝州），然後在那裡安了家。而隨著張霸的離去，當年成都的“學區房”也就失去“學區”的價值了。\\n\\n到了北宋，又有一人像張霸一樣帶動了片區房價升值。此人名叫宋敏求，家住帝都開封春明坊。\\n\\n宋敏求是個官二代，憑藉父蔭和個人努力，後來官至龍圖閣直學士，但他更出名的身份是藏書家。\\n\\n他是北宋首屈一指的藏書家。史載，他家中藏書達三萬卷，而且，由於他經常親自動手對家中藏書進行校對，所以天下讀書人都以他家的藏書為善本。士大夫們對曆史典故每有疑義，必請求宋敏求指正。\\n\\n有些人家有巨量藏書，卻秘不示人。但宋敏求為人慷慨，樂於跟彆人分享自己的藏書，所以他的口碑很好。\\n\\n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時，其主要助手兼副主編劉恕曾特地繞道到宋敏求家中借覽藏書。宋敏求對劉恕的到來也頗為高興，每天都準備好酒好菜熱情款待。劉恕則口誦手抄，晝夜不停，足足住了十天，抄夠了他所要的資料才離去。\\n\\n據宋人筆記《曲洧舊聞》記載，由於宋敏求居住在春明坊，“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即租金）常高一倍”。\\n\\n你看，就因為宋敏求家的藏書量大質高，讀書人便爭先恐後地想在他家附近安家，使得春明坊一帶的房價和租金比周邊整整高出一倍。\\n\\n有意思的是，王安石也是春明坊宅子的“大客戶”。\\n\\n史載，王安石“在館閣時，僦居春明坊，與宋次道（宋敏求，字次道）宅相鄰”。憑藉住得近的優勢，王安石遍覽宋家所藏的唐人詩集，後來才編選了《唐百家詩選》。\\n\\n但很可惜，宋敏求家的藏書在宋哲宗時期毀於一場大火，史稱“文獻一劫”。\\n\\n2\\n\\n其實，在宋敏求生活的宋代，人們追求“學區房”的動機已經摻雜了功利色彩。這主要是唐以後科舉製帶來的普遍性成才焦慮導致的。\\n\\n宋敏求是官二代，按照宋朝的製度，他可以直接承父蔭而入仕做官，無須遭受科舉的折磨。但他深知時代的焦慮，很關注區域之間的教育均衡性問題。\\n\\n宋敏求曾向朝廷建言說，各州縣隻有學校而無學官，所以學生士子容易離開本鄉本土而到外麵去拜師求學，請求在各州縣設立學官。\\n\\n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便於考取科舉功名，整個國家內部形成了一條逐級向上的遷居鏈條。用南宋人洪邁的話來說就是：“縉紳多以耕讀傳家，而鄉野之間讀書非便，問學非便，故自村疃遷於縣、自縣遷於郡者多矣。”\\n\\n村—縣—郡的遷居鏈條與如今望子成龍的父母們的所作所為並無區彆。人心不變，為了子女讀書升學而遷居置業的經濟邏輯也不變。而這條以下一代的教育和科舉為核心的遷居鏈條，它的最頂端就在帝都。\\n\\n曆朝曆代，帝都基本都是文化中心，會聚了最高階的教育人才和資源，因此其各種生活成本，包括“學區房”的購房費用，必定也是最高的。\\n\\n所有人擠破頭都想在帝都立足，但隻有少數財富精英家族或文化精英家族才能留下來。\\n\\n唐代時，尚未成名的白居易前往帝都長安求取功名，但要想在競爭白熱化的帝都站穩腳跟，哪怕是聰明過人如白居易也不容易，白居易自己也深知這一點。\\n\\n他自小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頭髮就全都白了。\\n\\n到了二十九歲，白居易考中進士，這是相當了得的成就，以至於他一度自誇“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時考中進士的十七人裡麵，他最年輕。\\n\\n此後，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動。用他自己的話說，叫“三登科第”，順利得到官職—秘書省校書郎。經曆多年的困頓漂泊和不懈努力之後，他終於在帝都定居下來。\\n\\n唐以後，大批有財或有才的精英家族湧入帝國都城，從而抬高了帝都生活成本，使得“學區房”的價格居高不下，而這又衍生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冒籍。\\n\\n3\\n\\n北宋天聖七年（1029年），有官員向宋仁宗上奏：“今開封府舉進士者至千九百餘人，多妄冒戶籍。”\\n\\n自科舉製度開始實行的隋唐以來，各個朝代的秀才、舉人的錄取名額基本采取區域分配製。\\n\\n唐代詩人柳宗元曾經指出，“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意思是說，帝都的錄取名額很多，是其他地方所不能及的。\\n\\n北宋都城開封同樣存在錄取名額多的巨大優勢，所以纔出現了冒用開封籍參加科舉的現象。\\n\\n向宋仁宗上奏揭露冒籍現象的官員舉例說，廬州舉人王濟的哥哥王修己在開封府的祥符縣買了十八畝田地，因而有了開封府戶籍。\\n\\n於是王濟投遞家狀時，竟然謊稱王修己是自己的父親，以求在開封應試。\\n\\n還有一名叫王宇的士子也加入了王濟這一戶，連家狀上“三代”部分也借用了王濟的父祖三代—為了科舉，連自己的父親都不認了。\\n\\n這名上奏的官員請求朝廷加強限製，要求隻有在開封有戶籍滿十年且居住在此的士子纔可以在開封參加科舉。\\n\\n可見，帝都“學區房”房價高企，使得一些人開始鑽空子，采用冒籍的形式分享科舉資源優勢。\\n\\n而這反過來衝擊了“學區房”市場，加劇了科舉不公平。\\n\\n因此，當時的官員才提出在帝都參加科舉必須“人戶一致”的建議。\\n\\n或許是認為“有開封戶籍十年”的規定過於嚴苛，最終，宋仁宗下詔，將年限減至七年，即“舉人有開封府戶籍七年以上不居他處者”纔可以在開封參加解試。\\n\\n儘管此後曆代對“科舉移民”都有所限製，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杜絕這一現象。\\n\\n清朝乾隆年間，蘇州城一家弟兄倆聽說北京進士好考，於是讓父親在北京轄下的順義縣買下一座破房子。兩人順理成章地參加了北京的科舉，並雙雙考中，成了“科舉移民”現象中的一對幸運兒。\\n\\n4\\n\\n當“學區房”與科舉戶籍產生關聯的時候，這場讀書人集體參與的階層躍升競賽已經進入了白熱化階段。\\n\\n由於各地區之間的讀書風氣差異甚大，有的地方文風很盛，讀書人為考個秀才或舉人擠破頭。有的地方冇有讀書的風氣，稍一用功就能輕輕鬆鬆考個功名。\\n\\n正如歐陽修所說：“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隻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n\\n這說的是北宋當時的情況，但曆代基本都是如此，錄取率高的省份是十分之一，錄取率低的省份是百分之一，這中間是十倍的錄取率差異。\\n\\n所以，古代讀書人以買房入籍的形式，紛紛移民錄取率高的地方。\\n\\n大到全國，小到一個府內部，都存在買房入籍的操作。\\n\\n如今的福建省莆田市，在明代稱“興化府”，下轄莆田縣和仙遊縣。其中，莆田縣尤其多出科舉人才，整個明代，莆田縣出了494名進士，是全國出進士最多的縣。\\n\\n全國唯一的“七代進士家族”—黃壽生家族就來自莆田縣。\\n\\n在明朝兩百多年間，這個家族直係八代中，有三代中解元、七代中進士，在科舉時代一馬當先。\\n\\n為了爭奪有限的科舉名額，明朝崇禎年間，莆田和仙遊兩個縣發生了激烈的“泮額之爭”。\\n\\n簡單來說，泮額就是古代上官學的名額，隻有上了官學，才更有機會考取功名。\\n\\n莆田人擅長科舉，縣內競爭激烈，官學名額不夠，於是，很多莆田人就近搬到仙遊，在這裡買房子和田產。莆田人看中的是仙遊這個“學區”的競爭低熱度，但這導致了仙遊人的不滿。\\n\\n麵對莆田人湧入本地購買房產的情況，仙遊人的第一反應不是慶幸本地“學區房”的升值，而是陷入了本地生源升學率降低的焦慮之中。\\n\\n一方麵是官學學額被擠占，另一方麵是本地升學陷入內卷。因此，不滿莆田人“跨縣競爭”的仙遊人，將情況反映到了福建學政那裡。\\n\\n當時的福建學政為此專門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叫作“罷一複一”。“罷一”就是莆田人從此不能再去仙遊置房、買地，占用仙遊的官學名額，而“複一”就是仙遊人不能去當時興化的府學上官學，興化府學的名額全部留給莆田人，這意味著仙遊人隻能上縣級中學，不能上市級中學。\\n\\n雖然這個折中的解決方案暫時緩解了兩縣的爭端，但仙遊人對自己不能上興化府學一事一直耿耿於懷。\\n\\n七八十年後，清康熙年間，朝廷才取消了“罷一複一”的政策，允許仙遊人與莆田人公平競爭，擇優入府學。\\n\\n同一個府轄下的兩個縣尚且存在如此綿長的宿怨，更不要說全國那麼多地方了，麵對參差的教育水平與錄取名額分配，要構建一個絕對公平的科舉競爭環境是多麼困難。\\n\\n一直到晚清，福建、廣東等省由於地區內部的“科舉移民”問題，還時常爆發械鬥。\\n\\n或許隻有當“學區房”迴歸到知識的價值本身，這一貫穿科舉製一千三百多年的公平之爭纔有可能得到妥善解決。\\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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