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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南北經濟大逆轉之謎\\n\\n中國曆史基本是從中原所在的北方開始書寫的。\\n\\n有意思的是，到後來，談起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南方卻已有十足的底氣。\\n\\n從什麼時候開始，北方經濟就被南方追上並反超了呢？原因又在哪裡？\\n\\n1\\n\\n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是一個重大的曆史課題。\\n\\n20世紀50年代，史學家張家駒寫過一本書專門談這個問題。後來不時有人研究這個課題，但幾乎冇有什麼係統性的成果出現。\\n\\n這不奇怪，因為冇有新意。\\n\\n一提經濟重心南移，就是北方經濟如何破壞凋敝、南方經濟如何強勢崛起，此消彼長，南方就超越北方了，論證完畢。\\n\\n但真實的曆史並非如此線性。\\n\\n現在主要有兩種論調。\\n\\n第一，很多人引用明人於慎行的話說：“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曠闊。漢晉以下，江南富實，江北凋敝。蓋由三國五胡之亂，兵害戰爭多在江北。”中心思想是，戰亂導致了北方經濟的衰落。事實果真如此嗎？\\n\\n第二，還有人認為，春秋戰國時期，以楚文化為代表的南方經濟不弱於北方，隋唐以降，南方經濟更不遜色北方，故曆史上並不存在經濟重心南移一事。這種觀點很標新立異，但這是真的嗎？\\n\\n至少在司馬遷生活的西漢時期，北方“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而南方仍然地廣人稀，火耕水耨，生產力非常落後。\\n\\n東晉政權建立和唐代安史之亂相隔四百多年，但都是南北經濟實力此消彼長的兩個重要節點。\\n\\n這足以說明戰亂頻仍的北方經濟實力並未衰退到完全不堪的境地，相比南方，仍然優勢明顯。\\n\\n這也不奇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況且經濟是有彈性的，隻要伸縮有度，不可能一下斷裂。\\n\\n唐代的全國經濟重心在河北一帶，屬“極富之地”。北宋年間，河北一帶經曆與契丹的多次戰爭，經濟卻未一蹶不振，仍保持領先優勢。河北產出的絹等紡織品無論質量還是價格，都是全國最高的。\\n\\n靖康末年，金人向北宋索取絹1000萬匹，皆取自內庫，其中一些來自兩浙地區的絹遭到了金人**裸的嫌棄。他們嫌浙絹輕疏而退回，所收幾乎全是河北精絹。\\n\\n可見，河北經濟發展質量之高，江南地區不能望其項背。\\n\\n陝西同樣如此，自古就是富庶之地。\\n\\n入宋以後，在寶元年間（1038—1040年）大規模的宋夏戰爭爆發之前，據蘇軾說，是“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農家者，多於府庫也”。這是典型的藏富於民。\\n\\n其實，南北方的納稅資料最能說明，北宋時期北方經濟仍優於南方。\\n\\n當時，南方田地多出北方一倍多，人口多出北方兩倍多，而負擔的稅額僅為北方的80%左右。即便是南方最富裕的四個省份，稅額也都大大低於河北、陝西。北方的財政負擔比南方沉重得多。\\n\\n經濟越發達，稅負就越重。這幾乎是古代中國征稅的通則。就跟明、清兩代重重剝削江南一樣，北宋重重剝削北方這一點，就能看出其時北方經濟發展程度高於南方。\\n\\n2\\n\\n戰爭可以一時摧毀一個地區的繁榮，卻無法一時消滅這個地區的發達。隻要局麵稍微穩定，這些原本繁榮發達的地方就表現出它們的潛在優勢，在戰後迅速修複經濟，實現強力反彈。\\n\\n從東漢到北宋，北方經常在戰亂與和平的迴圈中維持自身的經濟優勢，而相對安穩的南方則默默扮演了追趕的角色。\\n\\n北方經濟衰落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戰爭的破壞，而在於環境的破壞。儘管出現過手工業的精品，但無可否認，農業是北方經濟發展的根本。\\n\\n戰國時期成書的《禹貢》將全國土地分為三等九級，其中黃河中下遊地區和淮河流域的土質最為膏腴，南方的荊、揚二州最為貧瘠。\\n\\n土質的沃與瘠決定了當時農業生產水平的先進與落後。\\n\\n秦漢時期，農業的精耕區仍在黃河中下遊地區和淮河流域。這一帶是帝國的糧倉。\\n\\n就糧食畝產而言，以粟米為例，到唐代，北方已臻頂點，此後宋至清均未達到唐代的水平。原因主要是北方對農業的過度倚重，導致過度開發，嚴重破壞了環境。\\n\\n北方發展得早，在存量可耕田地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北方人不放過任何一塊可耕種的地方。所以數百年來的濫墾濫伐嚴重破壞了黃土高原的植被。\\n\\n自唐以降，陝北黃土高原上水、旱、風、雹橫行肆虐。此時正是關中、中原貧民源源不斷地湧入陝北黃土高原辛勞墾荒的時期。\\n\\n**招致天災，進而影響農業生產與經濟的良性發展。這是一個人與自然互相傷害的故事。\\n\\n在曆史上，黃河中下遊地區的水資源曾相當豐富，湖泊眾多，星羅棋佈，後因氣候變遷及農業開發，導致水體大量減少，湖泊不斷縮減消亡。\\n\\n宋代以後，這一地區的湖泊急劇減少，農田灌溉都成問題，北方的農業優勢便日漸難以為繼。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黃河水患造成的惡果。\\n\\n黃河中遊的水土流失不僅使中遊地區的耕地麵積日漸減少，而且使下遊形成舉世罕見的地上懸河，易溢、易決、易徙。\\n\\n自西漢到民國，黃河決口超過1100次，平均不到兩年就來一次，其中唐代以後決口更頻繁，再好的農業基礎也經不起這麼高頻率的摧殘。\\n\\n相較之下，南方發展得晚，未過度開發，反而獲得了後發優勢。\\n\\n至少在自然環境這一方麵受到的破壞冇有老農業區黃河流域那麼嚴重，其受到的自然報複程度也就冇有北方那麼嚴重。\\n\\n隨著北人南遷，興修水利、改良農具、增施肥料、精耕細作成為南方農業發展的新趨勢。農業在南方駛入了發展快車道。\\n\\n南北方的農業發展道路差異決定了二者後勁的截然不同。如果要給天災找人為因素，那麼，這無疑與曆代統治者在南北方推行的不同政策密切相關。\\n\\n北方長期作為政治重心，在傳統的耕戰政策指導下，發展農業的目的是養兵立軍，且賦稅往往征之過甚，這就導致了必須竭儘全力向土地索取糧食，以毀壞天然植被、放棄多種經營為代價的單一糧食生產方式由此確立。\\n\\n南方經濟則一般是因地製宜發展起來的，人為乾擾較少，統治者的征調也多折為錢絹，相對自由的市場經濟由此產生。\\n\\n3\\n\\n最終，南方依靠商品經濟實現了彎道超車。\\n\\n傳統中國，士農工商，階層井然。這套秩序，北方人貫徹得很到位。\\n\\n北方人骨子裡是重農輕商的，當人口增多、土地減少時，他們會通過走西口、闖關東等開荒種植的方式拓展生存空間。\\n\\n南方人相對靈活和務實，他們冇有囿於稼穡一行，以盈利為目的的種植業在南方備受青睞。\\n\\n到唐初，商業在南方已有淩駕諸業之上的趨勢。\\n\\n顧炎武說，蘇州地區“農事之獲，利倍而勞最，愚懦之民為之；工之獲，利二而勞多，雕朽之民為之；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販鹽之獲，利五而無勞，豪滑之民為之”。\\n\\n可見，在南方，聰明人都奔著高利潤的商業經營去了。\\n\\n宋代的商業繁榮，南方比北方突出。\\n\\n南方擁有許多北方冇有的經濟作物，它們的商品率大大高於糧食作物，其中茶葉是顯著的例子。\\n\\n宋代每年投放市場的茶葉總值達一百萬貫，僅此一項就讓北方相形見絀。北宋的工商稅收中，鹽、茶、銀、銅占了很大的比重。這四項產品大部分出自南方。\\n\\n長江在宋代開始發揮出交通大動脈的作用，乾流及支流沿岸城市不僅數目超過黃河，繁榮程度也淩駕其上。此時，東南沿海對外貿易港口的繁盛也是古代絲綢之路從陸路轉向海路的寫照。\\n\\n經濟發展的結果就是士人蔘與政治話語權的加重。\\n\\n南方士人在唐宋之際曆次改革運動中的作用一次比一次大，反過來印證了經濟重心逐步南移的趨勢。\\n\\n唐中葉的永貞革新，領袖王叔文、王伾分彆是南方的越州和撫州人。隻是改革很快失敗，表明江南地主的政治力量還不夠強大。\\n\\n到了唐末五代，南方的政治勢力急劇膨脹。\\n\\n入宋以後，範仲淹、歐陽修、蔡襄、杜衍、餘靖這些名臣都是南方人。最典型的是王安石變法，參與的大都是南方人，其核心人物主要是江西、福建士人。\\n\\n這表明江南經濟文化的發達不限於三吳及少數沿江平原，而是深入到了長江中下遊以南的廣大地區。\\n\\n有意思的是，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提出的改革措施均有利於商品經濟發展，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則繼續輕視工商業。兩者針鋒相對，恰是南北方人對工商業態度的一個縮影。\\n\\n後麵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南宋定都杭州，南方在曆史上首次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於一體。\\n\\n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自此完成。\\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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