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時找不到林墨，熊建斌、張建軍和李衛紅就成了知青辦重點關照的物件。知青辦主任李建國親自接待了他們，熱情地握住每個人的手：“可把你們盼回來了！你們在黑土地上的表現，為北京知識青年爭了光！”
接下來的幾天，三人陷入了一場他們從未想象過的忙碌中。報告會一場接一場，從學校到工廠，從機關到部隊，他們被要求反覆講述與敵特鬥爭的經歷。
第一場報告在北京市第十五中學舉行。熊哥站在講台上，麵對底下黑壓壓的人群，手心直冒汗。他原本準備了稿子，但念著念著覺得不順溜，乾脆把稿子一扔，生動還原了那個冰雪之夜的緊張、危險場景。底下的學生們睜大眼睛，聽得津津有味。當熊哥講到為了弄獾油與棕熊搏鬥的經過時，更是連說帶比劃：“那熊瞎子立起來比人都高，一巴掌能拍斷一棵小樹！我當時心想，完了，今天要交代在這兒了！可是想到‘不怕犧牲，排除萬難’，我就來了勇氣...”
這樣樸實無華的語言，反而贏得了台下熱烈的掌聲。幾個男生甚至興奮地討論起來：“太厲害了！”“這纔是真英雄！”
張建軍和李衛紅的故事則被塑造成了“革命愛情”的典範。在某紡織廠的報告會上，他們被要求站在一起，講述如何相互鼓勵、相互支援。
李衛紅紅著臉說：“建軍受傷的時候，我就想著，一定要照顧好他，因為他是堅貞不屈的英雄，‘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
張建軍接著說：“衛紅的照顧給了我很大力量，讓我更加堅定了與敵人鬥爭到底的決心。這就是革命同誌之間的情誼...”
往往講到動情處，台下許多女工都會感動得落淚。一個年輕女工抹著眼淚說：“太感人了，這纔是真正的革命愛情！”
三人很快達成了默契：在公開場合嚴格按照組織要求發言，但絕不添油加醋；對於王娟和孫誌海的事，一律以“組織已有結論”為由避而不談。
然而，典型的塑造機器一旦開動，就難以停止。他們的故事被不斷加工、提煉，最終成為符合時代要求的政治符號。有時他們自己聽著報告團成員講述他們的“事蹟”，都感到陌生——那真的是他們嗎？
這天報告結束後，三人疲憊地回到知青辦安排的招待所。熊哥一頭倒在床上，哀嘆道：“天天這麼報告，比在靠山屯幹活還累！我現在一閉眼，滿腦子都是‘思想’、‘精神’...”
張建軍苦笑著搖頭：“今天那個紡織廠的女工問我，是不是在冰天雪地裡背誦《為人民服務》激勵自己，我說不是，當時就想活命，她還不信！”
李衛紅小聲說：“我今天看到王娟的媽媽了，她就坐在台下最後排，眼神直勾勾地看著我...我心裡特別難受。”
就在這時，房門被敲響了。一個工作人員興奮地說：“同誌們，好訊息！林墨同誌找到了！他明天就能來和你們會合了！”
這幾天，林墨去了哪裡？
那麼，這段時間林墨去哪兒了？
送別了熊哥、張建軍和李衛紅後，林墨一時竟不知該去向何方。春風吹拂著他的臉龐，卻吹不散心頭的悵惘。與其他三人不同，他的家從來不是一個溫暖的港灣。
林墨的父母向來偏愛老大，對他這個小兒子從小就不待見。記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父親的巴掌和母親的冷眼。兩歲那年，他被送到了房山縣良鄉的姥姥、姥爺家，在那裡，他才感受到了什麼是親情和溫暖。
“既然回來了，就去看看姥姥姥爺吧。”林墨喃喃自語，發動了那輛美式吉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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