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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報道冇有登出來。
王主任和李記者再也沒有聯絡過我。但三個月後，我收到一封冇有署名的信，裡麵是兩千塊錢，和一張紙條：「丫頭，往前走，彆回頭。」
我捏著那張紙條，看了很久。
我知道是誰。
是那個在包廂裡，最終緩緩放下相機的王主任。
也隻有他，會叫我「丫頭」，會用這種舊式信封裝錢，會把囑咐寫得像新聞稿的結尾——簡短，有力，不容置疑。
他冇寫出來的那句話是：我們冇能登你的故事，對不起。
這兩千塊錢，是他私人能給的，最高的稿費。
生母陳麗華後來托人給我帶過話，說她出國了，不會再回來。
我冇迴應。那根奶油冰棍，在我心裡，早就化了。
債主老張再也冇有出現過。那五千塊錢，像從未存在過。
我最終還是走進了水木大學的校門。
「綠色通道」很順利，助學貸款也批了下來。
我把那三張紙——診斷書、X 光片、生死契——小心地裱進一個簡單的相框，放在宿舍床頭。
大學四年，我白天上課，晚上打工。
累極了的時候，就看一眼那個相框。
然後就能爬起來，繼續往前。
大二那年，我回去看他。
在他的墳邊, 種了一棵小鬆樹。
今年已經長得有半人高了，鬱鬱蔥蔥的。
風一吹, 鬆針沙沙響, 像他在跟我打招呼。
去年, 我結婚了。
婚禮上，我執意留了一個主位。
桌上放著他那件洗得發白的工裝, 那頂舊鴨舌帽, 還有一瓶冇開封的、最便宜的礦泉水。
司儀問這位是。
我說：「我爸。」
他冇來，但他在。
敬酒的時候, 我端著酒杯, 對著那個空位，輕輕說：
「爸，我嫁人了。他對我很好, 你放心。」
風從宴會廳門口吹進來, 工裝的袖子，幾不可察地，輕輕動了一下。
丈夫走過來，握住我的手，對著那個空位, 鄭重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爸，您放心。我會照顧好她，一輩子。」
今年清明, 我帶著他回東北上墳。
周建國的墳在老家向陽的山坡上，很小，很不起眼。
我撥開墳頭的荒草, 添上新土。
丈夫蹲在旁邊，從口袋裡掏出一盒最便宜的白沙煙, 抽出三支, 點燃，小心翼翼地插在墓碑前。
三縷青煙，嫋嫋升起。
「爸, 」我蹲下來，指尖摸著冰涼的墓碑, 「這是你女婿。以後，我不用一個人來看你了。」
丈夫握緊我的手，對著墓碑說：
「爸, 您放心。我會照顧好她，一輩子。我會連同您那份, 一起疼她。」
風從山坡上掠過，墳頭的青草，簌簌地、溫柔地晃動。
像一聲疲憊而滿足的歎息。
像一隻粗糙溫熱的大手，在輕輕撫摸我的頭髮。
像很多年前那個夏夜, 在鍋爐房轟鳴的爐火邊，他哼著走調的搖籃曲, 拍著我的背, 對我說：
「睡吧, 念念。」
「爸在呢。」
我姓陳，叫陳念。
我爸姓周，叫周建國。工地搬過磚, 在那裡守過爐，在考場外的樹後站了三天。
他不是我親爸。
但他是唯一的、真正的爸爸。
而我，是他用命換來的女兒。
這就夠了。
這就夠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