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詠壺丘子吳筠：壺丘道為量，玄虛固難知。季鹹曜淺術，禦寇初深疑。至人忘禍福，感變靡定期。太衝杳無朕，元化誰能知。
壺丘子林，名林，戰國時期鄭國人，黃老學說代表人物，列禦寇之師。《高士傳》載其“龍藏鄭圃，真與道俱”，被後世視為道家虛靜無為思想的踐行者。
壺丘子林主張遊玩需通過自我內觀實現物我兩忘。曾借裝病考驗神巫季鹹，展現道家境界；教導列子過程中形成“三年瞥視、五年微笑、七年近席、九年大成”的修習體係，提出“至人之用心若鏡”的哲學理念。其思想間接影響《逍遙遊》《赤壁賦》等文學作品。
壺丘子，複姓壺丘，名林，春秋時期鄭國人。壺丘子是道家學派的重要人物，列禦寇的老師。據《莊子》《列子》等典籍記載，壺丘子曾師從關尹子。亦有觀點認為壺丘子為虛擬人物，並無其人。
壺丘子以深刻的道家思想教導列子。壺丘子曾通過“遊”與“持後”兩個命題點化列子。關於“遊”，壺丘子指出“務外遊，不知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遊之至也”，令列子反思並“終身不出”。關於“持後”，壺丘子以影隨形作喻，闡明“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的道理。
據《莊子·應帝王》記載，鄭國神巫季鹹能預知生死禍福，列子為之折服。壺丘子令列子帶季鹹前來，先後展示“地文”“天壤”“太衝莫勝”等不同心境狀態，令季鹹無法相麵。壺丘子最終現出“未始出吾宗”的本相，嚇得季鹹逃走。此事讓列子深感自身淺薄，歸家後三年不出，返璞歸真。
壺丘子隱居講學，其弟子列子“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可見從其學習者眾多。後世《高士傳》亦有其記載。莊子曾讚“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境界亦可視作對壺丘子修為的寫照。
壺丘子主張修行應注重“內觀”以“取足於身”，從而達到“遊之至”的境界；反對僅追求“務外遊”、“求備於物”的不完美狀態。壺丘子曾教導列子：“務外遊，不知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遊之至也；求備於物，遊之不至也。”並進一步闡釋：“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物物皆遊矣，物物皆觀矣。”
在處世哲學上，壺丘子提出“持後而處先”的觀點。壺丘子通過“顧影”的比喻向列子闡釋：“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壺丘子對宇宙生成變化有深刻見解，提出了“常生常化”的宇宙生化觀。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壺丘子認為存在一個“不生不化”的本體，是萬物“自生自化”的根源。
壺丘子的教學體現了道家嚴格的修習次第。壺丘子對弟子列子的教導曆經多年，有“三年瞥視、五年微笑、七年近席、九年大成”的嚴格過程。壺丘子所追求的“至人”境界是“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
壺丘子林曾與弟子列禦寇討論遊覽的真諦。列子認為遊覽之樂在於觀賞新奇景物，壺丘子則指出，隻追求外物的完備並非完美的遊覽，真正的“至遊”在於“取足於身”的內觀自省，達到“不知所適”“物物皆遊”的境界。列子聞此後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遊。
鄭國神巫季鹹能預知生死禍福，列子為之折服。壺丘子讓列子請季鹹來為自己看相。壺丘子先後向季鹹展示了“地文”、“天壤”、“太衝莫勝”、“未始出吾宗”四種不同的身心狀態，令季鹹無法測知其命數，最終驚懼逃走。壺丘子藉此點化列子，使其明白“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的道理。此故事在《莊子·應帝王》與《列子·黃帝》中均有記載。
壺丘子林曾教導列子“持後”的道理。他以影子為喻：形體彎曲則影子彎曲，形體正直則影子正直，影子的曲直完全隨形體而定。由此說明，人應“持後而處先”，即不主動爭先，而是順應外物。
壺丘子林師承關尹子。壺丘子林是著名道家思想家列禦寇的老師。其弟子列子與伯昏瞀人結為好友。
史疾是戰國時期韓國使者，出自《戰國策·韓策二》，以辯才與政治洞察力著稱。該人物記載於西漢劉向編纂的國別體史書《戰國策》，主要活動背景為戰國縱橫家外交時期。
他出使楚國時借列子“貴正”學說與楚王論治國之道，主張為政者應名實相符、廉潔稱職。通過“鵲烏之辯”諷喻楚國官吏雖設官職卻無法禁盜，揭示官員失職導致社會亂象，指出“烏不為烏，鵲不為鵲”的名實悖離問題。其思想源自列子拒受鄭相贈粟典故，強調恪守氣節與治理倫理，反映戰國策士以隱喻批判現實政局的論辯風格。
史疾是戰國時期韓國使者，研習列禦寇的學說。其主要事跡是曾為韓國出使楚國。在楚國時，楚王詢問他所遵循的學說，史疾迴答“貴正”。楚王進一步詢問“正”是否可以治國、防範盜賊，史疾均給予肯定答複，並借屋頂的喜鵲作比喻，指出楚國盜賊公行而官員不能禁止，是因為官員名不副實、不能勝任其職，即“烏不為烏，鵲不為鵲”。這次對話展現了戰國時期縱橫家外交的特點以及史疾的思想主張。
史疾信奉列子的學說，其思想核心主張為“貴正”，即崇尚正名。史疾認為“正”可以用來治理國家、防範盜賊。史疾通過“鵲烏之辯”諷喻楚國官員失職導致盜賊公行的社會亂象，強調為政者必須名實相符、廉潔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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