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沒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是全書的大旨所在，是全書的重要部分，分為《春紀》、《夏紀》、《秋紀》、《冬紀》。每紀都是十五篇，共六十篇。六十一篇。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令也。本書是在“法天地”的基礎上來編輯的，而十二紀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來作為組合材料的線索。
《春紀》主要討論養生之道，《夏紀》論述教學道理及音樂理論，《秋紀》主要討論軍事問題，《冬紀》主要討論人的品質問題。八覽，有六十三篇，八十三篇，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顯然脫去一篇。內容從開天辟地說起，一直說到做人務本之道、治國之道以及如何認識、分辨事物、如何用民、為君等。六論，共三十六篇，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雜論各家學說。《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屬下門客們集體編纂的雜家著作，又名《呂覽》，在公元前二百三十九年寫成，當時正是秦國統一六國前夜。此書共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書中尊崇儒家，肯定老子順應客觀的思想。同時，融合儒、墨、法、兵眾家長處，形成了包括政治、經濟、哲學、道德、軍事各方麵的理論體係。呂不韋的目的在於綜合百家之長，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為以後的秦國統治提供長久的治國方略。
書中還提出了“法天地”“傳言必察”等思想，和適情節欲、運動達鬱的健身之道，有著唯物主義因素。同時，書中還儲存了很多的舊說傳聞，在理論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另外，書中也有一些天人感應的迷信思想，應該加以分辨。司馬遷在《史記》裏將《呂覽》與《周易》《春秋》《離騷》等並列，表示了他對《呂氏春秋》的重視。東漢的高誘還為其作注，認為此書“大出諸子之右”，即超過了諸子的成就。《漢書·藝文誌》則將該書列入雜家，所以儒家學者不再重視。
《呂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仁義學說，讚同儒家的孝悌之道。至於法家主張的嚴刑厚賞，呂氏認為屬於“衰世之政”。在這裏，呂氏用儒家學說作為批評法家的依據。既然遵從儒家的德治理論，就要承認仁者愛人的血緣來源。在呂氏眼裏，父慈子孝是出於本性，“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縱觀《呂氏春秋》可以發現，其《孝行覽》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有一部分同《禮記》重合。它強調：“凡為國家，治天下，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乎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國事萬機，綱要在孝。“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仁義禮智，均以孝為基石。但是，在其他篇章中，呂氏對儒家學說能否治國也有疑問。“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在呂不韋眼裏，儒家學說好是好，可惜孔門弟子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就更談不上推廣了。不能推廣的原因是孔門的仁義之術來自外生變數，隻有通達性命之情，把仁義變為內生變數，德治纔可實施。而通達性命之情，則要遵循道家的清靜無為。由此，呂氏提出了一個對管理者來說十分重要的辯證邏輯：“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所以，實現儒家的德治，靠的是來自道家的自然；而道家的無為，恰恰要儒家的有為而成。這一辯證邏輯，正是呂氏參透諸子思想，發揚體行黃老思想的產物。
相對道、儒二家，《呂氏春秋》對墨家思想吸收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樂等主張，它基本摒棄或予以駁斥。但對尚賢、兼愛之說，還是有所吸收的。《愛類》篇說：“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於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精通》篇強調：聖人“以愛利民為心”。《圜道》篇讚賞堯、舜“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也與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尚賢主張相一致。《呂氏春秋》中有一篇《節葬》，吸收並改造了墨子“薄葬短喪”的思想，主張：人死雖不為鬼，亦無知覺，但出於活著的親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儀節，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揚之墓也”，故此厚葬是無益的。那麽社會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風呢?《節葬篇》說：“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這一見解比起墨子的節葬觀，更顯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呂氏春秋》提出唯物主義的真理觀、名實觀，注重類比推理的正確運用，批駁詭辯的名辯思想，顯然也是吸收、繼承了《墨經》中的優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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