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借他人之口提出：民以食為天。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食物在生命需要要素中排第一位。
什麼是食物？簡而言之就兩類：穀、麥、粟、黍等植物果實；豬、羊、馬、牛等動物身體。
前者主要來自農耕民族，後者在遊牧民族裡是主流。
這兩類食物來源都有一個共同先決條件：土地。
農耕民族在土地上耕作、收獲、繁衍；遊牧民族在草場裡放牧、生息。
所以，自古以來，土地政策是國家政策的基礎和根本。
東漢時期，人口最高峰時是6500萬人。
而經過東漢末年動亂、魏蜀吳三國征戰，人口數減至1600萬人。
這也就意味著大量土地荒蕪，成為無主土地。
北方遊牧民族殺到中原，建立政權時，他們的將士是沒有工資獎金的，連馬匹、武器、糧食都得自備。
將士的收成全部來自於搶掠分配。
拓跋鮮卑建立的魏國也不例外。
他們的軍隊自由屠殺，搶掠浮財，擄獲俘虜；把攻占的城池，按照傳統規則分配給本族人。
這個時候，一流世家“衣冠南渡”，幾乎跑光了，留在北方的二流士族為了保護自家不受劫掠，紛紛建立塢堡。
塢堡就是將村落建成高牆包圍的巨大四合院，四麵院屋大門統一朝向中央天井，背天井那麵沒有門，隻開小窗，用來放箭或以長槍長戟挑刺殺敵。
塢堡裡住著世家大族、本地農人、招募來的流民（稱“包蔭戶”）。
塢堡日常派農人外出勞作，隨時準備堅壁清野；外敵來襲時，全部躲進塢堡，拿起武器拒敵。
被拓跋燾滅族的清河崔氏、範陽盧氏、河東柳氏、太原郭氏……都是這樣發展壯大的世家。
外族攻入中原後，南遷一流世家空出來的土地，大多數被這些塢堡主人霸占。
他們手頭沒有地契，但實際掌控著大量無主土地，招募流民種地。
因為修築塢堡是普遍現象，塢堡主人及其庇護的人口基數巨大，外侵民族若是打算搶一把就走，那就犯不著啃塢堡這種難啃骨頭，在塢堡耗費戰力、時間，不如去搶容易攻打的物件；
外侵民族若是有長遠打算，準備建國立統，那更不該針對塢堡，對他們過度使用武力。
因為，他們是社會中間階層，對組成國家、發展經濟很重要。
這種塢堡治理體係，被稱為“宗主督護製”。
宗主督護製對鮮卑統治者來說，有點像刺蝟：想咬它一口，卻無從下嘴；若徹底整死它，費事且無肉。
遊牧民族進入中原，本來就是采用民族分治政策，即胡人有胡人地盤，漢人有漢人地盤。
胡人對漢人的統治，主要體現在征收土地稅。
但土地掌握在鄉村塢堡主人手上，少報、瞞報土地數量那是家常便飯。
胡人治理體係，很長時間都無法從土地上獲得巨額利益。
北魏立國時間既久後，也和曆史上各朝各代一樣，麵臨著一個嚴重問題：土地兼並嚴重，國家稅收遞減，社會到處都有動亂種子。
為了改變這種局麵，馮太後推行三長製的同時，也讓孫兒皇帝發出詔書，集思廣益，征求解決土地難題的國策。
這時，一個名叫李安世的臣子上奏提出了“均田策”。
均田策的主要內容是：
1.利用三長製的架構和官吏，開展清理塢堡地主土地。
具體辦法是：塢堡地主的實控土地，有前朝契書的，承認其所有權，換發新朝地契；拿不出地契的土地，一律收歸朝廷。
朝廷將收回的無主土地，分為露田、桑田、麻田、宅田，按照一定標準分給農戶。
農人年滿15歲，不分男女都可授予露田。丁男40畝、丁女20畝；
傳統種麻的地方，另分麻田男10畝\\/女5畝。
種桑養蠶區域，按20畝桑田\\/男丁另外授予桑田。
奴、婢也可以享受分得均田。數量與自由農戶相當。
有耕牛的農戶，按30畝\\/頭牛標準，額外分給土地。一戶限120畝牛田。即：無論養多少頭牛，最多按四頭牛分受牛田。
每家農戶，分宅田3畝。
農戶所受露田、麻田，不許買賣，死後歸還朝廷。
所受桑田、宅田，成為私產，可以買賣、贈送、繼承。
李安世提出的“均田策”，還包含著賦稅製度，即後世所謂的“租調製”。
租就是主糧田地租金，調是指桑、麻田地租金。
“租調製”規定：受田農戶，一夫一婦每年納粟二石，調布或帛一匹。
男丁每年服徭役20天。不願出勞力可以用粟、布、帛抵算。抵算價格按市場價。
“均田令”核心是將無主土地收歸國有，由國家分發、租借給農戶使用。是一種國土私租製度。
但它卻包含了“私有土地（財產）”概念。
其一，收歸國有的是無主耕地和荒地，有主土地的私權也得到確認。這點具有劃時代意義。
其二，分配給農戶的桑田、麻田可以買賣、繼承。這也是土地私有概念。
馮氏土地新政，與過去朝代的土地政策有明顯區彆。
商鞅變法以來的土地改革，其前提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土地，全是國王（皇帝）的財產；官員，都是國王（皇帝）的奴才。
這時候的國號是“太和”，因此李安世提出的均田策，經馮太後掌控的魏國頒布、推行，被稱為“太和均田令”。
太和均田令，包含了以法律形式保護私有財產的嘗試。
不過，因為儒家思想對統治者最有利，成為曆朝曆代治國圭臬，“保護私有財產”的概念，永遠也沒有上升到“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程度。
儒家思想提倡：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連命都不是自己的，更遑論私有財產了。
所以，《竹書紀年》記載的古代曆史真相是：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但正統史官、民間史家都屬儒教，他們所著書立說都試圖證明：天下社稷，有德者居之。有德伐無道，不可謂弑君。
按照儒家邏輯，不難得到推論：天下都是君王的。而君王無道時，有德者可伐之。
——那麼，政權隨時可能被顛覆，江山隨時可能被篡奪。
因為判斷有德還是無德的標準，掌握在手執屠刀、戰至最後的勝利者手裡。
在這樣的思想、理論閉環裡，天下永不得安寧，私有財產也就永遠沒有保障了。
馮太後這位偉大女子，首次肯定、推行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思想，也頒布了相應法律製度。
可惜後世的君主並不接受這點。他們更讚成自己可隨心所欲、支配天下財物的製度。
土地公有也就成為土地死結。
曆朝曆代“公器私用”的表現形式，就一直具有權力公器私用和土地（財產）公器私用兩重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