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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國等大家議論得差不多了，才緩緩開口。
他首先肯定了躍進計劃的重大意義，表示基地堅決擁護總路線，有決心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
他的語氣平穩，甚至帶著一些必要的“熱情”，這讓老林等人的臉色稍霽。
但緊接著，他話鋒一轉：
“但是，同誌們，決心要有，科學態度也要有。躍進不是蠻乾，熱情需要落實到具體的措施上。上級給了我們光榮而艱钜的任務，我們要做的，不是空喊口號，而是立刻行動起來，把困難想在前頭，把措施落到實處。”
他拿起筆，在紙上一邊寫一邊說：
“要實現翻兩番的目標，我們初步估算，至少需要新增大型發酵罐八到十台，配套的滅菌、空氣過濾、迴圈水係統需要同步擴建，這涉及到裝置訂貨、製造、安裝、除錯，週期至少需要九到十二個月。電力供應需要增加百分之兩百，市電能不能保障？需要立刻協調。原料，主要是豆粕和骨粉，需求量翻幾番，采購渠道、運輸、倉儲都要重新規劃。技術工人，我們現在滿打滿算能獨立頂崗的不到五十人，要實現新產能，至少需要再培訓一百人，這需要時間。還有新產品的攻關，x型乾擾素和y型細胞因子，據我所知，國內冇有任何研究基礎，需要進口特殊培養基、檢測試劑，需要建立全新的分析方法和質控標準，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更是時間和技術積累的問題。”
他一條一條，將抽象的“翻番”指標，拆解成具體的、需要真金白銀和時間週期的硬體、軟體條件。
會議室裡安靜下來，隻有他清晰而冷靜的聲音，和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剛纔激昂的情緒，像是被潑了一盆冷水，雖然還在冒著熱氣，但溫度降了下來。
“王司長，”
老林忍不住開口，語氣有些生硬，“你列舉的這些困難，確實存在。但正因為有困難，才需要我們去克服！我們不能被困難嚇倒，要發揮主觀能動性！裝置不夠，能不能挖掘現有裝置潛力？能不能讓它們二十四小時連軸轉？工人不夠，能不能一專多能，加快培訓？原料供應，全國都在支援躍進，隻要我們打報告，上級肯定會協調！至於新產品，路是人走出來的，帝國主義能搞出來，我們為什麼不能？可以先集中力量，重點突破一個嘛！”
王建國點點頭，似乎很讚同：
“林書記說得對，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現有裝置挖潛，工人培訓加快，這些我們立刻就可以著手做。原料和電力問題，我會親自寫報告，詳細列明需求，請部裡和市裡協調。但有些客觀規律，我們必須尊重。裝置超負荷運轉，會大大增加故障風險，一旦染菌或裝置損壞，損失更大，反而影響躍進。工人培訓再快，也需要掌握基本操作和原理，否則生產不出合格產品。至於新產品……”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陳經緯，“我們需要立刻成立專門的預研小組，由陳經緯同誌牽頭，收集一切可能找到的文獻資料，進行最基礎的理論分析和實驗探索。但這需要時間，需要投入，而且失敗的風險極高。我的意見是，在現有產品增產和新產品攻關之間，我們必須有所側重，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不能全麵鋪開，什麼都想抓，結果可能什麼都抓不好。”
他提出了自己的“迂迴”方案：
一方麵，立即著手現有生產線的“挖潛”和有限擴能計劃，儘最大可能提高產量，但絕不承諾不切實際的翻番，並詳細列出需要上級協調解決的資源清單；
另一方麵，組建精乾小組，對兩種新產品進行“前期研究攻關”，重點是文獻調研和實驗室級彆的原理性探索，絕不盲目進行中試或試生產。
“這叫‘兩條腿走路’，”
王建國總結道，“既有沖天的革命乾勁，又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我們把困難想足，把措施做實，把需要上級支援的地方提明白。這樣，即使最終結果暫時達不到最理想的指標，我們也儘了最大努力，並且為今後的真正突破打下了基礎。”
會議在一種微妙的氣氛中結束。
老林等人顯然對王建國的“保守”估算和“有所側重”的提法不太滿意，覺得不夠“躍進”，但王建國條分縷析的困難清單又讓他們難以反駁。
陳經緯等人則暗暗鬆了口氣，至少王建國頂住了全麵蠻乾的壓力，為技術理性保留了一塊陣地。
會後，王建國將會議情況和他的思路，整理成一份詳儘的報告，附上那份長長的、需要部裡協調解決的資源清單，用加急信件發往北京。報告措辭極其謹慎，通篇充滿了“堅決擁護”、“堅決執行”、“儘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難”等表態性語言，但在具體問題和需求上，毫不含糊，資料詳實。
他知道，這份報告送到部裡，尤其是送到那些被躍進熱情衝昏頭腦的領導麵前，很可能會被視為“叫苦”、“討價還價”，但他必須這麼做。
這是他的職責，也是他為基地設定的第一道緩衝。
等待部裡回覆的日子裡，壓力從外部洶湧而來。
報紙上、廣播裡，幾乎每天都有各行各業“放衛星”的捷報：某縣土高爐日產鐵超萬噸，某公社水稻畝產超萬斤，某小廠用簡陋裝置造出了精密儀器……這些明顯違背常識的訊息，卻被大肆宣揚，奉為“破除迷信”的典範。
兄弟單位、甚至一些條件遠不如他們的地方小廠，也傳來“喜訊”，聲稱用“土法”搞出了高產量、高質量的生物製品。
部裡的電話、電報催問進展的頻率越來越高，語氣一次比一次嚴厲，要求他們“儘快拿出像樣的成果”、“不要落在後麵”。
指揮部內部也開始出現分化。
一部分年輕技術人員和基層乾部，被外部狂熱氣氛感染，覺得王建國太保守，束縛了大家的手腳，私下議論“彆的單位能放衛星，我們為什麼不能？”“是不是領導怕擔責任？”。
甚至有人偷偷寫“小字報”，貼在食堂門口，不點名地批評“某些領導思想右傾，跟不上躍進形勢”。
老林副書記雖然未公開支援這種言論，但態度曖昧，在開會時，會“順便”傳達一些其他單位“敢想敢乾”的“先進經驗”，無形中給王建國施加壓力。
最讓王建國感到寒心和憤怒的，是來自技術隊伍內部的一種危險苗頭。
一天晚上，陳經緯臉色難看地來到他的辦公室，關上門，低聲說：
“王司長，有人找我，建議……建議我們把最近幾批質量特彆好的產品集中到一天出廠，作為‘高產日’的成績報上去，或者……或者把實驗室裡小試成功的樣品，稍微‘加工’一下，說是車間中試的階段性成果，先應付過去，緩解一下上麵的壓力。”
王建國猛地抬起頭，盯著陳經緯：“誰的建議？”
陳經緯猶豫了一下，說了兩個名字，都是指揮部裡平時表現不錯的中層技術乾部。
王建國沉默了許久，房間裡的空氣彷彿凝固了。
窗外的夜色濃重，遠處車間隱約的燈光映在他臉上，明暗不定。
一股冰冷的怒意和深深的悲哀交織著湧上心頭。
連最應該堅持科學操守的技術乾部，也開始動搖，開始考慮弄虛作假了！這股浮誇風的毒性，竟然如此之深！
他走到窗前，背對著陳經緯，聲音低沉而清晰，帶著不容置疑的力度：
“經緯，你記住，也告訴所有技術人員：產量上不去，頂多是我們能力不夠，是客觀條件限製。我們可以總結經驗，可以繼續努力。但是，弄虛作假，謊報成績，這是品質問題，是犯罪！騙得了上級一時，騙不了一世，更騙不了科學規律！今天你虛報一克，明天就可能虛報一噸！今天你在資料上造假，明天你就敢在工藝上偷工減料！最終害的是誰？是國家！是那些可能用到我們產品的人！我們搞技術的，如果連最後一點對真實的敬畏都冇了，那還搞什麼技術？不如回家賣紅薯！”
他轉過身，目光如炬地看著陳經緯：
“這種話，以後誰再提，你就直接告訴他：我王建國這裡，行不通！想都彆想！出了問題，我負責！但如果誰敢在資料上、在質量上動歪腦筋，我第一個處理他！”
陳經緯被他話語中的決絕震懾，用力點了點頭，眼底有些發紅：
“我明白了，王司長。您放心，我們實驗室的資料，絕對真實，一分一毫都不會錯！”
壓力並未因此減輕。
部裡終於對他的報告有了回覆，不是批覆，而是一通電話，來自鄭副部長。
電話裡的聲音透過聽筒，依然能感到那股居高臨下的冷意和不滿：“王建國同誌，你們報上來的那些困難，我都看了。困難什麼時候都有！現在全國都在克服困難大y進！你們基地，條件最好，技術力量最強，部裡對你們期望最高！可你們的思路，太保守！太四平八穩！老是強調客觀條件，強調困難，這怎麼能行？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嘛！彆的單位條件比你們差得多，為什麼能放出衛星？你們要好好反思一下，是不是思想深處還有‘等、靠、要’的依賴思想？是不是對總路線的偉大意義認識不足？……限你們一個月內，必須拿出切實可行的躍進方案和初步成果報告！不要給我擺困難，我要看到行動，看到成績！”
電話結束通話了，忙音嘟嘟作響。
王建國握著話筒，指節因為用力而微微發白。
鄭副部長的話，句句敲打在他的軟肋上。
“思想保守”、“認識不足”，這些帽子扣下來，分量極重。
他知道，鄭這是在借題發揮，是在報上次匿名信風波未能扳倒他的“一箭之仇”，更是在躍進浪潮中搶占“政治正確”的高地，將他打成“反麵典型”。
接下來的日子，王建國彷彿行走在刀刃上。
他必須更加小心地平衡。一方麵，他召開全體職工動員大會，再次高調宣傳統路線和躍進的意義，號召大家“鼓足乾勁”、“爭分奪秒”，甚至在基地門口拉起了“大乾快上，誓奪躍進新勝利”的橫幅，做出全力以赴的姿態。
他組織技術骨乾，集中力量對現有蛋白腖生產線進行一項早就計劃但一直未實施的、相對穩妥的工藝優化，以此作為“技術革新”和“增產”的成果上報，雖然增幅有限，遠未達到“翻番”，但至少是實打實的技術進步。
另一方麵，對於那兩種新產品，他堅決頂住壓力，隻批準進行最低限度的文獻調研和實驗室原理驗證，絕不允許任何未經充分論證的放大試驗。
他將大部分新增資源（儘管很少）和人力，投入到現有生產的穩定和質量控製上，確保每一批出廠的產品都合格。
為此，他不得不一次次麵對部裡的催問和不滿，不得不一次次在相關的電話會議或簡報中，承受“進度遲緩”、“缺乏闖勁”的批評。
終於，在一次部分重點單位躍進情況彙報會上，王建國被點名要求說明“進展緩慢”的原因。
他冇有迴避，也冇有激烈抗辯，而是再次詳細彙報了他們在工藝優化上取得的具體進展，以及在新產品攻關中遇到的實際困難。
他語氣誠懇，姿態放得很低，最後甚至做了“檢討”：
“我們的工作，距離上級的要求和兄弟單位的先進經驗，還有很大差距。主要是我個人的思想還不夠解放，在破除迷信、大膽創新方麵做得不夠，存在求穩怕亂的思想。我們一定加強學習，提高認識，進一步挖掘潛力，爭取早日取得突破性進展。”
這番“檢討”，聽起來是承認錯誤，實際上是以退為進，既承認了“不足”，又堅守了底線，還把“差距”歸結於客觀困難。
會場裡鴉雀無聲，一些人表情複雜，一些人低頭記錄。
主持會議的領導皺了皺眉，但冇再深究，隻是要求他們“加快步伐”。
會後，王建國感到一種深深的疲憊和屈辱。
他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需要在這樣的場合，做這樣言不由衷的“檢討”。
但他知道，這是必要的代價。
他用個人的“政治不夠積極”的微小汙點，暫時換取了基地避免陷入全麵浮誇和蠻乾的可能。
他變得更加沉默，也更加警覺。
他開始有意識地收集和整理所見所聞中那些明顯違背科學常識的“衛星”報道，那些因為盲目追求高指標而導致資源浪費、質量下降甚至安全事故的案例。
他把這些材料，連同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憂慮，用極小的字，寫在一種特殊的筆記本上，然後鎖進辦公室最底層的抽屜。這不是為了告發誰，也不是為了日後證明自己的正確。
這隻是一種曆史記錄的本能，一種在狂熱中保持清醒的自我提醒，也是為將來可能需要的反思，留下一點真實的痕跡。
他知道這很危險，如果被髮現，後果不堪設想。
但他覺得，必須有人記住這些，記住在震耳欲聾的口號聲背後，那些被忽視的代價和潛在的危機。
他更加頻繁地深入實驗室和車間，與陳經緯、劉德培等核心技術人員待在一起。
那裡是他的“避風港”，也是他信心的源泉。
在燒瓶和試管的世界裡，在發酵罐低沉的執行聲中，規律依然是規律，資料不會說謊。
他反覆叮囑他們：“外麵再怎麼熱鬨，我們這裡，該做的實驗要做，該記的資料要記，一絲一毫不能馬虎。培養一個合格的菌種需要時間，優化一個工藝引數需要耐心，這些基本功，永遠不能丟。現在用不上，將來總有一天會用上。”
陳經緯等人理解他的苦心，也更加埋頭於具體的技術工作中。
他們避開那些喧囂的口號，在那一方相對安靜的空間裡，繼續著枯燥而必要的積累。
菌種還在篩選，工藝引數還在一點點除錯，雖然緩慢，但紮實。
1958年的夏天，就在這種外熱內冷、舉步維艱的煎熬中過去。
基地的產量有了一定的提升，但距離“翻番”的指標遙不可及。
新產品攻關停留在紙麵和少量的實驗室燒瓶階段。
他們冇有放出任何“衛星”，在部裡的簡報中，他們的名字漸漸被那些“日新月異”、“創造奇蹟”的單位所淹冇，顯得有些“落伍”和“沉寂”。
王建國知道，自己已經成了某些人眼中的“保守派典型”、“跟不上形勢的老頑固”。
鄭副部長那邊暫時冇有進一步的公開動作，但那種無形的壓力始終存在。
他不在乎個人的榮辱得失，但他憂心的是這股浮誇之風愈演愈烈，最終會給國家的建設事業帶來怎樣的傷害。
他看著報紙上那些越來越離譜的“捷報”，聽著廣播裡激昂到失真的聲音，心中充滿了無力感和深切的憂慮。
科學技術的道路，冇有捷徑可走。違背規律的熱情，最終隻能導致資源的浪費和時機的貽誤。
而他所能做的，僅僅是在自己負責的這一小塊陣地上，儘可能地守住底線，儲存實力，等待理性的迴歸。
王建國站在辦公室窗前，望著遠處依舊轟鳴的車間，手裡捏著一份最新的內部情況通報，上麵列舉著某些地區因盲目推廣“土法”而造成的巨大浪費和產品質量問題，語氣委婉，但事實觸目驚心。
他輕輕歎了口氣，將通報鎖進了那個特殊的抽屜。
路還很長，鬥爭遠未結束。
他隻能像一個孤獨的守夜人，在這片被狂熱口號照亮的夜晚，緊緊守護著手中那一點微弱的、理性的燭火。
他不知道這燭火能亮多久，但他知道，必須守護下去。這是他作為一個技術工作者，一個經曆了風雨的d員，在時代洪流中，所能做出的，最艱難也最堅定的選擇。
……
幾日後，部委辦公室。
王建國的桌上攤開的《內部生產簡報》紙頁被吹得微微作響。
簡報上的數字和文字，在他眼前浮動，卻難以真正進入腦海。
他的思緒，正被另一重更迫近、更具體的憂慮所占據——京城肉聯廠那邊，可能很快就要來人了。
這種預感並非空穴來風。
幾天前，他接到了老廠長呂朝陽一封措辭隱晦但熟悉其風格的電報：“近期或攜狗剩、驢蛋、馬三等骨乾，盼撥冗一晤，請教發展大計。”
“學習”是幌子，“請教發展大計”纔是重點。
以呂朝陽的性格和當前“大y進”浪潮下各行各業“大乾快上”、乾部提拔如火如荼的形勢，所謂“發展大計”，十有**是來討論廠裡那幾位得力乾將——狗剩、驢蛋、馬三。
—乃至更多他當年一手帶起來的、如今已成長為各車間頂梁柱的老夥計們的晉升問題。
不知不覺間，狗剩已經是屠宰車間一把刀，分解牲畜的手法快、準、淨，是廠裡當之無愧的技術尖子，帶出的徒弟能站滿半個車間。
驢蛋當上了動力維修班的頭兒，閉著眼睛能聽出鍋爐哪個閥門有細微漏氣，廠裡那些老掉牙的機器裝置，在他手裡總能“延年益壽”。
馬三則是跟老劉學了好多，，對溫度、濕度的控製有種近乎本能的敏感，後來被王建國調到新組建的罐頭車間負責關鍵的後段殺菌和封裝，硬是把合格率提到了行業前列。
還有不少其他人，像負責檢疫的老韓，管著下水處理的老趙……
都是跟著他從建廠初期一步步摸爬滾打出來的，是廠裡真正懂技術、能頂事的骨乾。
按常理，這些人早該提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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