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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語速平穩:“康乾時期人口增長,得益於番薯、玉米的引入和攤丁入畝等政策,這是事實。但同時期,文字獄達到頂峰,思想禁錮空前嚴酷,這也是事實。”
“‘盛世’之下,江南奏銷案、哭廟案,士紳百姓動輒得咎,這同樣是事實。葛爾丹被平定,西南改土歸流,鞏固了疆域,但過程中也不乏殘酷鎮壓和民族矛盾,這依然是事實。”
王博每說一個“事實”,就輕輕豎起一根手指,語氣平淡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力量:“把這些‘事實’全部擺出來,才叫‘宏觀的、係統的把握’,不是嗎?隻談疆域擴大,不談思想窒息;隻談人口增長,不談民生在某些時期、某些地區的極端困苦;隻談‘萬國來朝’的虛榮,不談閉關鎖國、錯失工業革命機遇的深遠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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