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2章 「十二怒漢」？
萊昂納爾和蘇菲回到自己的包廂，關上門，稍微隔絕了一些車輪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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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菲轉身看向萊昂納爾，輕聲問：「萊昂，你創造這個故事時，認為波洛應該怎麼選？」
萊昂納爾冇有立刻回答，而是望著窗外飛掠而過的模糊景象。
1883年的歐洲大地，湧動著資本、帝國、民族、階級以及新舊思想的激烈碰撞。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閱讀《東方快車謀殺案》原著時的情景，當時的震撼與迷惘，在今天又重現了。
阿加莎·克裡斯蒂在1934年寫下這個故事，背景是「一戰」後秩序鬆動、傳統價值觀麵臨挑戰的時代。
而此刻，1883年，何嘗不是另一個钜變的前夜？
過了很久，他才緩緩開口：「在我的想像裡，這既不是簡單的『好人贏了』，也不是『壞人伏法』。
如果法律因為漏洞、金錢、權力或者純粹的運氣，無法懲罰罪惡，無辜者承受了所有痛苦甚至毀滅。
那麼，在這種時候，懲罰的權柄回到了哪裡？」
蘇菲也陷入沉思當中，她也無法確定自己更願意看到哪一種答案——
身為普通人，她樂於見到惡人伏法；但是兩年來為萊昂納爾處理生意的經歷，又讓她對規則有著本能的敬畏之心。
萊昂納爾聲音並冇有停：「每個人認可的正義形式和願意承擔的代價是不同的，我們的困境就在於此——
我們尊重法律，但我們也看到了法律在阿姆斯特朗一家悲劇麵前遭遇了徹底失敗；
我們每個人都理解並且同情那十二個人的痛苦與動機，但這是否等於要認可這種私刑？」
蘇菲坐到他身邊，也望向窗外：「所以你讓大家明天在做決定？」
萊昂納爾最後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那個問題：「如果法律無法懲罰惡棍，那麼懲罰的權柄就回到了人類良知的手裡。
而良知，從來不按規則出牌——但這世界上，有幾個人會認為自己缺乏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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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討論，不用等到第二天，就已經在一些乘客發生了。
吸菸車廂裡，《費加羅報》的布希·布瓦耶和《泰晤士報》的亨利·布洛維茨就著白蘭地，進行了一番簡短的交鋒。
布希·布瓦耶的情緒有些激動：「亨利，你得承認，如果現實中真有這樣的事，那十二個人是無辜的！
法律背叛了他們，他們隻是拿回了本該屬於他們的東西——正義。」
亨利·布洛維茨則吐出一口雪茄菸霧，搖搖頭：「布希，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這種事絕不能被鼓勵！
今天能對一個逃脫製裁的綁架殺人犯動私刑，那明天呢？一個逃稅的銀行家、一個失職的政客、一個出軌的丈夫……
任何被認為因為『法律不公』而逃脫製裁的物件，是不是都能追殺？那誰來界定什麼是『值得』動用私刑的罪惡？
憤怒的民眾嗎？那會回到中世紀，回到宗教裁判所。不，不行。法律必須至高無上，即使它偶爾會犯錯。」
布希·布瓦耶笑了起來，笑容中充滿諷刺：「偶爾犯錯？阿姆斯特朗一家那是『偶爾犯錯』嗎？那是司法的崩潰！
當體係無法保護一個三歲女孩，無法給她的家庭最基本的公道時，你還要人們盲目地信仰這個體係？這是殘忍！」
亨利·布洛維茨立刻反問：「所以你想讓每個人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劊子手？我們都很清楚輿論的力量。
如果公眾情緒可以代替法律審判，今天為阿姆斯特朗家歡呼，明天就可能把另一個無辜者撕碎。
想想那些民眾的暴動，想想你們的皇帝，想想公社的時候發生了什麼……情緒是靠不住的！」
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隻能碰杯，將爭論暫時擱置，但分歧顯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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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節臥鋪車廂的走廊上，羅斯柴爾德夫人和她的丈夫也有過低聲交談。
「詹姆斯，你覺得呢？」羅斯柴爾德很少詢問丈夫對抽象道德問題的看法，但這次不同，這次她要替萊昂納爾問。
羅斯柴爾德先生沉吟片刻：「從情感上我理解那種絕望和憤怒。如果我的親人遭遇那樣的事，而凶手逍遙法外……」
他冇有說下去，但嘴唇緊抿，過了好一會兒才繼續：「但是，從理性上，我必須站在法律那邊，讓波洛揭露真相。
我們的生意依賴契約，如果今天可以為了一種『高尚』的理由打破規則，明天就可以為了一堆卑劣的理由打破它。
信任一旦出現裂痕就難以修復。市場穩定、信貸流通，甚至國家債券，都建立在人們會遵守規則的基本預期上。」
羅斯柴爾德夫人追問：「所以，規則本身，比『正義』的結果更重要？」
詹姆斯·羅斯柴爾德點點頭：「是的。大多數時候是這樣的。個人的悲劇令人心碎，但規則崩壞會帶來更多悲劇。」
羅斯柴爾德夫人沉默了。她知道丈夫說得有道理，這是他們這個階層賴以生存和繁榮的邏輯基礎。
但昨夜扮演琳達·阿登（哈伯德太太）時，那種失去至親、法律無門的錐心之痛，也給她留下了鮮明的印象。
這兩種認知在她心中衝突著，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選擇哪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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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當早餐最後一道咖啡被端上桌後，乘客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起身，默契地走向沙龍車廂。
沙龍車廂的窗簾拉開了，讓上午的光線透進來。人們各自找了位置坐下，眼神中都帶著躍躍欲試。
他們每個人都接受過這個時代最好的精英教育，尤其是男士們，演講與辯論是學習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昨天「東方快車謀殺案」留下的矛盾選擇，讓他們彷彿回到了學生時代，與同學激情對線的場景。
萊昂納爾冇有多餘的寒暄，直接切入正題：「諸位，昨晚的遊戲，我們既走到了終點，也停在了一個岔路口。
赫爾克裡·波洛為我們揭示了兩種可能性。現在，我們做出最後的抉擇——波洛究竟應該向官方提供哪一種結論？
決定權在諸位手中，基於你們的理性、經驗、信仰以及對法律與正義的理解。」
最先開口的是夏爾·德·弗雷西內，作為法蘭西的資深政客，他的立場很明確——
「如果這是現實，而不是索雷爾先生精妙的故事，那麼我認為，第二種結論冇有任何討論的空間。
共謀殺人，就是共謀殺人。無論動機多麼值得同情，無論受害者多麼罪有應得，都不能改變它是犯罪的性質。
法律不因動機的善惡而失效，否則，法律將不再是普遍適用的規則，而成了因人而異的內心道德標準。」
他頓了頓，環視眾人：「我不是在為懲罰本身辯護。法律的權威，就正在於它超越了個體的激情和臨時的道德判斷。
一旦一個『看起來合理』的謊言可以成為實現正義的工具，那麼法律將被迫向不斷變化的公眾情緒和道德衝動讓步。
今天可以是同情，明天就可能是仇恨；今天可以是針對一個罪證確鑿的惡棍，明天就可能針對一個隻是被懷疑的人。
歷史告訴我們，情緒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東西。堅守程式有時顯得冷酷，但它是防止社會滑向混亂的唯一堤壩。」
弗雷西內的話剛剛說完，幾位與政府或大企業關係密切的乘客都微微頷首表示讚同。
但反對的聲音，也立刻就出現了。
布希·布瓦耶的情緒依舊激動：「你們說不能開私刑的先例，因為情緒不可靠。我同意，情緒確實不可靠。
但一個讓惡棍逍遙法外、讓無辜者家破人亡的法律體係，就可靠嗎？執行一個失敗的製度，就是做不義的幫凶！
如果繼續把一切希望和權力交還給這個失敗的製度，要求受害者無限忍耐，這難道不是一種怯懦的自我安慰嗎？
你們到底是在維護法律的尊嚴，還是在維護一個已經失去靈魂的空殼？」
布瓦耶是在質疑當製度連「實現正義」這種基礎功能都已經崩塌時，堅持遵守程式，是否本身就成了一種不義。
畫家路易·貝爾坦忍不住插話：「布瓦耶先生說得對！想想那個場景！一個家庭，就這樣被毀了！法律做了什麼？
什麼都冇做！如果我是那個家庭的朋友，我恐怕也會……天啊，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動手，但我理解那些動手的人！」
夏爾·弗雷西內淡淡地迴應：「我也理解，但我不認可。用另一場犯罪來『糾正』前一場犯罪隻會製造更多悲劇。」
這時，東方學學者埃米爾·杜蘭接過了話題，他把討論引向了一個更寬闊的視角。
「但是在歷史上，『復仇』並不能被簡單地等同於野蠻和混亂。它甚至是榮譽文化和家族責任的組成部分。
尤其在我們將要去到的奧斯曼帝國，那裡的是社會依舊延續著古老的傳統，『復仇』並不是一件稀罕的事。」
這個觀點很新鮮，就連萊昂納爾也忍不住往他的方向傾了傾身子，好聽得更仔細一些。
他這才發現，今天的劇本已經從《東方快車謀殺案》變成了《十二怒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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