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de\": 200,
\"title\": \"\",
\"content\": \"——華夏曾現非洲原野盛景\\n\\n提到“豫”，人們自然會聯想到九州之中的河南。然而，這個作為省份簡稱的漢字，其背後深藏的玄機與淵源，卻往往被世人忽略。回溯至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時期，華夏大地被劃分爲九州，地處黃河中下遊以南的這片沃土被命名為“豫州”。從造字法來看，“豫”字宛如一幅古樸的畫卷：一個人牽著一頭大象。這一象形的筆觸，無聲地訴說著洪荒時代的地理變遷：在那場滔天洪水前後，黃河流域曾是野象奔騰、繁衍生息的家園。\\n\\n這一史實無疑顛覆了現代人的認知。在今人的刻板印象中，大象是熱帶雨林的精靈，與如今四季分明的中原氣候格格不入。然而，大象的圖騰早已深深烙印在河南的文化基因之中。無論是河南電視台台標上那標誌性的象形輪廓（因此被親切地稱為“大象台”），還是“大象出版社”這樣的文化機構，都在向世人昭示著這片土地與象群的不解之緣。這種文化上的高度認同，恰恰是對遠古生態最有力的佐證。\\n\\n對於許多中國人而言，關於遠古時期大象的記憶或許最早源於小學課本中的經典篇目《黃河象》。這篇兼具科學性與文學性的小品文，通過對一具巨大骨骼化石的生動描繪，引導讀者穿越時空，去還原那頭遠古巨獸失足落水、最終化作化石的悲壯曆程。文中關於黃河象死因的科學推演，雖屬假說，卻建立在嚴謹的考古實證與邏輯分析之上。它讓我們確信，在遙遠的過去，中國北方確實生活著一種名為“黃河象”的龐然大物。既然河南地處黃河腹地，順理成章地，這裡也曾是它們的棲息地。\\n\\n然而，曆史的有趣之處往往在於意料之外。儘管名為“黃河象”，其化石的發現地卻並非河南，而是在千裡之外的甘肅。經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專家們精心發掘與複原，這具化石被正式定名為“黃河劍齒象”。這一發現不僅填補了古生物學的空白，更揭示了一個宏大的生態圖景。正如學者徐中舒在《甲骨文字典》中所考證的，殷商時期的中原大地，氣候溫潤潮濕，植被茂密蔥蘢，其生態環境堪比今日的非洲草原。那時的象群分佈極廣，北至黃河流域，西達成都平原，它們在廣袤的原野上悠然漫步，構成了一幅生機勃勃的史前畫卷。\\n\\n隨著歲月的流轉，氣候變遷讓這片土地逐漸變冷，曾經適宜生存的家園不再，象群不得不背井離鄉，向著溫暖的南方遷徙。古人眼見象群遠去，心中生出無限的眷戀與追思，於是便有了“想象”一詞，在文字學的本義中，它正是“物件的想念”。而殷墟甲骨文中那個惟妙惟肖的“象”字，以其突出的長鼻與巨齒，更是商代先民對這一物種最直觀的視覺記憶。\\n\\n時光荏苒，滄海桑田。如今，中國境內的野象已僅存於雲南南部的一隅之地。站在現代的視角回望，我們不禁要發出這樣的追問：那些曾經在中原大地上成群結隊、踏浪而行的遠古象群，究竟經曆了怎樣的磨難才銷聲匿跡？它們漫長的遷徙之路，又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n\\n大象的退卻\\n\\n英國著名曆史學家伊懋可，一位長期深耕於中國經濟史、文化史與環境史研究的權威學者，曾撰寫了一部極具影響力的著作——《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這部作品通過對浩如煙海的古籍與地方史料的細緻考據，精心勾勒出大象在中國大地上一步步退卻的清晰軌跡與深遠路徑。它不僅回顧了中國古代長達四千年的環境變遷曆程，更深刻剖析了中國古代農業經營模式、森林濫伐行為以及水利工程建設等活動對環境退化所產生的重大影響。\\n\\n時光回溯至四千年前，大象的身影還頻繁穿梭於後來成為北京的區域，以及中國廣袤的大多數地區。然而，時至今日，野象在中國境內僅能在西南部與緬甸接壤的幾個孤立的保護區中尋得蹤跡。大象在中國的分佈，經曆了一個從北向南逐步撤退的漫長過程，而這一過程竟與中國人口遷徙的軌跡呈現出驚人的同步性。在商代的考古遺蹟中，人們發現了眾多象骨，商代人還鑄造青銅象，用以祭祀先人。這些青銅器的考古發現，無疑證明瞭古代中國的東北、西北以及西部地區曾擁有為數眾多的大象。古典中國的演變深受周朝影響，諸多學說與觀念皆在這一時期萌芽。孟子曾針對周公發表過這樣的言論：“堯舜既冇，聖人之道衰……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伊懋可在書中深入分析，認為孟子之言雖為時評，卻也真實描繪了公元前兩千年末期黃河中下遊地區的部分實情。\\n\\n伊懋可指出，在周代，大象的足跡已從河南北部退至淮河北岸。《詩經·魯頌》中的“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便生動展現了淮夷進貢象牙的盛況。而漢代時的《淮南子》則提及，長江流域“地宜稻，多兕象”，足見當時南方不僅犀牛眾多，大象亦屢見不鮮。\\n\\n或許是由於史料的稀缺，伊懋可在敘述完這些內容後，筆鋒一轉，從漢代直接跳躍至唐代。此時的大象，已僅分佈於中國東南地區。唐朝人劉恂在《嶺表錄異》中記載，潮州、惠州一帶“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雲肥脆，尤堪作炙。”儘管象鼻美味誘人，但大象並未因此而在南宋時期消失。南宋洪邁的《夷堅誌》中便記載了潮州一群大象圍困地方長官的奇聞。此時，甚至在湖北黃陂還有人目擊到大象“匿林中，食民苗稼”。再往後，守衛西南的元軍還曾率領由大象組成的部隊對抗明朝大軍，騎在大象背上的蒙古部隊，與馬背上的戰士形成鮮明對比，頗有幾分“混搭”的趣味。至於明末抗清過程中用大象抵抗滿清南下的嘗試，則成為了中國曆史上最後一次有關大象的軍事化應用。此後，大象便在中國大地上銷聲匿跡，僅餘雲南邊境的零星存在。\\n\\n當伊懋可談及這些內容時，這本正文將近五百頁的钜著纔剛剛翻至第二十頁，而大象在書中便已悄然隱退，不再出現。作者隨即話鋒一轉，探討起另一個沉重的話題——大象為何會消失？顯然，並非僅僅因為象鼻美味，被古代中國人食用殆儘。真正的原因在於，大象需要溫暖的森林作為棲息地，而人類的生活卻需要農田來支撐。正是千百年來中國古人毀林造田的行動，將大象生活的森林逐漸改造成了田園，導致森林對水分的涵養功能大幅下降，原先散佈在華北平原上的九個巨大湖泊也大多乾涸。森林與巨大水體的消失，使得江淮流域自商代至今的年均氣溫下降了好幾攝氏度，這纔是熱愛溫暖環境的大象真正消失的原因。這也可以理解，因為這本書的主題是“中國環境史”，大象隻是作為論述主題的由頭。人類固然是造成“大象的退卻”的重要原因，但麵對這種巨獸，古人的能力其實十分有限，難以起到關鍵性作用。造成大象退出中國北方的主要原因，還是氣候因素。\\n\\n讓我們先將伊懋可書中缺失的曆史線索補充完整。其實，在古代，大象在中國的分佈範圍極為廣泛。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便已有大象頻繁出冇的蹤跡。上古大禹役象的傳說，並非空穴來風。河北陽原縣便發現了亞洲象的遺齒和遺骨，其時代約在夏末商初（距今約3000—4000年前），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亞洲象分佈的最北記錄，與北京處於同一緯度上。在距今8000—2500年前，人類的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微乎其微。黃河中下遊地區的年均溫較現在高出2—3℃，冬季最冷月的平均氣溫較現在高出5℃以上，華北地區大部為亞熱帶氣候，茂盛的植被和遍佈的湖沼為野象的生活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河南安陽殷墟中也曾發現有象的遺骨。\\n\\n從現代考古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西安市附近的半坡村（北緯34°左右），有一個仰韶文化遺址（約距今5600—6080年前），其中發現了獐、竹鼠和貉等動物的骨骼遺骸。這些動物均屬於亞熱帶種類，而當地早已不再有它們的蹤跡。在河南安陽的殷墟遺址（約公元前1400—1100年）中，考古人員不僅發現了獐、竹鼠等小型動物，還發現了象、貘、水牛等大型動物的遺骨。貘和象都是亞熱帶森林地區的動物。\\n\\n著名的《二十四孝》中有這麼幾句話：“舜耕於曆山，有象為之耕，有鳥為之耘。”曆山位於濟陰城陽，相當今山東荷澤及東明等地。當然，所謂的象耕並非如今天的牛耕一般耕地，而是與麋鹿耕地相似，春季野生動物來到沼澤濕地覓食，它們將濕地踩踏得翻天覆地，然後古人便在這些踐踏過的地方撒下種子。商代野象在黃河下遊分佈甚廣，在商代的甲骨文書中，有許多關於象的記載。如商王就曾在沁陽附近的太行山南側一次獵獲7隻野象。在殷墟遺址一帶出土的大量甲骨文中，研究人員發現了不少關於野象的記載，如“今月其雨，隻象”，“於癸亥眚象，易日”等。眚意為打獵，象作為打獵的物件，顯然是野生的。\\n\\n當時的人們還馴養野象，有時打仗更出動象軍。《呂氏春秋》載：“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象不僅是家畜之一，同時以象牙為原料的手工業也極為發達。在樂器中有象管，在舞蹈中有象舞等，商周時代還有象簪、象珥、象笏、象觚、象環、象櫛等用象牙製成的飾物。象的分佈還反映在地名上，河南的古稱“豫”為象形字，便是一人牽象之形，象征著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安寧。不僅如此，以象殉葬還是商朝的一種殉葬方式。殷墟王陵區曾發現一座象坑，坑中同葬一豬，還發現一人一象的隨葬坑。可見，遠古時代大象與我們中原先民的關係是何等緊密。\\n\\n大約三千年前，西周時期（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中原一帶的氣候忽然變得寒冷起來。這段時間大約持續了250年，黃河流域一帶再也找不到有關野象存在的資訊。從公元前850年開始，中原一帶的氣候逐漸回暖，一直到秦、漢時代（公元初年），時間長達800多年。《春秋》中有多處記載溫暖的氣候，如“（魯國）春正月無冰”、“春二月無冰”、“春無冰”等。在這個時期的文獻中，我們發現了大象的記載，不過，野象群已經不在黃河流域，而是遷移到了秦嶺以南、淮河下遊地區（北緯33°）了。《詩經·魯頌》中有一篇“泮水”的詩雲：“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有人認為“元龜象齒”是“淮夷”（今淮河下遊地區）民族向魯國君獻出的寶物。《國語?楚語上》記載：“（楚國）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儘乎。”意思是說，我們楚國，有各種大型野生動物，如犀（犀牛）、犛、兕（獅子）、象等，應有儘有。\\n\\n從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050年這一時期，大象活動的北界位於秦嶺與淮河一線以南的長江流域。雖然當時大象偶爾也移動到淮河以北，但已無法越冬，同時一到淮北，便為當地人所捕殺。在長江上遊的四川盆地，野象在晉以前仍在長江以北生活，但唐代以後則主要限於川東重慶到綦江一帶的江南地區。在長江中遊的鄂、湘和贛等地的大象，南北朝以前在長江以北，以後則限於江南。在長江下遊地區，從江淮到杭州灣一帶，平原丘陵廣大，江河湖汊眾多，水草豐美，十分適合大象的生活。大家還記得曹衝稱象的故事嗎？那大象便來自孫權控製的江南地區。然而，由於長江下遊在長江流域中屬開發較早的地區，因此皖南地區的野象從公元550年後就不見於文獻記載了。從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隋、唐、北宋初時代），氣候回暖，時間達400多年。根據隋唐時期的曆史資料，公元650年、678年、689年的冬季，長安城一帶無冰、無雪。這個時期有不少野象群的記載，不過，野象已遷移到長江下遊地區（北緯30°）了。五代後唐長興二年（公元931年）有記載：“秋七月，象入信安（今浙江衢縣）境，王命兵士取之，圈而育焉。”（《吳越備史·補遺·武肅王下》）\\n\\n在錢塘江以南，象的消失較遲一些。931年秋，浙江衢州還有捕象的記載。此時野象分佈北界的東端，已南移至溫州一帶。公元920—940年，象牙仍是福建的主要貢品之一。\\n\\n北宋年間的長江兩岸，曾上演過“大象過河”的尋常景緻。在古楚故地的湖北境內，大象本就是隨處可見的野生生靈，於武漢江麵之上，成群大象涉水渡江的畫麵，在當時並未引得世人稱奇。《春秋左傳》及曆代斷代史的筆墨中，不乏大象在長江中下遊繁衍生息、往來活動的記載。這類巨獸天性偏愛溫暖濕潤的平緩地帶，尤喜依偎水源與濕地而居，茂密的森林既是它們抵禦烈日直射的屏障，也是賴以棲身的家園。大象的繁衍週期極為漫長，一頭幼象的孕育需耗時近兩年，這般緩慢的繁殖速度，使得種群在遭遇獵殺損耗後，往往難以及時恢複元氣。而它們之所以能在長江流域長期紮根，全憑超凡的智慧、驚人的記憶力與強悍的遷徙能力——尋常四足哺乳動物難以逾越武漢江麵的寬闊水域，大象卻能從容泅渡，在江兩岸的山林與濕地間自如穿梭。《宋史》中便有記載，公元962年，黃陂縣的林間仍有大象出冇，它們隱匿於蔥鬱林木間，偶爾會采食田間莊稼；同一時期，河北唐河縣亦有大象活動的蹤跡，廣東潮州更是傳來稟報：數百頭野象啃食農田作物，農夫設下陷阱阻攔，饑腸轆轆的象群竟轉而圍困沿途車馬，掠走糧食後方纔離去，儘顯野性與靈動。\\n\\n公元1000年至1200年的兩宋時期，氣候再度轉入嚴寒，這場酷寒持續了整整兩百年。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10年）與南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凜冽寒風席捲江南，福州一帶的荔枝樹儘數被凍枯，往日碩果滿枝的盛景化為烏有；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太湖湖麵冰封千裡，冰層厚重到可容車馬通行，洞庭山上的柑桔也未能逃過此劫，儘數凍斃。南宋時的杭州，降雪常常延至暮春時節，打破了四季輪迴的常態。紹興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金國使臣出使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途經蘇州一帶，船工們不得不備好鐵錘，鑿破冰層方能開辟航道。這一寒冷時期，長江流域再無野象活動的文獻記載。彼時中原戰火紛飛，百姓為避戰亂大舉南遷，中國經濟重心隨之南移，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張與環境的改變，讓長江流域的野象逐漸銷聲匿跡，步步南退至嶺南、閩南一帶。直至南宋，閩南漳州地區仍有大量野象棲息，直至宋元交替之際，福建境內的象群才徹底消失。\\n\\n公元1200年至1400年，即南宋、元、明年間，氣候再度回暖，此次暖期同樣持續約兩百年，隻是溫暖程度不及此前。此時，野象群已大規模南遷至嶺南地區（北緯23°附近）。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宋史·五行誌》明確記載：廣東潮州有數百頭野象啃食莊稼，農夫在田間設下陷阱，象群覓食受阻，便集結起來圍困過往車馬，掠取糧食後才緩緩離去。南宋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朱熹在其所著《勸農文》中提及：“本州（今福建龍岩）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俵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足見當時象群對農耕的影響。到了明朝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仍有文獻記載“廣東雷州衛進象一百三十二”，印證了嶺南地區象群的繁盛。\\n\\n自公元1400年起，直至1900年，中國又進入一段長達五百年的寒冷期，酷寒程度遠超以往。明朝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淮河流域遭遇罕見大雪，降雪從當年九月綿延至次年二月，長達半年的嚴寒讓蘇北沿海化作一片冰封的荒原，萬籟俱寂。明朝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洞庭湖、鄱陽湖、太湖三大淡水湖同時結冰，洞庭湖湖麵凍成堅實冰陸，不僅能供行人往來，更可通車走馬。明朝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陰曆八月，徐霞客遊曆五台山時，親眼目睹“陰崖懸冰數百丈”的奇景，相傳彼時五台山夏季亦會降雪，背陰山崖的冰雪終年不化。清朝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至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是這一冷期內最寒冷的階段，文獻記載顯示，漢水五次結冰，太湖與淮河四次冰封，洞庭湖三次凍合，鄱陽湖也在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迎來結冰景象，京杭大運河一年的封冰期更是長達109天。清朝鹹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二月，湖北蒲圻降下特大暴雪，積雪深達五六尺，凍斃無數人畜，河道儘數冰封。這一時期，關於野象的記載愈發稀少，僅在廣東與廣西交界的深山密林中，還能尋得它們的蹤跡。\\n\\n嶺南地區氣候濕熱、森林茂密，且開發程序晚於中原及江南，為野象提供了相對安穩的棲息之所，使得它們在此一直生存至19世紀。彼時嶺南的野象數量眾多，時常侵擾當地百姓的生產生活，給民生帶來困擾。南漢政權時期，還曾組建象軍，與北宋軍隊交鋒對陣。嶺南東部的野象自12世紀後便逐步消亡，西部山區的象群則棲息更久，一直延續至19世紀。步入近代，人類的獵殺手段日趨先進，麵對昔日令人敬畏的巨獸，已無需再避其鋒芒。直至20世紀30年代，廣西十萬大山一帶的野象才最終絕跡，從此，中國境內的野象僅餘雲南一隅得以棲身，固守著這片最後的家園。\\n\\n梳理這些散落於史料中的記載不難發現，四千年來，中國氣候整體呈現出持續變冷、反覆波動下行的趨勢，而野象群逐暖而居、不斷南遷的軌跡，正是這一氣候變遷最直觀的佐證。\\n\\n為何要格外關注野象群的活動軌跡？隻因野象作為偏好溫熱氣候的大型哺乳動物，在自然界中幾乎無天敵可製，古人的獵殺手段亦極為有限，難以對其種群造成毀滅性打擊。因此，野象群大規模遷移的核心動因，必然是氣候環境的改變——當氣溫驟降，它們難以適應寒冷的生存條件，隻能被迫向更溫暖的南方遷徙，尋求生機。\\n\\n若說中國大象的南退，是氣候主導下人為因素推波助瀾的結果，那麼大象的遠親猛獁象的滅絕，則幾乎與人類活動毫無關聯。一萬年前，北極地區曾棲息著數量龐大的大型哺乳動物，然而在極短的時間內，猛獁象、長毛犀牛、草原野牛、馬、麝牛等物種竟儘數消亡。科學家們對此達成共識：氣候變化纔是這場滅絕悲劇的“罪魁禍首”。過去五萬年裡，北極植物群以草本開花植物為主，這類植物營養豐富，是大型食草哺乳動物的理想食物。但在2.5萬年至1.5萬年前，北極大部分陸地被冰川覆蓋，草本開花植物的多樣性急劇下降，大型哺乳動物隻能在無冰區域勉強苟存。冰河世紀末期，氣候再度劇變，草本植物進一步減少，逐漸被營養匱乏的草地取代。這種貧瘠的食物資源，無法支撐大型哺乳動物的生存需求，最終導致一萬年前北極地區包括猛獁象在內的大型物種徹底滅絕。這一史實也印證了生物學上的結論：大象這類巨獸的環境適應能力實則薄弱，麵對氣候的劇烈波動，往往難以抗衡。\\n\\n蜀地象牙從何而來\\n\\n在世界史前遺址中，時常能發掘出象牙藝術品這一瑰寶，但完整的、未經雕琢的象牙卻極為罕見。然而，在成都平原這片神秘的土地上，古蜀國卻以其獨特的魅力，不僅出土了精美的象牙雕刻，更令人驚歎的是，還保留了大量完整的象牙。時光回溯至1986年與2001年，考古學家們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與金沙兩大遺址中，猶如開啟了時光寶盒，發現了大批象牙的蹤跡。三星堆遺址中，象牙數量相對較少，約有80餘根；而金沙遺址則堪稱象牙的寶庫，出土的象牙竟多達1000餘根，堆積如山，蔚為壯觀。這一發現，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前所未有的，堪稱三星堆、金沙文明遺址的一大奇蹟。\\n\\n步入金沙遺址的祭祀場所，考古學家們彷彿穿越了時空，見證了諸多重要而特殊的曆史場景。其中，象牙祭祀的方式尤為引人注目，它不僅是全世界三千年前現存象牙數量最多、個體最大、儲存最完好的遺址，更是古蜀文明獨特魅力的展現。在祭祀區內，最大的一處象牙坑雖因機械施工而受損，但其殘存的坑部仍透露出不凡的氣息。坑內器物分層疊放，上層竟全部堆積著象牙，從斷麵觀察，象牙多達八層，擺放井然有序，場麵蔚為壯觀。此外，金沙遺址初現之時，出土的象牙更是數不勝數，初步估算其重量可達兩至三噸之巨。在這些象牙中，最長的一根竟達1.85米，而今雲南等地區生存的亞洲象，最長象牙也不過1米，一般僅70厘米左右。由此可以想象，當時的大象是何等的龐大與威武。\\n\\n這些象牙的出土，迅速成為了考古界關注的焦點。畢竟，直到今天，象牙仍然是極為珍貴的藝術品，其價值不言而喻。由此，我們不難想象，三千年之前的三星堆、金沙古國，其富庶程度定是超乎想象。然而，一個問題也隨之浮現：這麼多象牙，究竟是從何而來呢？\\n\\n經過科學鑒定，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的象牙均為亞洲象所有。在生物學上，現代象分為亞洲象與非洲象兩種，其中亞洲象僅雄象有象牙，每頭雄象兩根；而非洲象則雌雄皆產象牙。如此算來，金沙遺址出土的1000多根象牙，應當取自500多頭亞洲象，足以組成一個龐大的象群。然而，在今天中國境內，隻有雲南西雙版納一帶纔有大象的蹤跡，其他地方均難覓其影。那麼，難道在3000年前，成都平原曾是野生大象的棲息地嗎？\\n\\n如今的亞洲象，主要分佈在印度、孟加拉國等南亞和東南亞地區。而自古以來，蜀道便以“難於上青天”著稱，若說這些象牙都是從南亞、東南亞遠道而來，就當時的交通狀況而言，無疑是困難重重。那麼，有冇有可能這些象牙就是成都平原本地產的呢？\\n\\n翻閱古人留下的書籍，我們不難發現，成都平原以前確實是有象的蹤跡。其中，《山海經》作為戰國時期古蜀人的一部力作，便詳細記載了成都平原上五穀自然生長、四季皆可播種收穫的盛景。同時，書中還提到：“岷江的水從岷山流出來，那裡有犀牛、大象”，“巴國有一條巨大的蛇，可以吞下一頭象”。到了兩晉時期，蜀人常璩也在其著作中提到：“古蜀國的物產很豐富，寶物有美玉、犀牛、大象”。而《國語》中也有“巴、浦兩個地方的犀牛和大象，多得簡直數不清啊”的感歎，巴、浦大抵指的就是現在的四川一帶。\\n\\n在金沙遺址的考古發掘中，植物孢粉的種類豐富多樣，包括藻類、蕨類、祼子、被子植物等，這表明當時成都平原的植被以草本植物為主，區域性地區為低窪的濕地，生長著大量喜濕的蕨類植物；而在丘陵上則生長著喬木，總體氣候屬於熱帶和亞熱帶的溫暖氣候，存在著溫暖濕潤和溫暖乾旱氣候交替的現象。考古人員還在金沙遺址的古河道裡清理出了一些珍貴的烏木。烏木，又稱陰沉木，是埋藏於古河床下數千年的各類名貴古樹經過物理、化學等長期反應過程形成的特殊木材。其質地似石非石、似木非木，木質堅硬細膩、紋理清晰，極為珍貴。大量烏木的出土，充分證明瞭遠古時代的成都平原有著良好的生態環境。\\n\\n在古河道附近，考古人員還發現了體量巨大的古樹根遺蹟、一些象的臼齒、麂骨以及犀牛、豬獾、黑熊、牛、馬等動物的牙齒和兩個較為完整的大象下頜骨等。這些發現一方麵反映出這些動物很可能是在當地被屠殺的；另一方麵也反映出金沙時期甚至到了比它更晚的戰國時期，成都平原可能到處都是茂密高大的森林，成群的動物生活其間。由此可以推測，這種溫暖濕潤、動植物茂盛的自然環境應非常適合野生大象的生存。因此，金沙遺址發現的這些象牙很有可能就是本地所產。\\n\\n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三星堆文明晚期曾遭遇一場洶湧的洪水襲擊，導致三星堆古國國破家亡、人民四處逃散。這場洪水不僅毀掉了輝煌的三星堆文明，也給成都平原上的動物帶來了滅頂之災。笨重的大象在洪水來臨時躲避不及，紛紛喪生。洪水過後，僥倖逃生的三星堆人獲取了無數象牙，並在不遠的金沙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度。這些象牙也成為他們寶貴的財富，金沙人的象牙來源似乎成了一次因禍得福的災難和意外。然而，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似乎並不經常發生。因此，有學者提出另一種觀點：三星堆與金沙遺址出土的象牙實際是古蜀人在成都平原上狩獵得來的。\\n\\n回溯至1986年，當三星堆祭祀坑中發現象牙時，考古工作者物件牙的來源曾作出過種種推測，但大部分都傾向於大象外來說。人們認為這些象牙也許來自雲南或者印度等地。然而今天，當人們麵對金沙遺址如此眾多的象牙時，這些大象的來源再次困擾著考古學家。與三星堆不同的是，這次大象來自於本地的說法逐漸占據了上風。大家知道現在成都地區乃至四川境內根本冇有野生大象的蹤跡，如果這種觀點成立的話，那麼是否預示著3000多年前成都平原的氣候與現在有較大的區彆呢？經科學研究證實，距今3000年前後是全球的溫暖期，平均氣溫比現在高出2—3攝氏度。從文獻記載來看，在當時的長江流域和黃河中下遊地區都有大象的存在。在甲骨文卜辭中還有商王獵取野生大象的記載，中原地區還曾用象兵作戰，那麼比中原地區緯度更靠南的成都平原存在野生大象應該是完全有可能的。\\n\\n活在文化記憶裡的中國犀牛\\n\\n2013年3月，一則新聞引起了一番爭論：滅絕80年的犀牛將重返雲南普洱。這也是一則挑戰常識的新聞。難道80年前，中國也有野生犀牛？再看看具體內容，更加讓人疑惑：\\n\\n雲南普洱太陽河（原菜陽河）流域曾經是犀牛廣泛分佈的地區。然而，自1933年最後兩頭犀牛被捕殺以來，這片土地已經80年冇有犀牛的蹤跡。2010年7月25日，7頭白犀牛從南非來到雲南，並在雲南野生動物園度過了兩年多的適應期。\\n\\n據瞭解，為了讓犀牛在雲南重現，普洱太陽河國家森林公園、雲南野生動物園啟動了“建立犀牛種群”的科研專案。經過與南非長達近3年的磋商，南非最終同意中國雲南引進9頭野生白犀牛，其中2頭在雲南野生動物園生活，7頭到普洱太陽河國家森林公園野生放養，繁衍種群……\\n\\n野放的犀牛，竟然是非洲白犀牛！難怪要引起一番爭論呢！中國原來即使有犀牛，會是非洲白犀牛嗎？\\n\\n在遙遠的遠古歲月，華夏大地曾展現出一幅如非洲原野般生機勃勃的畫卷。那時，成群的野生大象悠然漫步，而犀牛，這些非來自非洲的白犀，實則是土生土長的中國犀牛，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中國犀牛”這一稱謂涵蓋了生長於華夏大地的三種犀牛——印度犀、蘇門答臘犀、爪哇犀，它們體態魁梧，一般體長介於2.1至2.8米之間，身高可達1.1至1.5米，體重約重一噸，曾廣泛分佈於中國南方的諸多省份，棲息於靠近水源的林緣山地，享受著大自然的恩賜。\\n\\n它們的麵板堅硬如鐵，色澤深邃，呈深灰並泛著紫色的光澤，表麵佈滿瞭如同鉚釘般的小結節，增添了幾分威嚴。在肩胛、頸下及四肢關節之處，寬大的褶縫如同天然的盔甲，讓它們的身軀更顯堅不可摧。雄性犀牛的鼻子前端，那又粗又短的角，堅硬無比，因此，人們又賦予它們“大獨角犀牛”的彆稱。\\n\\n我國著名曆史地理學家何業恒在其力作《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中深刻指出，氣候的逐漸轉冷，亦是導致犀牛數量銳減的重要因素之一。犀牛，這一鐘愛溫暖氣候的熱帶、亞熱帶生靈，曾在中國大地上廣泛分佈，然而，隨著自然氣候的變遷，加之人類開發活動對其棲息地的不斷侵蝕，它們的生存空間逐年縮減，速度之快，令人扼腕。\\n\\n回溯至殷商時期，犀牛的足跡尚能抵達北方的內蒙古烏海一帶，其北界經六盤山向東延伸，穿越子午嶺、中條山、太行山，直至泰山北側，綿延長達1800多公裡。然而，到了春秋時期，這一北界已大幅南退，縮減至渭南山地、漢水上遊、淮河流域乃至長江下遊。及至公元前2世紀的漢代，中原大地已難覓犀牛蹤影。唐朝時，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乃至青海，尚有犀牛出冇。而到了明朝，其分佈範圍已僅限於貴州、雲南兩地。至清朝，犀牛的棲息地更是僅剩雲南一隅，令人唏噓不已。\\n\\n中國古代新石器時代，犀牛便已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它們的足跡。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中，多次出土的犀牛骨頭便是明證。河南安陽商代殷墟中，一個大獸頭骨的出土，上麵鐫刻的文字揭示了這是一頭犀牛的頭骨。商代的甲骨文中，殷王獵犀牛的記載屢見不鮮，獵犀在殷及西周時期，是田獵活動中的一大盛事，君主在獵犀之前，甚至要動用龜甲進行占卜，以求吉兆。3000年前的殷商時代，野外偶遇犀牛，如同今日田野間邂逅兔子般平常。據甲骨文記載，當時犀牛被稱為“兕”，被捕殺後多供人食用。在《殷墟文字乙編》第2507片記載的“焚林而獵”卜辭中，殷王一次便捕獲犀牛71頭，足見當時犀牛數量之多。然而，隨著黃河流域家豬飼養的興起，犀牛肉的競爭力逐漸減弱，而“焚林而獵”式的大量捕殺，除了滿足口腹之慾外，犀牛的其他用途也逐漸顯現。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宰豐骨匕”，便以其上刻的文字揭示了這一秘密——此“匕”乃用殷王賜予的獵獲犀牛骨精心製作而成。\\n\\n商周時期，我國不僅盛產犀牛，更將犀角與犀革巧妙利用。犀角被製成了一種名為兕觥的飲酒器，一次可容五升佳釀，儘顯奢華。而犀牛最主要的用途，則是用其革製甲，在鐵甲尚未興盛之前，犀甲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武士夢寐以求的裝備。史書記載，越王夫差麾下的成千上萬兵士，皆身穿犀甲，英勇作戰。在兵戈擾攘的戰國時代，對犀甲需求的激增，迫使人們對犀牛進行了長期的濫肆捕殺，導致這種生殖率極低的野生動物在我國，尤其是北方地區，數量急劇下降。\\n\\n犀角，更是一味珍貴的傳統中藥，與鹿茸、麝香、羚羊角並稱為中國四大動物名藥，具有清熱解毒、定驚止血之功效。犀角還以顏色、花紋定品級，分為文犀、通犀、夜明犀、粟眼犀及能解蠱毒的蠱毒犀等多種。最早的藥學著作《神農本草經》便記載了犀角的藥用價值：“犀角，味苦寒，主百毒蟲蛀……久服輕身。”然而，現代醫學對此卻持不同觀點：犀角屬角質類，為毛髮類物質的衍生物，以滿複合的碳酸鈣鏈為框架形成緊密的分子組合，在生物蛋白中屬不易發生化學反應的惰性有機化合物，幾乎無法為人體吸收，故實際藥用價值並不高，藥用範圍也相對狹窄。\\n\\n陝西關中一帶，最遲到西漢晚期，犀牛已難覓蹤跡。漢平帝時，王莽輔政，為了炫耀“國威”，不惜重金贈予位於蘇門答臘西北部的黃支國國王大量財物，以求其向漢朝皇帝奉獻犀牛。原來在中原一帶常見的蘇門答臘犀，如今卻需從國外進口，可見其在中國已近乎絕跡。大約自漢代開始，一條自海外經廣州進口犀產品的通商路線便已悄然開辟。\\n\\n唐代時，華南偏遠的山區仍有野生犀牛出冇，它們還能向朝廷貢納犀牛。而在中原一帶，野生犀牛已極為罕見。京畿苑囿中偶爾豢養的個彆犀牛，也是從國外進口而來。這些來自熱帶、亞熱帶的犀牛，與原來本地的犀牛品種迥異，往往難以適應中原的水土氣候，常常出現凍死的情況。\\n\\n外國人奉獻犀牛在當時也是一件盛事，唐高祖李淵的獻陵中，便有一個用石頭雕刻的犀牛形象，是為了紀念外國獻犀而專門製作的。唐人儲光羲有詩《述韋昭應畫犀牛》一首，可見唐代當時貢獻犀牛的盛況：“遐方獻文犀，萬裡隨南金。大邦柔遠人，以之居山林。食棘無秋冬，絕流無淺深。雙角前嶄嶄，三蹄下駸駸……”最著名的一次進貢犀牛，發生在唐代貞元年間，詩人白居易詳細記錄了當時的場景：“海蠻聞有明天子，軀犀乘傳來萬裡。一朝得謁大明宮，歡呼拜舞自論功……”作為珍貴禮物的馴犀，在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後，被安置在皇家園林中，享儘佳肴，戴金鎖，成為帝國最高階的寵物。然而，犀牛卻難以適應這樣的環境。詩人接下來用有些幽怨的筆觸描繪了犀牛的境況：“海鳥不知鐘鼓樂，池魚空結江湖心。”馴犀生長於冇有霜凍嚴寒的南方，而北方再優越的環境也難以抵擋嚴酷的氣候，不久便在苦寒天氣中死去。這一次不成功的圈養，被另一位詩人元稹進一步批評，他認為，就像過了江的橘子不能吃、過了汶水的貉不能成活一樣，這樣對犀牛違背自然規律的圈養，不僅受氣候的限製，更使犀牛喪失了自己的本性，因此勢必不能長久。\\n\\n由此可見，自公元前500年前後黃河以北氣候明顯變冷開始，該地區的犀牛種群便持續南遷。至唐朝時，黃河以北地區已完全不適合犀牛生存。此後，唐人放生馴犀一般都要送回原產地去，如東南亞送來的帶回東南亞去，渠州（今四川廣安一帶）送來的也帶回原籍放生，而非就地放生，這正是因為黃河中下遊地區氣候變冷，已不再適合犀牛生存。\\n\\n唐代犀牛的分佈北界則是青海西寧至福建漳州一線，包括四川盆地、雲貴高原北部等西南地區及長江中下遊等。那時，犀牛已“僅僅生活在溫暖的南方部分地區”，因在中原難得一見，以至於唐人在雲南地方及民族史著作《蠻書校注》裡提到茫蠻部落（傣族先人）用陷阱捕犀、用犀牛皮製盔甲的情景時，大感驚訝，似乎這是聞所未聞的稀奇事。\\n\\n北宋時期，至1050年前後，似乎不僅長江流域的氣候也開始轉冷，冬天連嶺南鬱林州（今廣西興業縣）的犀牛都要“掘地藏身而出鼻”，即犀牛在地上挖個坑，將自己整個身體躲進去，僅留個鼻子在外麵，以抵禦嚴寒。南宋以後，犀牛的棲息地繼續南移。唐代湖南、貴州、湖北、四川交界處，原本有15個州郡出產犀牛，是重要的犀牛棲息地，此時已隻剩一兩個州郡還有犀牛出冇。此後，犀牛的棲息地繼續縮減，最終僅剩溫暖濕潤的嶺南兩廣地區和雲南。在這之後，犀牛棲息地的縮減速度，甚至超過了習性相近的另一種大型溫帶食草動物——亞洲象。\\n\\n實際上，兩晉以後，有關犀牛的文物——不論是繪畫還是雕塑(獻陵石犀不計)，幾乎成為絕響。後來明朝的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犀牛畫走了樣，陳夢雷的《古今圖書整合》更是畫得莫名其妙。這也從側麵證明，中國犀牛越來越稀少了，甚至到了難得一見的程度。然而，種群數量已經極其有限的犀牛，仍遭到持續大規模獵殺，直至種群滅絕：\\n\\n1916年，最後一頭雙角犀被捕殺；\\n\\n1920年，最後一頭大獨角犀被捕殺；\\n\\n1922年，最後一頭小獨角犀被捕殺；\\n\\n1911年後的十餘年間，中國被捕殺的犀牛數目總共不足10頭。1933年，中國最後兩頭野生犀牛在雲南被捕殺。\\n\\n與所有滅絕動物一樣，在大規模種群消失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總會有一些隱約蹤跡留在人們的傳聞中，犀牛也不例外。1994年，有報告在西藏山南地區目擊犀牛，從獨角、體形巨大看，似為印度犀。1996年，有報告在西雙版納目擊犀牛，據分析很像是爪哇犀。這兩個地區，都與目前的犀牛產地印度和緬甸接壤，動物學家們認為，隨著環境的改善，犀牛“越境”來中國生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n\\n傳聞最多，卻也最難證實的，是湖南常德石門縣壺瓶山犀牛圈一帶。1974年，一名外來的生產隊員到犀牛圈林區采桑葚，遇上一隻豹子，危急之中，密林裡衝出一頭全身土褐色、模樣似豬非豬、似牛非牛、頭上長獨角的怪獸，嚇得豹子望風而逃，那怪獸也消失在密林深處。從那以後，湖南壺瓶山自然保護區犀牛圈林區曾先後多次有人目擊類似犀牛的野生動物。據稱，當地山民對本地有這種怪獸並不認為稀罕，他們一直把這種動物叫做“犀牛”或者“辟水牛”。\\n\\n1990年，一位老農在犀牛圈山區砍柴，聽到一陣低沉的腳步聲。隨後，從那腳步聲來源的林子裡鑽出來一頭全身褐色的似牛怪獸，額頭上生一角，體型有黃牛犢那麼大。那怪獸冇有侵害之舉，隻是在老農不遠處慢慢吃草，然後又消失在另一灌木叢中。\\n\\n1993年，該地杜鵑村一支迎親隊伍路經犀牛圈山區時，中午時分在一片靠近水塘的草叢中看到3隻似犀牛的動物，據迎親的新郎倌描述，那些“犀牛”有牛大，但頭似豬，一隻頭上有小角，腿比水牛要粗。\\n\\n當地林業部門表示，若在壺瓶山地區確有犀牛殘存，其種類很可能是俗稱“中國雙角犀”的蘇門答臘犀，這種犀牛在古代曾經廣泛分佈在我國各地。也隻有這種帶毛的犀牛，才適合已經變成溫帶氣候的壺瓶山區，這種犀牛體形最小，是犀牛家族中的小個子，最高不過1.4米，和目擊者稱“黃牛犢大小”比較接近。\\n\\n此外，蘇門答臘犀善於泅水，也符合當地山民對“辟水牛”的描寫。據分析，近年來當地發現犀牛的目擊增加，很可能與最近幾年降水豐沛有關，使喜水的蘇門答臘犀擴大了活動範圍，同時與犀牛圈地區人類活動增加有關。\\n\\n蘇門答臘犀外形也符合目擊者所說的“似豬非豬似牛非牛”。事實上，它的腳短、腹部大，的確有點像豬。但它是獨角，這與雙角的蘇門答臘犀又有不同。於是又有人樂觀猜想，這會否是未知的犀牛亞種？\\n\\n讓我們再回到雲南野放犀牛那個話題。很多人認為，這次野放非洲白犀牛的意義，僅僅在於“重返”，土生土長的中國犀牛也僅僅存活在文化記憶裡。如果野放的犀牛是和中國犀牛親緣關係近一些的印度犀、蘇門答臘犀、爪哇犀，在生物學上，或許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n\\n曆史上野生中國犀牛分佈的地區，曾較野象更為廣大。如果說中國大象是在“退卻”，中國犀牛則是慢慢走向滅絕了，箇中原因，除了人類持續大規模的獵殺外，氣候逐漸變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犀牛在氣候與人口壓力的共同作用下，其生存空間遭到永久性破壞後，便出現了地域性滅絕。對現代中國人來說，犀牛是一種“活”在詩詞、成語、藝術品拍賣會或博物館中的動物，即使偶爾在動物園遇到，也必以為是舶來的物種。你可以在“心有靈犀一點通”或“犀牛望月”等詞句中尋找到它，卻永遠不會在野外見到它的身影。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僅僅在80多年前，最後一頭野生的中國犀牛纔在它的故鄉消失。\\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