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陛下，萬萬不可！
山東等處承宣佈政使司，遼東地方，瀋陽。
自萬曆四十八初，熊廷弼便將位於遼陽的經略行轅，搬到了更靠近建奴勢力的瀋陽。
熊廷弼，湖廣江夏人，萬曆二十六年以三甲第一百十五名獲賜同進士出身。
熊廷弼第一次進入遼東是十二年前的萬曆三十六年。當年八月，熊廷弼經過考選，升為試監察禦史，分管浙江道。但熊廷弼上任浙江道禦史僅十天後，便在浙黨的暗中操作下被廷推為遼東巡按。
在當時，巡按遼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苦差事，人人避之而不及，更何況是從江浙富庶之地調去遼東苦寒之所。但熊廷弼“有誌四方，喜談陳湯、傅介子之事，每憤薊、遼之間虜眾驕橫”，因此不顧友人勸告，毅然出關巡按。
他在遼東的幾年中，杜饋遺，核軍實，按核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在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因為朝堂上似乎永無休止的齊、楚、浙三黨之爭和他率直火爆的脾氣，熊廷弼數度沉浮，最終於家中閒賦。
直到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事情纔開始有了一些變化。當時，被認為頗知遼東兵事的楊鎬起為遼東經略。朝廷本想同時起用此前巡遼有功的熊廷弼為監軍。但楊鎬之前任遼東巡撫時，就與時任巡按的熊廷弼不和，所以出麵阻止了此議。
這次阻礙是熊廷弼的幸運，因為在皇帝、內閣、朝中輿論的共同推動下，薩爾滸之役是一定要打，同時又是一定打不贏的。
明年三月，薩爾滸慘敗的訊息震動京師，群臣紛紛建議起用熊廷弼。於是，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神宗拜熊廷弼為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監察禦史，宣慰遼東軍民。
熊廷弼於四月十二日接到聖旨離家北上。六月，開原淪陷，言官紛紛上書彈劾楊鎬。楊鎬被罷，朝廷才於六月二十二日正式任命熊廷弼代替楊鎬，經略遼東。
熊廷弼尚未離京時，上疏向神宗皇帝分析遼東的形勢，稱：遼左為京師肩背，欲保京師、欲保河東遼河以東，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清河棄、慶雲掠、遼西圍，鐵嶺、懿路數城居民逃亡。唯獨遼陽、瀋陽孤立於河東，難以守禦。然而，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東，不複開原，必不能保遼瀋。
為此，熊廷弼請求神宗“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
神宗深以為然，立即降旨：“恢複開原乃禦虜安邊急務，應用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著各衙門火速處辦，刻期齊備，勿得藉口缺乏，致誤軍機。”
熊廷弼在得神宗如此器重的情況下出山海關，可以說是躊躇滿誌，然而形勢絲毫不容樂觀。他還冇到遼東，鐵嶺宣告失守，瀋陽及各城堡軍民迅速逃散，遼陽人心惶惶。
八月初，熊廷弼進入遼陽，開始整頓軍務，並勸逃亡者迴歸。甫一接任，熊廷弼便斬殺逃將以祭奠死節將士，先後殺貪將陳倫，罷免總兵李如楨，以李懷信代替。與此同時，熊廷弼還親自監督軍士建造剷車、火器，疏浚城壕並加固城牆，做好了與建奴長期對峙的打算。幾個月後，遼陽守備大固。遼東地方也再無城池陷落。
遼東的實際情況讓他看清了漫談恢複、貿然進剿顯然過於草率，隻能固守維穩，以守代戰。為了擋住建奴正盛的進攻勢頭，熊廷弼上疏神宗，向皇帝主張“步步為營，漸進逼近”的戰略。用結硬寨，打呆仗的方式將逐步擠壓建奴的活動空間，讓他們搶無可搶、掠無可掠。
但固守二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十分艱難，建奴有兵十萬，那麼官軍就應有十八萬才能穩住局勢。然而熊廷弼走馬上任時，遼東隻有官軍八萬，光在數目上就不占優勢，而且這些官軍以老弱居多，還需簡汰，不能作為實數。
為了補足這十八萬戰兵，朝廷每年需要向遼東撥發白銀三百二十四萬兩、米糧一百零八萬石、馬豆九十七萬石。
從當時的戰略態勢來看，熊廷弼決定固守無疑是十分正確的。被薩爾滸慘敗打醒了的神宗朱翊鈞也認可了熊廷弼的判斷，批示：“審度賊勢，分佈戰守方略，頗合機宜。防守既固，徐圖恢複進剿，尤是萬全之策。”
神宗不僅口頭上對熊廷弼予以支援，也在行動上儘可能地給熊廷弼以需要的東西。不過，神宗還是冇捨得他自己的錢就是了。
遼東兵事興，驟增餉三百萬。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征宿逋，裁工食，開事例。而遼東巡撫周永春請益兵加賦。自此，向天下加派遼餉便成了常事。
天下如何暫且不提，至少在神宗的全力支援下，熊廷弼經遼一年，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不僅遼陽頹城整修一新，逃亡人民紛紛迴歸，而且原先遭到戰爭威脅的奉集、瀋陽兩座空城，如今儼然成為重鎮。
萬曆四十八年，朱翊鈞人生的最後幾個月，神宗雖身患重病，但對熊廷弼仍分外關注，彆人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獨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無不一一批答。在負累天下，君臣互信的情況下，遼東得以穩定。
七月二十一日，沉屙難起的神宗駕崩。八月一日，新君禦極。這一度讓熊廷弼非常憂慮，因為他和太子向來冇有任何交集，甚至都冇見過這位新任君主。這種情況的危害是顯見的，由於不為新君所知，新君想要對他有所看法與評價，就隻能依靠其他官員的讚、詆。一般來說，人緣越好、交往越廣，就越能得到新君的垂青，但熊廷弼顯然不是個有好人緣的人。
在神宗朝時，就因為他是湖廣楚人，熊廷弼便平白地遭到了以沈一貫為首的浙黨的無故打擊，而所謂的楚黨也不願意出來幫他說話。
儘管東林黨崛起之後，齊、楚、浙等三黨因為這個共同的敵人而聯合了起來，相互攻訐的情況日益減少了。但這個“三黨共敵”的攻擊**之盛，必黨同伐異而後快。
而且東林黨人向來以“忠正”自詡，在萬曆時便是堅定的太子黨，這就讓他們在皇帝剛即位時便靠著新君的眷寵占領了朝堂中樞的一係列重官要缺。
內閣一口氣補了五位閣員，其中劉一燝、韓爌等二人都是公認的東林黨人，而次輔葉向高也是東林黨的同情者。同時六部、一寺、一院、一司，九大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樞機部門中，也補了不少東林黨人進去，其中不乏二、三品的大員，一時風頭無兩。
就在熊廷弼一邊心下惴惴、一邊撩袍提筆準備對不斷攻訐自己的姚宗文發起反攻訐以自證清白的時候，一道聖旨從北京發到了瀋陽。聖旨很簡短，去掉那些官麵上的場麵話，核心內容就一件事兒：熊廷弼經遼有功，升職一級，賞銀百兩。
熊廷弼是粗人，不是傻人，他清楚這種小事兒根本冇必要明發上諭，讓通政司遞個通知過來就成了，新君此舉是在向外釋放一個信任他熊廷弼的信號。兩天後，印證這個猜想的邸報姍姍來遲。邸報上不僅記載了熊廷弼升職的事情，更載明瞭另一個人事變動。
那個長期與熊廷弼不合，處處與他作對的姚宗文被皇上去名奪職，貶為庶人了。因為姚宗文正在遼東檢閱兵馬。熊廷弼性格直率，從來不講什麼凡事留一線的道理，所以在得知這個訊息之後，他直接跑到姚宗文那裡去陰陽怪氣了一番，把本就心律失常、不知所措的姚宗文氣得昏厥了過去。
要知道，即便是神宗，也隻是在他被攻擊到要賭氣辭官時，進行了一番口頭上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