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的談判與溝通，主要由中英雙方的外交部門先行展開，進行初步的接洽與商議。
這項工作的核心擔子，落在了蔡大使以及使館內幾位經驗豐富的官員肩上，他們負責把控整體的談判方向，與英方代表進行首輪的正式對話。
顧從卿也有幸參與其中，不過他的角色更為特殊——會議上，他大部分時間都保持著沉默，目光卻如同精密的儀器，細緻地觀察著在場每一位英方代表的神態、語氣乃至細微的肢體動作。
同時，他要全神貫注地捕捉對方所說的每一個詞、每一句話，會後再將這些資訊進行係統的彙總、梳理與提煉，形成詳儘的記錄與分析。
這項工作旁人難以替代，隻因顧從卿的英語水平早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不僅流利精準，更能敏銳捕捉到語言背後潛藏的弦外之音，甚至比不少英國本土人更能領會那些微妙的表達。
可這樣的工作極其耗費心神，每一次會議都像一場高強度的腦力博弈。
散會時，顧從卿常常覺得大腦像被灌滿了鉛，連轉動一下都覺得吃力。
回到家，他往往一句話都不想說，倒頭就能睡上很久，彷彿隻有這樣，才能將透支的精力一點點補回來。
劉春曉看在眼裡，疼在心上，總會提前溫好湯，等他醒來時，遞上一碗熱乎的，輕聲說：“慢點來，彆太拚了。”
她也知道做些湯湯水水給他補一補了。
顧從卿接過湯碗，暖意順著喉嚨淌進心裡，隻笑笑說：“冇事，這活兒總得有人乾仔細了。”
他記下的每一句話，提煉的每一個要點，都可能成為後續談判中至關重要的參考。
這肩上的責任，容不得他有半分鬆懈。
今天談判會議室的長桌鋪著深綠色台呢，中英雙方代表分坐兩側，空氣裡瀰漫著咖啡的醇香，卻掩不住暗流湧動。
蔡大使坐在主位，神色沉穩，顧從卿則坐在稍側的位置，麵前攤著筆記本，指尖捏著鋼筆，目光看似平靜地掃過每一位英方代表。
英方首席代表說話時習慣輕敲桌麵，每到措辭猶豫處，食指的力度會不自覺加重。
旁邊的女秘書記錄時，若聽到敏感內容，會悄悄抬眼瞟向首席代表。
而那位負責經濟事務的官員，總在提到“香江金融地位”時刻意放緩語速，似乎想強調其特殊性。
這些細微的舉動，都被顧從卿飛快地記在本子邊緣，標註上“猶豫”“請示”“施壓”等字眼。
“關於過渡期的司法體係銜接，我方認為需要更細緻的方案。”
英方代表丟擲問題，語氣帶著試探。
顧從卿筆尖不停，將對方用詞裡的“需要”“更細緻”圈出來。
這表明他們並非完全反對，而是想爭取更多話語權。
顧從卿這一覺睡了十幾個小時，醒來時已是第二天中午。
陽光透過窗簾縫隙照在筆記本上，他忽然想起英方代表提到“香江市民意願”時的眼神閃爍，趕緊在報告裡補充：“需覈實英方是否暗中進行民意調查，警惕其以此為藉口拖延。”
蔡大使看到報告時，讚許地點頭：“你這雙眼睛比放大鏡還厲害。
他們確實在玩文字遊戲，這些細節不抓牢，談判很容易跑偏。”
又一次會議結束後，顧從卿在走廊遇見那位英方女秘書，對方笑著用流利的中文打招呼：“顧先生的英語真是地道，聽不出半點外國口音。”
顧從卿淡淡一笑：“語言隻是工具，重要的是傳遞準確的意思。
就像今天會上，貴方說‘理解華方立場’，但我們更希望聽到‘接受’。”
女秘書臉上的笑容僵了一瞬，匆匆點頭離開。
顧從卿望著她的背影，在心裡歎氣——這項工作就是如此，每一句話都像在走鋼絲，既要有精準的表達，又要有敏銳的洞察，稍有鬆懈就可能錯失關鍵資訊。
因為顧從卿最近整個人都很緊繃，土豆一有機會就湊到他跟前給他耍寶。
土豆湊過來，舉著英語課本：“哥，你看我這發音標不標準？”
他唸了段課文，那股東北味依舊頑固，卻比以前流利多了。
顧從卿聽著，忽然覺得輕鬆了些。
他揉了揉土豆的頭髮：“比那些談判代表真誠多了。”
至少，這孩子的話裡冇有彎彎繞繞，隻有實實在在的進步。
劉春曉端來湯碗：“快趁熱喝，補補你這費神的腦子。”
“你都快成了香江那邊的師奶了，聽說香江師奶個個煲的一手好湯。”
週末土豆和劉春曉休息，他們三本來打算出去野餐，但顧從卿又被緊急叫回了使館。
瞭解到大使的需求後，顧從卿回到辦公室找檔案。
顧從卿將整理好的英方訴求分析報告放在蔡大使桌上，指尖在“主權換治權”幾個字上重重一點。
“他們的核心想法就在這——表麵上歸還主權，實則想通過保留治權，繼續掌控香江的經濟和司法體係。
這從他們提出的‘過渡期英方保留行政主導權’條款就能看出來。”
蔡大使手指敲擊著桌麵，眼神銳利如鋒：“這是妄想。
主權和治權從來都是一體的，就像一個人的靈魂和軀體，豈能分割？
我們要的是完完整整的香江，不僅要在地圖上劃回來，更要在實際治理中說了算。”
下午，華英雙方進行了第37次非正式會議。
英方代表拿出一份厚厚的方案，語氣看似懇切。“我們理解中方對主權的重視，因此願意在名義上承認香江歸屬中國。
但考慮到其特殊的經濟地位，由英方繼續治理二十年，才能保證穩定，這對雙方都有利。”
顧從卿坐在旁邊，飛快記錄著對方的措辭——“名義上承認”“繼續治理”“二十年”，這些字眼像一根根刺，紮在紙上。
他注意到蔡大使的手指在桌下輕輕握成了拳，卻依舊保持著語調的平穩。
“先生們，”蔡大使將方案推了回去，聲音不大卻字字千鈞，“香江不是一件可以討價還價的商品。
1842年的《南京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現在我們要糾正這個錯誤，就必須糾正得徹底。
主權包括治權，這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冇有例外。”
休會時，顧從卿在茶水間遇到英方首席談判代表，對方遞來一杯咖啡，語氣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傲慢。
“顧先生，你們是不是太理想化了？
香江的治理需要經驗，你們目前的體製，恐怕難以駕馭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
顧從卿接過咖啡，指尖卻冇碰到杯壁，隻是淡淡一笑：“經驗是在實踐中積累的。
中國有句古話，‘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您怎麼知道我們不能讓香江更繁榮？
更何況，這是我們自己的地方，理應由我們自己來管，哪怕開頭難一點，也心甘情願。”
這場會議又吵吵嚷嚷的開了四個小時，雙方不斷的進行試探。
回到家，顧從卿把自己關在書房，對著鏡子一遍遍模擬談判場景。
劉春曉端來宵夜，“又在琢磨他們的話？”
“嗯，”顧從卿揉了揉眉心，“他們總拿‘治理能力’說事，其實就是不想放權。”
他拿起桌上的香江地圖，指尖劃過維多利亞港：“你看這裡，多少華人企業家在這裡紮根，多少內地貨物從這裡走向世界。
我們要的，就是讓這種聯絡更緊密，而不是被外人隔著一層手。”
“國內大領導的態度非常強硬，他上次跟蔡大使通話說，告訴英方，彆打‘主權換治權’的主意，這是紅線，誰也不能碰。
97年之後，香江的一切事務，必須由華國政府說了算。”
其實雙方的目標都很明確。
英方想保留的不是“治理權”，而是對這片土地的最後一點掌控欲。
而他們要爭取的，也不僅僅是一個條款，而是一個國家應有的底氣。
第二天的談判桌上，蔡大使當著所有人的麵，將“主權與治權不可分割”七個字寫在白板上，紅筆加粗，像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這是我們的底線，”他環視全場，目光堅定，“冇有商量的餘地。”